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海：以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全方位扩大内需

于春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5月15日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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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扩大内需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战略支点，也是引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必然选择。当前，面对复杂严峻、呈现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促进内需全方位、可持续增长，具有了更大的迫切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由此，作为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着力点，“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国并不是简单的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种类、质量和服务没有跟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外流。全方位扩大内需，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从需求与供给联动的角度来看，消费是终端需求，投资是沟通终端需求与供给的关键。因此，必须在消费与投资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更好统筹投资和消费，扩大消费基础设施、消费服务功能提升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有效投资，推动实现投资效益提高和消费扩容升级的良性互促。以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以高质量供给提升消费品质、创造有效需求，以提升社会保障和优化消费环境增强消费意愿。在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内需全方位、可持续扩张。

一、消费和投资割裂的历史逻辑与问题

作为总需求的两个重要成分，消费和投资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和重要性无需多说。但是在实践中，经常存在关于消费和投资谁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抓手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推进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饱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有限，过去依靠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应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消费本身不能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要靠投资增加、要素投入或技术进步才能提高经济潜在增速。

在学理上，消费和投资从来都不是割裂的，消费的升级能够有效带动供给端的产业升级、催生新的投资需求，而高质量的投资也有助于提升消费潜力和加快消费潜力的释放。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消费需求的扩大会引发相应的生产需求，进而带动企业生产和投资增长，消费升级亦能有效带动投资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投资具有双重属性，短期中直接带来总需求的增长，长期中则可以改变国内供给的数量和结构，为更好地满足消费需求增长奠定基础。此外，投资增长会带来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增长，进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促进消费增长。高质量的投资还能够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但是，在特定的资源禀赋条件、体制机制安排、国际环境以及发展战略下，消费和投资之间会出现总量和结构维度的矛盾，使得二者相互促进的机制中断，再生产也难以为继，宏观经济运行陷入困境。消费需求不足时，投资和社会生产会陷入低效重复甚至过剩状态，导致企业效率滑坡，影响劳动者报酬和消费增长；若有效投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就没有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会制约相关消费需求的实现，导致需求外溢，投资缺乏消费的支撑而难以为继。

长期以来，我国内需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改革开放初期，商品与服务生产能力严重短缺，当时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供不应求，生产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力量加大各行各业的投资，弥补产能，促进生产和供应的平衡，无疑是必须的。但是在产能缺口已经补齐，供应与需求基本平衡之后，就必须依据新的经济形势及时调整增长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宏观经济就开始出现所谓的“结构性过剩”问题，国内供给和国内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不断加剧。

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加速发展，为我国解决国内供求结构失衡提供了机遇。随着我国经济不断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演变为以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的互动关系驱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投资与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被割裂。在资本形成率提升的同时，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2023年，我国的投资率为42.1%，虽然较2011年的历史高点下降了5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在国际横向比较中依然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2023年，最终消费占我国GDP的比重为55.7%，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9.2%。相比于2010年的历史低点34.6%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但是横向比较看，依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

面对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基于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的互动关系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我国巨大的国内消费增长潜力来自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消费占比偏低意味着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投资增长与出口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意味着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实现高水平动态平衡的能力不足，宏观经济面对各种外部冲击和风险的脆弱性较高。无论是为了维持宏观经济短期稳定，还是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都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二、统筹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必要性

投资和消费哪个更重要的争议，割裂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均衡需要建立在总供给质量和总需求质量不断提升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把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高质量的供给创造高质量的需求，用高质量的需求牵引高质量的供给。无论是统筹总供给和总需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还是实现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消费和投资之间的良性互动都是关键的抓手。

构建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既是为了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形态逐渐从单一化、固定化转向多元化、分层化，消费方式逐渐从线下转为线上，消费对象逐渐向服务消费倾斜，消费目的从生存型消费转为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面对这些变化，投资需要更具针对性，同时也要具有前瞻性，从而实现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平衡。故此，不应仅从短期、静态的角度看待消费，更不应将消费局限在总需求管理的角度，而应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出发，不断迭代出新型的、丰富的、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为有效投资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基础和方向。

新时代，我国必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第一，扩大消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和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必然选择，也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要求。第二，消费倾向、消费习惯、消费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具有较强的惯性和持久性。提升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第三，消费需求的变动将促使企业调整生产、创新技术、优化服务方式，引导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重新配置，推动实现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第四，随着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居民消费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消费潜力的不断释放，能够引导生产向纵深发展，推动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增加，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推动势能。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促进消费、生产和流通的深度融合，推动消费的智能化、个性化，形成消费驱动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动供给端变革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五，消费的合理增长也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消费水平的提升可以带来更好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强调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弱化投资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的重要性。消费增长依赖于高质量就业、高水平社会保障、新型城镇化以及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供给，这些都是供给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随着我国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不能仍将投资作为传统的短期需求因素、传统增长动能考虑，应该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逻辑下，通过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推动供给结构的优化。把优化产业投资结构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结合，从而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促进供给结构升级。唯有如此，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发挥出来。所以说，强调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必然要求更有效地发挥投资对供给结构的优化作用。

