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设下的局：《内沙》里的理想主义者如何被系统性吞噬

文| 巫英蛟

《内沙》没有戏剧性的冲突结构——它慢，它冷，它沉默到几近寂灭。然而，导演杨弋枢却用冷峻的镜头为当代中国完成了一次干净利落的社会学解剖。影片逼迫观众直面一个尴尬而真实的事实：我们所处的时代，不需要刀光剑影也足以让人崩溃、绝望。

影片中的汤老师经营一座有机农场，拒绝高投入、高污染、高科技。他试图用土地与人之间最温柔的连接，构筑一套脱离现代主流体系的理想生活图景。然而，现实很快将这份理想击得粉碎：农场经营失败，理想主义的社会实践最终沦为一场缓慢的自我消耗。

这出悲剧发生在长江入海口的一座冲积岛——内沙岛。其空间设定本身就带有某种隐喻意味：内沙岛由长江泥沙历经漫长岁月沉积而成，汤老师的悲剧何尝不是一种历史沉积物？

宋襄公行仁义而亡，汤老师做有机而败。两起相隔两千余年的失败，看似遥远，实则同属一物，一种绝望的结构性的失败绵延、沉积至今。这样的结构绝仁义，奋私智，没有掌握精密计算术的人实难立足其间。没错，这就是历史终结后的中国。

汤老师建设的有机农场，既是生产方式的实验田，也是一个理想主义乌托邦。虽然导演在影片中指向的是有机农业，但它其实只是一个载体，换成乡建同样成立，换成吃斋念佛也未尝不可，都象征着一种想象性逃逸。当城市生活陷入快节奏、原子化的异化状态，乡建、有机、打坐成了一种浪漫化的对抗方式。

这样一种活法，看似主动选择，实则退无可退。当看到衣着朴素沉默少言的小余来到城市从一群盛装艳抹的年轻人身旁擦肩而过，当看到她陪母亲回到故土被精算师嫂子赶走，我不禁暗叹：或许，内沙岛是她仅剩的选项——城市容不下她，乡村接不住她。

小余所谓的“自我选择”，从头到尾都被框定在一个没有出路的社会框架内。小余是你，小余是我，小余是当下数以千万计年轻人的缩影。她逃了出来，落脚内沙，而小李小王小张仍在城中当牛做马，苟延残喘。

然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这样的逃离注定是徒劳的。汤老师经营的有机农场也注定要失败——不仅因资金、运营等现实困境，更因其本质上无法真正与脚下的土地建立紧密联系。

即便汤老师手握50年租期，即便他有雄厚资金，也未必能坚持下去。说到这里，不妨分享一个我不久前调查采访过的真实案例。

在江苏盐城，于淮河入海口堆积而成的河心盐碱地寸草不生，毫无利用价值。一位企业家来到这里，租下1700亩盐碱地，租期30年。他立志要做有机农业。数年后，他硬生生将这片盐碱地改良为可耕土地。然而，很快，现实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农民伯伯”们集体出场，粗暴瓜分了他的租地。一位村民仅靠转租抢来的土地，便净赚百万。

秦制始，历史终。自那以后的中国利用其稳定惯性塑造了一群又一群，一代又一代狡黠诡诈之徒。今天，若一个美国人突降中国，定会手足无措；反之，今天任何一个村民穿越回秦皇汉武时代，恐怕会如鱼得水般自然。所以，影片中有一个场景与其说是村民堵汤老师的路，不如说是当代中国在堵汤老师的路，更不如说是数千年中国历史在堵汤老师的路。

在一个弃仁义、争首功、奋私智的时代，耻渡乌江的楚霸王尚且无法终结这一可怕的历史惯性，《内沙》中的汤老师又如何做到这在强大惯性的冲击性下岿然不动。

汤老师的有机农场，跟现实中的不少“精英化返乡”项目一样，最终只落得一地鸡毛。但也不能说完全一无所获，至少酣畅淋漓地接受了一次来自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个历史结构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可以不动声色地定向选择一群人必须失败。它只要持续运行，就会不断排除异类。《内沙》所讲述的，不止是一个农场的幻灭，而是这个社会如何让所有敢于相信别的“另一种可能”的人，在不动声色中幻灭。

这就是《内沙》里的中国，它的昨天与今天，被压缩进两个小时的影像中反复回响。那么，明天呢？

若要寻找未来的可能，必须将视线转向主角小余——她是影片中的未知数，是一个尚未被结构完全吞噬的变量。

影片中朱教授酒后吐真言，他来农场对小余观察了很久，说小余是最纯真的人。即便是有着所谓理想追求的汤老师，在不得已的时候很快就通过计算得出：杀牛抵账乃最优解。

牛死了，端上餐桌，汤老师和朱教授、村长大快朵颐。只剩小余一言不发独自流泪。影片中多次出现小余与牛对话的镜头，甚至第一个镜头就是小余在牛棚里给牛悉心喂草的场景。当台风袭来吹倒牛棚，小余第一时间赶来，温柔地低声安慰那头惊恐的牛：别怕，别怕。

显然，只有尚未掌握生存精算术的小孩子才会这样。她的纯真让观众在这部冷寂的影片中感受到了仅有的一丝温暖。所以，耶稣基督发出这样的教导：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影片最后，有机农场已被转卖，小余牵着仅剩的一头牛来到江边，她坐下来告诉牛：我们就在这儿吧。这儿就像天堂，没有纷争，没有算计，只有天空，只有大地，只有树，只有风……

导演在此处留白，没有交代小余接下来何去何从。其实，我也不敢去想。只愿上帝保佑小余，守护这微弱但尚未熄灭的生而为人的“另一种可能”。

老实说，这样的电影本身就设有一道无形的门槛。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觉得它沉闷无趣，就像贝拉·塔尔的《都灵之马》那样令人难以忍受的“无趣”。但只要一个人还在思考，哪怕是在绝望中挣扎着思考，他就不可能对片中那些隐而未言、言而未尽的痛无动于衷。

《内沙》于2024年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新风单元国际首映，随后经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巡展机制推荐，亮相匈牙利米什科尔兹国际电影节“聚焦中国”(CHINA FOCUS)单元进行展映。2021年，还在剧本阶段的《内沙》就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创作中项目单元。

即便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内沙》依然难以迎合所有人的审美趣味，正如“手撕鬼子”依旧拥有它的市场。但必须说明的是，《内沙》所呈现的远不止本文所探讨的这些层面。比如，备受讨论的“女性视角”，又如具体而微的“有机农业”实践，乃至那条我尚未展开叙述的关键线索——曾“被精神病”的小余母亲，都构成了影片不可忽视的面向。

好电影如好小说，从不甘于被简单分类、粗暴归纳。它们总是泥沙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