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使命：护送陈云出川始末

作者：张小英

在四川宝兴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中，陈列着一位特殊的革命烈士档案：他叫席懋昭，1949年牺牲于重庆渣滓洞监狱，年仅37岁。而他的烈士身份，直到牺牲三十多年后才得以确认。1983年12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亲自为席懋昭写了证明材料。

埋没35年，席懋昭的革命事迹终于得以确认。他和陈云的故事，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晓。

陈云夫妇与大女儿陈伟力

“就是他，就是他”

1983年4月，陈云在北京收到四川省仪陇县委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在地下党的档案中，发现一个叫席懋昭的人，在1935年曾被四川省委派到大渡河迎接中央红军，后来护送陈云去上海，多年后又与陈云在延安见过面，1949年11月27日牺牲于重庆渣滓洞监狱。来信的目的，是想核实这些情况。

陈云收到信，很快委托秘书复信四川省委组织部：当年确有一位在灵关小学当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重庆，后来在延安还见过这位同志，但因为时间久远，姓名记不得了。如果席懋昭当过灵关小学校长，可能就是那位同志。

1983年12月，陈云写的《关于席懋昭烈士一段经历的证明》

几个月后，四川省委组织部致信陈云：席懋昭在1934年和1935年担任四川天全县灵关小学校长，同时附寄《席懋昭情况简介》和一张席懋昭的照片，请陈云提供一份证明材料。看到照片，陈云连声说：“就是他，就是他，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于是，他写了《关于席懋昭烈士一段经历的证明》，回忆起一段尘封三十多年的往事。

1935年5月底，红军占领了泸定城。当晚，中央召开一次负责人会议，做出两个重要决定：一是，中央红军要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会师。另外一个决定，则是要陈云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设法同共产国际重新取得联系。

那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已中断半年多。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独立地解决了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陈云出川，最大的使命就是让共产国际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中国革命现状。

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

从四川到上海，关山重重，太多准备工作要做。陈云从红军总供给部长林伯渠那里领取了路费和工作经费。他带了一本线装《三国演义》和一个暖水瓶，并把大额钞票放在暖水瓶的瓶胆下面。暖水瓶的夹层中藏了两封刘伯承的亲笔信。刘伯承是四川开县人，他担心陈云路上的安全，特意托成都一位朋友和重庆的弟弟协助陈云。

陈云出川，孤身前往上海，一路都在敌人眼皮底下，危险自不待言。更让人挠头的是，陈云是江苏青浦人，一口“吴侬软语”，在四川非常容易引起注意。此行必须有可靠的、熟悉当地情况的川籍同志护送。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攻打四川天全县时，一支配合红军作战的游击队出现了。游击队的领导人席懋昭，成为护送陈云出川最合适的人选。

席懋昭

巧用“护身符”

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进，四川仪陇人，当时还是一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1933年，席懋昭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席懋昭先在成都从事地下工作，后通过在川军二十四军任营长的长兄席伦的关系，席懋昭担任灵关小学校长，妻子贺伯琼也在该校任教导主任，并开展灵关地下党工作。1935年6月，席懋昭组织了一支游击队迎接红军，并正式加入红军。

6月12日，中央红军的两名指挥员找到席懋昭说：“中央决定派一位领导回上海恢复白区工作。路途遥远，组织研究决定，由你护送他出川。”席懋昭一开始并不知道要护送的是陈云，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并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与陈云见面后没多久，一位叫陈梁的红军战士也来到陈云住处。陈梁此次奉命与席懋昭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席懋昭。他身穿国民党军服，戴着眼镜，是为了伪装身份

陈云和席懋昭、陈梁商量了行程。他们决定避开大路，走山路，绕道荥经县，经雅安奔成都，后抵重庆。路上，席懋昭、陈梁与陈云写好了“剧本”。陈云的身份有两种：通常说成“小学教员”，因为席懋昭是小学校长，容易掩护陈云。有时也把陈云说成是去川西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陈云的算盘打得飞快，熟悉“收账先生”的“业务”。

诸事商定后，他们冒雨沿着山路，踏上了征程。出灵关不远，忽然一个30多岁的男子，跌跌撞撞地从后面跑了过来，浑身是泥，一脸狼狈。席懋昭认识此人是他的顶头上司，姓熊，天全县教育局局长。红军攻下天全县城时，此人被抓获。红军认为可利用这个教育局局长，作为陈云顺利过关的“护身符”，于是待陈云一行离开，故意给他“逃跑”的机会。

这个“捉放曹”的妙计，陈云在同席懋昭、陈梁商量行程时，就告诉了他们。因此，这个教育局局长追上时，席懋昭主动上前搭话，向他介绍说陈梁是他远房亲戚、陈云是做药材的商人。熊局长信以为真。

长征时期的陈云

于是，他们四人“结伴同行”去荥经。沿途有一些民团的哨卡，都是熊局长老熟人。熊局长打个招呼，这些民团连查都不查就直接放行了。他们很快到达荥经县城。

毕竟是“患难之交”，熊局长再三邀请陈云一行到他家做客。陈云怕不承情引起怀疑，便应下这个顺水人情。在熊局长家里，陈云为了不暴露身份，几乎没说话。

机智入蓉进渝

在熊局长家稍事休息后，第二天一早，他们继续向雅安进发。路上，陈云化装成江浙商人，满口行话，在席懋昭和陈梁的应酬下，一次又一次地应付过了敌人的哨岗盘查。几天后，他们顺利抵达成都。

