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云 | 概念史及其研究方法

何谓概念史？如何研究概念史？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已有很多论述和研究实例。德国概念史家科塞雷克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用‘概念史’（conceptualhistory）来指代历史科学研究中的一种设想。它不再把语言视作所谓真实性的附带现象（即卡尔·马克思所言，‘存在决定意识’），而是认为，在对世界或社会不拥有任何体验与知识的前提下，语言是在方法论上不可追问的最后要素……对于概念史而言，语言一方面是此前已被发现的‘事实’的指示器，另一方面又是发现这种事实的因素。概念史既非‘唯物主义的’，又非‘唯心主义的’。它关注的问题既包括哪些体验与实情被带入到概念中，又包括这些体验或实情是如何被概念化的。在这一意义上，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

方维规教授在他的一系列著作特别是《什么是概念史》一书中，对概念史的历史、派分及其新近发展与未来走向作了系统扼要的解说：“一般而论，概念史、观念史或关键词研究，都可用‘历史语义学’来称谓。”概念史作为历史语义研究的一个范式，主要围绕概念—词语—事物讨论问题，“关注一些特殊的、重要的词汇，既审视语言符号的形式又探究其语义和作用，并在这两个层面上描述和勾勒一个概念的常态、断裂及其变化”。概念史“率先在德国登上学术宝座并获得国际声誉”。在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旨趣、方法和价值充分体现于主要由科塞雷克领衔编纂的《历史基本概念》，其“主导思想是，通过查考概念的变迁来解析旧世界的解体和新世界的诞生，不仅呈现历史上的概念界定，而且竭力重构与之相关的经验场域”。

在每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可能都存在着某种前后状况迥异的过渡期，科塞雷克称之为“鞍型期”（Sattelzeit）。“鞍型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许多中心概念的诞生，即某些概念从其多样性（复数）向单一性（单数）的过渡，经历了不断抽象的不同阶段，使新旧含义附着于同一个概念，或者旧词义退场，新内涵出现。科塞雷克称之为“复合单数”。科塞雷克强调要把“基本概念”或“主导概念”作为概念史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连通各种经验和期待，从而成为特定时代最迫切的焦点问题”，因此必须“厘定它们的多重含义、内在矛盾及其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应用”；“关键是把握概念网络中的大概念、下属概念、对立概念等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以揭示概念的内在语义结构。唯其如此，固能彰显一些特定概念的建构能量，否则无法真正理解文本或语境”。

概念史与社会史的关系是科氏史学方法思考的中心点。科氏的著名信条是，“历史和社会基本概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而且是能够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概念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在他看来，任何历史都是由行动之人的经验和期待构成的，政治和社会的基本概念，都蕴含着过去的经验、现在的体验和对未来的期待，这就生发出科氏分析概念时所依托的两个重要范畴：“经验空间”与“期待视野”。近代以来，经验和期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许多概念的经验内涵逐渐减弱，塑造现实的政治诉求越来越重。概念具有记录经验和催生经验的功能，因此就有事实在先、概念在后与概念在先、事实在后两种现象。科氏将前者称为“表征”（Indikator），是记录时代变迁的显示器；后者叫作“因素”（Faktor），通过利益交关的语言行为来重新评价和谋划现实，是推动历史或塑造历史的能量动力。

方维规不仅归纳了以科塞雷克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的基本内容和关键概念，也指出其研究进路及其局限。“科氏概念史方法，旨在从概念的含义变化入手，厘清过去的历史经验。”“从词语入手考析概念，并从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储存其中的历史经验之可描述性的理论预设出发，专注于经过历史考验而流传下来的概念，显露出两个系统上的盲点：它既排除了那些不以特定概念（或对立概念）为依托的知识，又舍弃了其他语言表述所传达的知识。”德国概念史研究方法应用的背景主要是德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经验，但是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语境下，德国概念史的理论和方法是否还适用？不少学者对此问题都有所思考。其中，孙江肯定了德国概念史研究方法能够成为诠释中国“近代”的方法，但同时强调中国以及东亚的历史传统和近代语境。

孙江曾言“裔出德国的概念史告诉我们，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概念史”，并以法国汉学家于连所著的《势：中国效力的历史》以及中国台湾学者张寿安的论文《专门之学：钩沉传统学术分化的一条线索》为例，指出“于连和张寿安的研究分别揭示了与西方现代知识相对应的中国知识叙述的可能性”，但是“与德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概念史研究还具有跨文化特质，这是德国概念史未曾尝试过的”。16世纪以降，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翻译文化”或“跨语际实践”的时代，并且中日之间还经历了以汉字为媒介的“概念旅行”。概念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文本，文本当然也有很多种，包括翻译文本、教科书等。“与概念和文本相关的制度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概念、文本、制度是展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切入口，其他还有诸如‘文体’、‘图像’等路径可寻”。

