曾刚：低利率时代不仅是数值变化，更是经济运行逻辑的转变

　　原标题：专访曾刚：低利率时代不仅是数值变化，更是经济运行逻辑的转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欣 北京报道

　　“低利率时代不仅是数值变化，更是经济运行逻辑的转变。” 5月23日，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我国结构性低利率已在部分领域显现。尽管我国利率水平仍高于欧美极端低位，但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非息业务转型压力加剧，行业正面临从 “存贷依赖” 到 “综合服务” 的深层变革。

　　曾刚进一步分析，从利率绝对水平、实际利率视角及趋势走向看，国内利率环境呈现一定的低利率特征，但在潜在经济增长潜力以及科技创新等积极因素支撑下，远未进入欧美 “常态化超低利率” 阶段。在利率下行的同时，银行非息业务发展也遭遇了监管趋严、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如何实现转型？海外银行在资产负债管理、财富管理升级等方面的经验，为我国银行业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来源：受访者提供）

　　以下为采访问答实录：

　　《21世纪》：现在都说进入了低利率时代，如何定义低利率时代？从哪些维度考量？

　　曾刚：低利率时代是一个经济环境的描述，而非单一标准的明确界定。要全面理解这一概念，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考量：

　　一是利率绝对水平。最直观的特征是基准利率处于历史低位。当央行基准利率、国债收益率等关键指标持续维持在历史较低水平，通常被视为进入低利率环境。例如，日本长期维持接近零的利率，欧美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也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超低利率期。

　　二是实际利率视角。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得到的实际利率更具参考意义。当实际利率长期为负或接近于零，意味着资金成本实质降低，这是低利率时代的核心特征。

　　三是利率趋势。利率的走向比单一时点更重要。当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呈现长期下行趋势，且波动幅度减小，可视为进入低利率时代。这反映了结构性因素而非短期周期。

　　四是跨市场利率。不仅是央行基准利率，还包括银行间拆借利率、贷款利率、国债收益率等全面利率体系的整体下行。当各类利率产品普遍处于低位，意味着低利率环境已深入经济各层面。

　　五是形成原因。低利率时代通常源于人口老龄化、全球化、产能过剩、科技进步等深层次结构性因素，而非仅由货币政策主导。这些因素导致全球储蓄过剩、投资需求不足，进而形成低利率环境。

　　六是影响广度。低利率对经济各领域产生全面影响，包括资产价格上涨、投资偏好转变、债务水平上升等。当这些现象成为经济常态，意味着低利率时代已经形成。

　　总之，低利率时代不仅是数值上的变化，更是经济运行逻辑的转变，对投资决策、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21世纪》：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低利率时代吗？对标国际，是已经到了还是未真正到来？

　　曾刚：近年来，我国利率持续下行，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小微企业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等均处在历史低位，部分短期国债收益甚至逼近或跌破2%。从绝对水平和近年趋势来看，国内利率环境显著宽松，体现出一定的低利率特征。

　　从低利率长期的走势看，我国依然存在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人口老龄化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以及科技创新潜力不断增强等有利因素支撑。此外，人民币国际化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等都会制约利率长期下探空间。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利率整体仍处于下行区间，结构性低利率已在部分领域显现，但远未像欧美等国那样达到极端低位的“常态化”阶段。未来，随着经济增长趋缓、人口结构变化和国际金融环境演变，我国利率环境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变化。

　　《21世纪》：国内银行当前发展非息业务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曾刚：在低利率环境下，发展非息业务已成为银行业转型的必然选择，但面临多重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监管趋严与合规压力。近年来，资管新规、理财新规等政策陆续出台，严格规范了表外业务、理财产品销售等非息业务领域，相关收入增长空间放缓；此外，在减费让利背景下，监管推动银行服务收费持续下降，也限制了银行手续费佣金收入的增长。

　　二是行业竞争加剧。券商、基金、互联网金融平台等非银金融机构在财富管理、支付结算等领域形成强大竞争力，蚕食银行传统优势领域。特别是互联网科技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和用户流量在支付、理财等领域快速渗透。

　　三是业务资质受限，专业人才短缺。非息业务如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领域一方面要求获得专门的牌照（如理财公司、AIC等），多数银行难以获得；另一方面要求从业人员具备高度专业性和市场敏感度，而国内银行长期偏重传统信贷业务，缺乏这类复合型人才，人才培养周期长且流失率高。

　　四是盈利模式转型困难。从传统存贷利差到综合金融服务提供商的转型要求银行重构业务流程、重塑组织架构、重建风控体系，这种深层次变革面临组织惯性和内部阻力。

　　五是科技能力不足。数字化转型要求银行具备强大的技术基础设施和数据分析能力，但多数银行IT架构老旧、数据孤岛严重，难以支撑精准营销、智能风控等现代非息业务需求。

　　《21世纪》：海外银行有哪些穿越低利率周期的经验在中国可以落地实现的，可否举例？

　　曾刚：海外银行在应对低利率环境时积累了丰富经验，其中部分做法具有在中国落地的可行性：

　　一是精细化资产负债管理。通过优化资产期限结构、强化负债成本控制实现息差稳定。中国银行业可借鉴其精细化定价模型、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机制，根据国内实际情况构建更灵活的利率敏感性管理体系。

　　二是场景与生态建设。打造全渠道零售模式，通过场景化金融服务增强客户黏性。银行业可在围绕客户场景变化趋势，结合自身优势，构建特色化、差异化的场景金融生态。

　　三是财富管理升级。在低利率环境下大力发展财富管理业务，通过提供全周期资产配置服务创造稳定收入。中国居民资产配置多元化需求正在增长，银行可依托渠道优势和客户信任度，提供本土化的财富管理服务。

　　四是特色化公司金融。围绕目标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跨境金融解决方案。中国银行业可针对“专精特新”企业、产业链核心企业等细分市场，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包，实现差异化竞争。

　　五是科技赋能运营。通过科技建设和数字化转型，实现成本控制与服务提升。中国银行业正处于数字化转型关键期，可借鉴其在AI风控、区块链结算等领域的实践经验，提升运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