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究竟值不值得信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是热门的话题。
我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有患者现身说法:得了某种疑难杂症,去大医院花了很多钱都治不好,本已心灰意冷,抱着最后试一试的态度找到某位中医,开了几副药,结果“起死回生”。
有人甚至坚信现代医学搞那么多精密仪器,动不动就让患者做检查,就是为了骗钱,完全不如中医实在,认为中医完胜现代医学。
毋庸置疑的是,中医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结晶,其中精华的部分,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讲一个可能并不客观的观点:古代中医中可取的部分,其实只占笼统的中医概念的一小撮。其中大部分,我们称之为“糟粕”可能也不过分。
《本草纲目》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医典籍之一,凡事都有好坏两面,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却能很好地回答我们的问题。
不知大伙是否还有印象:疫情期间,号称由古方而来的连花清瘟胶囊据称对治疗病情有奇效,成为一代“神药”,价格一度被炒至百多元一盒。可相当多的人却把此药视作洪水猛兽:且不提药效,据说连花清瘟胶囊从研发到生产只用了短短15天!
所谓“是药三分毒”,人们对药品的态度非常谨慎,尤其是一种新药上市,通常要经过反复的临床试验,在保证疗效的同时也要确保副作用不会对人体造成巨大伤害。
美国在疫情中的表现非常糟糕,但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一种新药上市,审批周期通常在10个月左右;即便进入“快速通道”的药品,起码也需半年。
而根据网上的说法:咱们国家对药品的管制更加严格,一种中药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需要4年左右的周期,连花清瘟只用了15天,这显然有些太短了,怎么能够确保疗效呢?
如果用上述逻辑审视,我们便会发现古代中医其实要离谱得多。
《本草纲目》全书共52卷,记载了1892种药物,收录医方一万多首,无疑是一部医药巨著。
李时珍编写《本草纲目》用时27年,每年收录70种药物。也就是说,李时珍从发现到确定一种药的疗效,再到将其写进书里,这个周期平均只有5天,是连花清瘟胶囊研发生产周期的1/3!
不仅如此,书中充斥着大量令人费解的“怪药”,咱们在这举几个例子。
倘若您看到有人上吊,发现死者下方出现一些木炭一样的物质,一定要抓紧收集起来——这可是种极其稀有的珍贵药材,《本草纲目》人部第五十二卷中称之为“人魄”。
据说将“人魄”就水服下,可以起到镇定剂的作用,不过此药可遇而不可求,倘若不及时收集起来,它就会渗入地下消失。
可问题来了,在自然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已知这个世界是唯物的,鬼神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人也没有所谓的“魂魄”,那么李时珍是如何发现有这样的药材,还探明其疗效的呢?
此外,书中有一些方子非常重口味,例如治疗尿床,他提出可以盛一碗热米饭倒在尿床处,充分搅拌后让患者吃下,并且一定不能让患者知道。
再如治疗眼病,他提出可以采集蝙蝠的排泄物,让患者服下,药到病除。
书中将蝙蝠排泄物称为“夜明砂”,根据现代医学研究,其中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A,对治疗夜盲症等病症的确有效,可古代中医认为蝙蝠粪便能治眼疾的理论基础却是“以形补形”,实属是歪打正着。
李时珍可能并不知道,蝙蝠其实并不以视力见长,只是觉得这种动物昼伏夜出,在黑夜中也可行动自如,便认为它一定视力惊人。
如果说上述几个方子是在“缺什么补什么”的指导思想下想出来的,还算有情可原,接下来这味药不但恶心重口,更是莫名其妙,完全找不出其逻辑。
《本草纲目》中写道:找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头,一直给他喂蜂蜜,不让他吃其他食物,直到死去。将其封进盛满蜂蜜的石棺,百年后便可形成“蜜人”。
“蜜人”有何药效?若按照此前治疗尿床的逻辑,相信大伙儿会以为它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然而并非如此——从“蜜人”身上切下一块吃下,对治疗跌打损伤有奇效……
再如,牙疼怎么办?找一匹白马,取其粪便泡水,含在嘴里,用不了三口就能治愈——这都哪跟哪啊……不仅如此,白马的粪汁的用途非常广泛,狂饮一升,对治疗一切漏疾都有良效。
总而言之,《本草纲目》中充满了无数这样的奇葩药材和药方,阅读时难免不会想象,这些该不会是有些坏心眼的人故意写进去,用来抹黑李时珍的吧?
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只要重新定义《本草纲目》的性质即可——此书其实并不是一部严谨的医学著作,李时珍在其中收录了大量道听途说而来的偏方,并且很可能完全未对这些药品和药方的效果进行过验证。
李时珍大概是出于“宁滥勿缺”的想法,把《本草纲目》打造成一部“百科全书”,为世人提供全方位的治疗疑难杂症的思路,可此举却让书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也就是说,《本草纲目》其实就是一部披着中医外皮的《聊斋志异》。
作为中国古代中医具有代表性的“集大成”之作,以管窥豹,《本草纲目》尚且如此,古代中医的本来面目也不难想象的。
实际上,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时算得上非常收敛了,在医药领域,古人的态度基本就是“只要是个东西就能拿来治病”——就算这东西不是药,也得研究出药用价值。
北宋名医王怀隐、集贤殿修撰王祐奉旨编写《太平圣惠方》用时14年,记载了16834种药材,平均每天就要编入3种药材。
宋徽宗赵佶敕编的《政和圣济总录》成书历时约6年,其中记载有药材近2万种……
某种角度来看,古代中医实则算不上是一个严谨的医学体系,它本质上是古人对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古代的许多医生其实根本弄不明白一些疾病的发病原理,所谓“五行相克”,他们治病的理论依据其实就是“一物降一物”。
笔者此前曾写过文章阐述了一种观点: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停止了本质上的革新,所谓的发展,就是将已有的东西不断改良,缺乏突破。
就拿建筑来说:直到清朝清朝灭亡,古典建筑的结构与春秋战国乃至更早的时期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建筑工艺的提升,使得建筑看上去更加精巧,宏伟壮观。
反而越到后来,宫殿的规模反而越小了,有观点认为:那些能够用来建造庞大建筑的巨木被消耗完了,而建筑技术始终没有突破,所以到了明清,人们无法修建像汉唐那样巨大的宫殿了。
古代中医也是如此,受限于理念和发展思路,古代医者并没有从本质上去研究疾病,而是更加侧重于经验的总结,因此没能形成严谨可靠的科学体系。
值得说明的是,笔者并非因此唱衰中医,贬低中华文化。
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其实无需回避,强行夸大古代中医的价值。
笔者在文章中一直用“古代中医”这个说法,它与“中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凡事都有好坏两面,并且在不停地发展,如今我们所说的中医,可以被理解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部分,早已实现了脱胎换骨。在现代科学理论的支撑下,现代中医对病理有了深入了解和研究,真正做到了“对症下药”。
其次,古代医学的荒唐实则不分东西。
笔者前几天刚在文章中写道,古代欧洲医生实则更加荒唐,他们沉迷于横死之人残存“生命力”的疗效,把人体的“药用价值”开发到了极致。理论上讲,他们能够把一具尸体从头发到脂肪,消耗得连骨头渣都不剩一粒。
最后,现代中西医其实并不冲突,我们在讨论彼此时不必怀着“谁优谁劣”的想法,一定要证明“中医比现代西医更高深,能治后者治不好的病”之类的观点。
某种意义上讲,中西医的原理是一样的:无非选对药,治好病罢了——用对办法,解决问题,这难道不是我们处理一切麻烦的基本逻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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