成都风声甚紧。席懋昭对成都的街道十分熟悉。他机智应对，保护着陈云顺利进了城。

1937年12月，陈云在延安

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长胡公著。胡公著安排陈云在美丰银行楼上住了一宿。陈云时刻保持警觉。他后来向贴身警卫赵天元回忆：

晚上我去洗澡，警察见了都赶快给我敬礼，因为我是董事长的客人。洗澡时，我不敢让别人搓背，因为身上穿的是绸衫，可脚上有老厚的茧子，与身份不相符，怕暴露自己的身份。

次日清晨，陈云交给胡公著一份文稿，请他托人去春熙路《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一则《廖家骏启事》：“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这则启事是陈云事先同周恩来商量好的，以此向党中央报告平安到达成都。

1935年6月28日，陈云在四川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刊登的启事。“廖家骏”是陈云的化名

但陈云不敢在成都久留。临行前，他要当差的给他拿一些美丰银行的信封、信纸，说要给董事长写信。其实，他是想借这些信封、信纸伪装身份。随后，他与席懋昭、陈梁在约定地点会合，一起乘汽车离开成都，直奔重庆。在重庆，陈云拿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信，找到刘伯承弟弟刘叔禹开的中药铺。

十多天后，刘叔禹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到了重庆，席懋昭和陈梁护送陈云出川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三人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依依惜别。

1938年，陈云与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被“重点关照”

送走陈云后，席懋昭回灵关村，陈梁回冕宁。席懋昭还没出重庆，居然在街头看见自己的“通缉令”：

……据灵关村首人报称，该场高小校教员席懋昭，仪陇人，妻贺伯琼。此次匪队到灵关时，彼等开城接应，并欢迎朱毛匪首，报告一切……席懋昭，身中平，面黄眼大……

幸而那张通缉令上没有照片，席懋昭迅速离开重庆。灵关回不去了，他准备先回老家仪陇县观音乡躲几天，然后取道川北，到西北方向找红军去。

重庆渣滓洞监狱

没想到，国民党警察早查清席懋昭履历，一直监控他的老家。席懋昭到家不久就被捕了。因为“共党嫌疑”，席懋昭被“重点关照”，遭到了多次严刑拷打，但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对护送陈云同志一事更是守口如瓶。几番审讯下来，国民党警察一无所获。最后，国民党仪陇县给出的“刑事初审判决”是：“……席懋昭夫妇因误入区，为匪胁迫工作五日，判处席懋昭监禁六个月，剥夺公权二年……”

但是，席懋昭“刑事初审判决”刑期已过，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中，直到西安事变后，在著名民主人士张澜的声援下，席懋昭终于在1937年3月获释。

延安重逢

1935年7月上旬，陈云安全抵达上海。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严重破坏，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根本无从着手。陈云决定去莫斯科，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络。9月上旬，陈云终于到达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陈云根据亲身经历，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

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陈云出川，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使共产国际了解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和中国革命的现状，对共产国际明确地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历史的结论。

1937年11月，陈云（前排左一）等从新疆回到延安，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前排左三）等的欢迎

陈云在莫斯科停留一年多，后在新疆工作了半年。1937年11月29日，陈云搭乘飞机到达延安机场。当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的曹慕尧记得：

毛主席神采奕奕，满脸笑容，走上去和他们一一拥抱……陈云同志特地把大皮帽摘下来，硬是给毛主席戴在头上，自己换了布棉帽。

毛泽东致欢迎词后，一位男青年穿过密集的人群，兴高采烈地走到陈云面前。陈云一眼认出了他，正是两年多前护送自己出川的席懋昭。而直到此刻，席懋昭才知道，那位平易近人的“中央大官”原来就是陈云。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陈云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席懋昭也是刚到延安不久，正在中央党校学习。1937年9月，席懋昭得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延安的消息后，马上奔赴延安。11月初到达延安。

陈云拉着席懋昭同坐一条板凳，长时间地握住他的手，询问重庆一别后，他的工作情况，并约他翌日到中央组织部细聊。第二天，席懋昭如约去看望陈云。临别时，陈云拿出一双呢子拉链棉鞋和一听罐头送给席懋昭。

1938年2月，席懋昭结束在中央党校的学习。中组部安排他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临行前，他专程到中组部与陈云辞别。谁料，这一别竟是永别。

红岩烈士

1938年8月，席懋昭回到家乡四川仪陇县后，开始筹建地下党支部。这些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仪陇县党部书记的嫉恨。1943年，席懋昭第三次被捕入狱，次年经联保获释。

由于在仪陇县难以立足，席懋昭转移到天全、雅安、懋功等地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席懋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监狱。

在狱中，席懋昭与同室难友们坚持斗争。席懋昭还教难友们在狱里高唱《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激励革命斗志。大家亲切地称他“老席”。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逃窜之际，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志士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37岁的席懋昭和近200名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中。彼时距重庆解放仅差三天。

席懋昭的妻子席珍及儿子席康桥

席懋昭在妻子贺伯琼去世后，与席珍结了婚。他被关押渣滓洞期间，席珍生下儿子，取名席康桥，即西康省泸定桥之意。而他牺牲时，甚至没有见过席康桥一面。

1983年初，复查小组在仪陇县地下党的档案中，发现席懋昭在延安中央党校给组织写的一份报告，其中写到护送陈云出川一事。四川省委组织部随即给陈云写信，核实这一情况。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依据陈云的亲笔证明材料，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

陈云逝世前，一再告诫子女：“不要忘了四川的席家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