借鉴德国的概念史，自然无法绕开科塞雷克提出的衡量“历史性基础概念”（方维规译作“历史基本概念”）的“四化”标准——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时代化（Verzeitlichung）、可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barkeit）、政治化（Politisierung）。孙江认为科氏提出的这个“四化”标准只能适用于他所界定的“鞍型期”，不可随意套用到中国研究上，并对其进行修正，提出了研究中国概念史的“四化”标准——标准化（standardization）、通俗化（popularization）、政治化（politicization）、衍生化（derivatization）。

19世纪中叶以降，东亚地区受西方列强势力的强烈冲击，形成一个类似于科塞雷克所谓的“鞍型期”，学术界早就以多种视角和方法对这一段历史展开研究。除了较为老套的思想史范式，还有受洛夫乔伊的“观念史”、威廉斯的“关键词”以及以波考克、斯金纳等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等各种研究范式影响的进路。冯天瑜先生则希望接续传统的训诂学，提倡“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路径，并著《“封建”考论》以为示范。类似方式的研究也体现于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以及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尽管各有说法，但是按照方维规对“历史语义学”的理解，这些著作基本上都可以归属历史语义学的研究范畴。

历史语义学通常聚焦于词语，但概念不等于词语，因此若以词语为线索来钩稽概念难免存在局限。斯金纳曾批评威廉斯不能清楚地区分词语和概念——他以威廉斯讨论“自然”这个词语为例，说弥尔顿认为诗人的原创性极为重要，但他从未使用过“原创性”（originality）一词，这个词在弥尔顿死后一百余年也未出现于英语中。从历时性角度来看，尽管尚未出现后来较为固定指代某一概念的词语，但是这个概念早已存在。在共时性方面，同一概念可能表现为多个不同或近似的词语。如五四时期，民主（democracy）概念就有“民主”“民权”“平民主义”“庶民主义”等多种指称或译语。如果对此不察，仅以“民主”一词检索数据库，进而分析其出处文本乃至语境，所得结论终究还是片面的。这也是方维规批评科塞雷克从词语入手考析概念这一方法的局限所在。反之，名词相同而言人人殊的情形也比比皆是。对此，桑兵颇有警示：“应当探究历史以把握概念，而不要以概念勾连历史。前者注意物事和概念渊源流变的错综复杂，通过梳理所有的史事把握概念的发生衍化以及约定俗成，后者则假定古今中外能够一以贯之，由名词连缀史事。”

由此看来，研究政治学概念史应避免使用通过检索“政治学”并以此勾连排比片段史料的方法，就像研究文学概念史不应首先从“文学”入手一样，因为这个译名是后出的。如果对“政治学”这个译名往前追溯，那么它有可能是指我们后来所理解的法学知识领域，就像《文学兴国策》（1896年）中的“文学”其实是对应于“education”。因此，如果从后来人们对于某一学科关涉对象的普遍共识来说，研究法学史反而要追溯到“政治学”，研究教育概念史反而要追溯到这里提到的“文学”；同样的道理，研究政治学也只能从关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宽泛概念出发往前追溯，看看早期的人们是如何认识与谈论关于政治的话题。但是这样一来也将面临从何入手的问题，如前文提及钱穆认为中国儒家之学必以政治治平大道为归宿，非兼通四库，即不能通知中国之政治，那么如何能够从如此广大的知识思想仓库里提炼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概念呢，还有应该如何确定提炼的标准呢？

其实，无论是德国的概念史还是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或者是法国的“话语分析”，都有各自的方法论前提，也不可避免彼此互视的局限性，但都应成为我们学习与参考的对象。比如，剑桥学派重视文本、语境和修辞的综合分析，对于习惯于考索主要思想家的经典文本是一大突破，而概念史关于“表征”和“因素”的分别则提示我们既往的研究过于关注概念（更多是等同于名词）的语义纷歧及其变化，也即其“表征”或“显示器”的一面，而较为忽视概念的“因素”一面。鉴于此，以下各章的论述力求贯通史实，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政治学概念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指称及其含义。

摘自孙宏云《政治学》，“学衡尔雅文库”，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版，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