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仅是长期战略之举，也是短期的迫切需求。那么，如何才能提振消费需求？这涉及三个维度：一是有没有消费能力，也就是收入问题；二是有没有消费意愿，也就是信心问题；三是有没有适合消费需求的供给，也就是供给和消费需求之间的适配性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持续增长，依赖于通过投资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为了完善社会保障和提升消费信心，需要增加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改变生产结构，增加高品质、个性化商品及优质服务的供给，提升供给体系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适配性。就业结构的改善和就业稳定性的提高，推进新型城镇化，都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所有这些方面都反映出投资方向和结构的优化，是决定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能否发挥出来的关键。

因此，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不应局限于消费与投资哪个更重要，仅仅采取总量方面的刺激政策，而是要更好地统筹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时采取措施打通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堵点，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推动二者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使宏观经济达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三、“投资于人”实现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

统筹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关系，需要强化宏观政策的民生导向，推动更多资金“投资于人”。投资不仅是当下需求因素，更是影响未来产能、结构和效率的因素。人是消费主体，更是创新源泉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投资于人”就是要建立消费—投资—创新的互动机制，统筹总需求和总供给，兼顾宏观经济短期动态平衡和长期高质量增长，在有效益投资与有潜能消费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夯实消费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和民生福利改善的长期基础。

将投资导向人的多维度需求、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创新和高质量增长，在民生改善和高质量增长之间，在宏观经济短期平衡和长期可持续增长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和相互牵引。实物投资量的形成，生产规模的扩大，各种硬件基础设施的增加，在直接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自然会带来就业、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以及民生福利的改善。但是，过于注重物的投资以及整体产能的扩张，可能会带来国内供求之间的失衡，特别是国内供给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即国内供给结构不能适应动态变化的国内消费需求结构。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改善民生福利的要求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将越发强烈，这表现为对高质量、高品质和有保障的生活的追求。居民消费增长将是包括数量增长、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在内的多维度的动态变化。居民消费增长所受到的约束将会更多，特别是高质量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供给不足。

“投资于人”有助于破解居民消费增长困境。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不仅有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影响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因素，而且还有投资结构和供给结构等既影响就业和收入、也影响供给种类的因素。因此，为了提振居民消费，需要的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解决方案。在收入、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换言之，这就是用民生建设促进收入、用收入增长促进消费能力和意愿。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通过增加就业和提高保障来实现收入增长和信心提升。在供给方面，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满足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服务消费需求。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求将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

长期来看，高质量发展是消费持续增长和民生福利持续改善的基础。推进高质量发展战略，需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这个当中的核心依然还是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最积极的因素。增加育儿补贴和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等，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增加人口的数量。提升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更好地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推动建立终身学习机制，有助于不断提升人口的质量。这都要求将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不仅能够培育和增加新的人力资本，而且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激发创新潜力，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统筹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在本质上要求以美好生活为导向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实现有效匹配、动态平衡。不同的投资方向和结构导致不同的供给结构。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就是要把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结合，从而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促进供给结构的动态变化。通过投资方向和结构的调整，推动国内供给结构更好地适应消费形态、消费方式、消费对象和消费目的的变化。为此，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让企业能够根据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产出，高效地做出市场进入和退出决策。一是政府牵头并协同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共同出资成立担保机构，构建共同赋能、共担风险的高效融资支持机制，帮助民营企业有效突破融资难、融资贵等约束。二是消除市场壁垒，打通产业链堵点与卡点。放宽市场准入，加快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减少审批限制和行业准入壁垒。消除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隐性歧视，保证国企、民企和外企的同等待遇。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分割壁垒，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充分发掘消费潜力所需要的“供给”，不仅包括优质产品和服务自身的供给，还包括消费制度环境和配套服务的供给。这就要求通过有效投资来打通消费与流通和分配各环节的堵点和卡点。首先是完善市场消费环境，提升居民“愿消费”的意识。为此，一是通过投资夯实消费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强化存量片区改造与支持消费新场景发展的硬件功能衔接。加快推进农村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加强乡村物流对城乡生产与消费的衔接。二是通过投资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多层次市场，形成多层级消费中心空间，包括全国性和省级消费中心、市级消费中心和区县特色消费中心。三是通过投资促进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市场业态创新。持续推进数字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引育集聚新型消费龙头企业，用活用好多元化线上数字化平台。四是通过投资推动乡村空间的现代化建设。以乡村需求的巨大潜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出消费增长的有利条件。

其次是改善分配环节，提升居民“能消费”的潜力。个人消费力依赖于收入水平，而社会消费力则决定于社会分配关系。一般认为，劳动收入的消费倾向要明显高于资本收入，提升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提升消费潜力的关键。为此，一是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稳住就业基本盘。建立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机制，明确投资的重点领域和投资方向，确保资金流向基础设施、民生工程和生态环保等关键领域；创新投资引导机制，通过政府资金的合理引导，撬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推动经济增长与消费市场的同步提升。二是引导投资向产业升级方向倾斜。强化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产业升级效应，通过财政等手段激励和引导企业对新技术的投资更多偏向产业升级，而不是偏向替代劳动力就业岗位。三是增加提升劳动力素质的投资。引导公共投资和企业投资更多地向提升劳动力素质的方向倾斜，使劳动者在数字经济中找到就业和发展空间，从而用新的就业形态来弥补传统就业岗位不足。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好几对重要关系》，《求是》，2025年第5期。

②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22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