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一位地主放走被捕的地下党，对他说：你赶紧跑，我后台硬

一个地主，救了一个地下党，不是投诚，不是变节，是正面冲撞。

那年他站在田头，看见朱玉和被麻绳捆着，被人押着往深渊里带。

他没有转身，他往前走了。

1947年，月塘圩

所有人都怕赵元和，他不是军官，不是特务，却让整条乡村夜不闭户，带着“还乡团”回来的时候，穿着从死尸上扒下的军大衣，手里握着缴来的短枪。

他不讲理，他找人。

谁和八路有瓜葛，谁和共产党说过话，他就抄家、吊打、活埋，这年是1947年，月塘圩闷得透不过气，谁都不敢出门，连狗都不叫了。

郭良知在地里，他是地主，照理说不该怕赵元和。

可他怕，他不是怕死，他怕连累了别人，因为他藏过人，他送过米，他不说，但赵元和要查，他就危险了。

这天，他扛着锄头走在黄土路上。

热气从地里往上冒，玉米已经熟透，梗子歪着，远处一群人走来，两个拖，一个推，中间一个人麻绳反捆，嘴角带血。

郭良知一眼认出来，朱玉和，农会干部。

那一刻，空气像炸了，他本能地低下头，往路边走，他不该出声，出声就完了，可他停了，朱玉和也看见他了。

眼神像钉子，穿过两行人，钉在他身上。

赵元和走在后头，正掏烟袋，他看见郭良知，眼一亮，咧嘴笑了，“哟，良知兄，稀客啊，这大热天还下地？”

郭良知笑着点头，“自家地，闲不住。”

他眼神往朱玉和身上一扫，又迅速移开，赵元和笑着说：“今儿抓到个硬茬，嘴硬得很，不见棺材不掉泪。”

说着，一脚踢在朱玉和腿上，朱重心不稳，跪倒在地。

郭良知听见膝盖砸地的声音，沉闷、钝重，他脸上没表情，心里却像被刀剜了一下，赵元和走近，把烟递过来：“抽一口？”

郭良知接过，点头：“辛苦了。”他一边抽，一边脑子里转得飞快，这人不能死。

那是一根麻绳。粗，扎手，勒进肉里，朱玉和被绑着，靠在一棵树下，人群散开去喝水，只有一个还乡团的人蹲在他旁边抽烟。

赵元和和郭良知说话，离得有点远。

郭良知递过去一个西瓜，笑着说：“地头摘的，正新鲜。”赵元和咬了一口，瓜汁流到嘴角，他舔了舔：“还是你会过日子。”

郭良知没再说话，他走过去，把另一半瓜放在朱玉和脚边。

看似随意，手一抬，袖子里一把短短的剥麻刀，落在朱的脚旁，朱玉和动了，他看见那刀了，可他没立刻拿。

他低头，肩膀轻轻一颤，没人看得出，郭良知看见了。

那是害怕，也是迟疑，他知道，一旦逃跑，被抓回来，那不只是死，是酷刑，是折磨，是生不如死，赵元和注意到了。

“你们以前见过？”他笑着问。

郭良知笑了笑：“乡下地头上，谁不认识谁。”赵元和笑了，他信了，也没在意，他不知道郭良知的弟弟是县里参议员，侄子是这个乡的长官。

他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

朱玉和终于动了，他的脚，缓缓把那把剥麻刀往身后踢，然后，他开始割绳子，风吹起来，树叶沙沙响，没人注意这边，赵元和还在啃瓜。

突然，绳子松了一截，郭良知突然对他说：“快跑，我后台硬，他拿我没办法。”

赵元和回头一看，朱玉和已经站起来，他愣了一下，随即大吼：“站住！”可已经晚了，朱玉和拔腿就跑，像脱了缰的马，冲进田垄。

赵元和抬手拔枪，“你敢开？”郭良知吼了出来，挡在他前面。

赵元和瞪着他：“你什么意思？”“我弟是县参议员。”郭良知一句话，像石头砸下去：“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让你这个小队长坐牢坐到死。”

赵元和收手了，他没再说话。

半天，咬着牙丢了一句：“你护得住他一时，护不住一世。”郭良知回头，那人影已经没入田野深处，没人追，没人敢追。

朱玉和跑了，郭良知站着没动，周围人都看着他，谁都知道这事不对劲，但没人说话，赵元和把剩下的瓜掼在地上，啪地一声，红瓤四溅。

“行啊，郭地主，够义气。”郭良知没说话，只是看着他。他

知道赵元和不敢真动他，他背后那一层关系，是刀，也是盾，可他也知道，这事没完，那天晚上，他回到家。

堂屋黑着，只有厨房那盏煤油灯亮着。

他一进门，老婆低声问他：“人救出来了？”他点头，她没再问，郭家是地主，可不是“恶霸地主”，他们家从他祖父起就读书，讲究家风。

地多，是实情，

但他们不打人，不逼租，不收高利，乡下人给他们起外号，叫“郭善人”，可这个外号救不了命，第二天，赵元和带人来找他。

不是找事，是找茬，他们站在门口，说要搜房，说有人藏匪，说郭良知“态度可疑”。

郭良知没挡，他让他们进，甚至让他们查粮仓、查柴房，他们什么都没查出，可他们临走时撂下话：“你这姓郭的，别以为有个弟弟就能横着走。”

郭良知没回嘴，他知道，赵元和是在试探他，也是在给他上“记号”。

他不能出声，也不能躲，几天后，县里来人，不是官，是参议员，也就是郭良知的亲弟，他带来一个消息：“镇上传话，说你插手了‘政治案件’，要你写说明。”

“说明什么？”郭良知坐在椅子上，茶都没碰。

“说明你跟那个朱玉和没关系。”

他看着弟弟，语气平平，“那年冬天，八路从北边下来，冻得不行，是朱玉和带人来我家借的粮，那年我就说了，这人，得救。”

“可你是地主。”这句话，像一巴掌，打在脸上。

郭良知点了根烟，没说话，是，他是地主，可不是所有地主都该死。

1949年，政权变了，“还乡团”散了，赵元和跑了，有人说他逃去了上海，有人说他死在路上，没人查，郭良知没有跑。

他还住在老宅里，可他知道自己逃不掉。

土改来了，村里贴出大字报，点名郭家是“地富分子”，斗争大会一场接一场，有人被剃头，有人被拉去游街。

有一晚，郭良知被拖出去，他没说话，也没反抗。

有人往他头上泼墨水，有人踢他膝盖，一个人突然站出来，是村里小学教员，他说：“郭良知救过人，他救过我们地下党。”

这时，一个人从人群后头走出来。

脸瘦，身材高，脊梁挺得直，他一开口，全场安静了：“我叫朱玉和，那天要不是郭良知，我已经死了。”他一句话不多，却像雷劈。

接下来的几天，村里人开始议论。

有人记得，郭家确实施过粥、放过粮，有人说，抗战时，郭良知帮过八路，还有人说，那年收租，他主动减了租，不少人都受过他的恩。

这些声音传到了镇上，镇上又传到了县里。

1950年秋天，县政府派人来查实，一封接一封的证词送上来，全是手写，最下面签名的，有朱玉和，也有几十个村民。

年底，郭良知平反，“开明地主，曾有重大革命贡献，不予追究。”

1980年，月塘圩口立了一块碑，灰石，粗砺，上头刻着八个字：“良知永存，浩气长存。”朱玉和站在碑前，没人说话，没人嘲笑，没人反对。

因为大家知道，那年，在田头出手的人，不是别的，是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