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的下限是劳动法，国企的上限是劳动法，私企下限是日内瓦公约

当所有人遇到公司裁员，估计第一件事想的应该是能拿到多少补偿。打工人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调侃：“外企的下限是劳动法，国企的上限是劳动法，私企的下限是日内瓦公约” ，这句话在最近的裁员潮中被反复印证。

上个月，PayPal被传出撤出中国，一波N+6的补偿方案让众多打工人欣喜若狂。大家敲锣打鼓，拿着“大礼包”回家，虽然是离职，但心里乐开了花，毕竟补偿实在丰厚。而2025年还没过半，IBM关闭在华投资、退出上海市场的新闻也接踵而至。在华外企撤离的速度一个比一个快，曾经外企在华的黄金时代，如今已被中国崛起的后浪拍在了沙滩上。

无独有偶，除了PayPal，2月奔驰中国更是抛出了N+6+3+2的“王炸”补偿方案。N+6是基础补偿，人人都有；加3是只要立即签字，就能马上拿走额外补偿；加2则是如果未来两个月没有找到工作，还能再获得一笔补偿。不得不说，如果每个裁员企业都能这样，不少人甚至愿意一年被裁一次。相信屏幕前的诸位也会有同感：“俺也一样！”

外企的裁员补偿标准不断被拉高，这些数字背后是企业在华最后的体面。即便要退场，也要用真金白银为曾经的雇佣关系画上句号。但这种“完美句号”，恰恰折射出外企在华的生存困境。当一家企业开始用高额补偿成本切断与市场的联系，本质上就是在宣告这里的市场环境已不再适合深耕。

翻开近期外企撤离的清单，涉及各个领域。支付领域，美国信用卡巨头Discover于4月7日关闭在华业务并集体裁员。它原本想和国内的支付宝、微信竞争，但面对两家占据96%市场占有率的巨头，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再加上中美关系持续波动，高层或许早有预判，此次撤资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撤退。

科技领域，IBM中国投资去年8月正式关停，1800多名员工被迫另谋出路，最后只拿到N+1的补偿，被员工吐槽“合法合规，但补偿太少” 。还有些公司全球裁员，原因也与中国市场息息相关。汽车领域，保时捷因电动车业务失利裁员1900人，其在中国市场的交付量暴跌29%；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大陆集团2月宣布裁减3000个研发岗位，并将研发投入下压至10%以下，CEO坦言，中国车企的软件迭代速度让他们感到绝望。

半导体领域同样不乐观，英特尔半年前宣布裁员20%，约2.2万人。2024年英特尔净亏损188亿美金，股价一年暴跌43%。微软前几天刚宣布全球裁员6000人，此前中国区的外包业务在前几个月已基本砍掉。西门子、Linkedin、高通等巨头的裁员消息也让人震惊。这些企业的撤离和全球性裁员，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在中国赚钱越来越难了。

过去30年，外企在中国享受着高增长红利。当时中国经济以5% - 10%的增速快速发展，外企在这里几乎都赚得盆满钵满。而且在商业模式和资本积累上，中国企业和外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以支付领域为例，支付宝2004年上线，微信支付2013年推出，而PayPal 1998年就已成立，早期中国支付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在操作系统领域，微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华为鸿蒙系统虽然奋起直追，但目前距离普及还有很大差距。先发优势让外企的产品率先占据用户心智，后来者想要超越十分困难。

不过，微软这次裁员主要针对中层管理岗位和非技术岗位，如销售、市场和HR部门，这和中国市场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AI技术的发展冲击了这些岗位。微软2025财年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3.3%，净利润增长17.7%，创下新高。

但微软未来的发展策略却让人担忧，CEO纳德拉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宣布在印度投入200亿美金建设数据中心。与此同时，微软在中国不断收缩业务，从关闭线下体验店到上海张江实验室关闭，再到国内最大的微软外包企业微创倒闭。

和其他印度裔高管一样，纳德拉上台后的一系列操作导致业绩下滑，这种“印度挣钱印度花”的做法，或许是为了向印度政府递上“投名状”。但参考三星、小米、IBM等企业在印度的遭遇，微软这200亿投资能否收回，恐怕得看印度政府的态度了。

如今已到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是为数不多仍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但市场逻辑已从增量争夺转变为存量博弈。更关键的是，中国企业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蜕变。

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2010年以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抓住了发展机遇；

二是通过“弯道超车”实现突破。

从外企对中国就业的贡献就能看出这种变化，2012 - 2013年外企对中国就业贡献达到顶峰，此后随着中国企业崛起，外企的影响力逐渐下降。无论是互联网行业还是实体产业，中国都有了自己的优质国货产品，对外国企业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

以汽车领域为例，中国车企在燃油车领域很难超越国外老牌车企，但电动化时代的到来给了我们机会。中国车企凭借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快速的技术迭代实现了弯道超车。这种“内卷”式发展让习惯了躺着收专利费、赚取高额利润的外企难以适应。过去，外企凭借原始资本积累和先发优势轻松获利，但如今，中国企业奋起直追，他们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中国企业崛起，外企的日子愈发艰难。华为、大疆等企业的科技突破，让曾经的行业巨头IBM、英特尔等在某些领域沦为追赶者。当中国企业的软件迭代速度是外企的3倍，供应链响应时间只有外企的五分之一时，外企再雄厚的资本也难以抵挡冲击。

中国美国商会2024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2024年能实现大幅盈利的在华外企比例，已跌至与2022年疫情防控时期相当的水平。87%的在华企业认为，积极的双边关系对其业务至关重要。这一数据背后，是中美关税战、科技战带来的影响。从芯片禁令到出口管制，从供应链“去中国化”到投资审查，政治层面的摩擦从未间断。

很多人将外企撤离归咎于民族情绪，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一些外企在国内官网强调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在国外官网却玩文字游戏；广告宣传本土化，产品分区时却将台湾、香港与国家并列。

这种“双标”操作，在信息不透明的时代或许能蒙混过关，但如今已行不通。当年H&M的“新疆棉事件”，就是外企傲慢的典型案例，最终被中国市场教训。现在，中国网友对辱华行为的敏感度极高，外企稍有不慎，就会触碰14亿人的民族情绪，面临“社会性死亡” 。

这种变化，本质是中国消费者主权意识的觉醒。报告显示，49%的会员企业认为，相较于前一年，他们在中国更不受欢迎，消费行业这一比例更高。不是中国消费者排外，而是我们不再接受不尊重中国底线的企业，想赚中国的钱，就必须尊重中国。

外企的撤离潮，本质是商业世界的自然选择。当市场环境变化、竞争优势消失，当风险成本超过收益，撤离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但这场“退潮”也揭示了更深层的真相：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是实力崛起的证明，曾经依赖外企技术的我们，如今凭借创新把“老师”逼到了墙角；对全球商业格局而言，这是“东升西降”的缩影，中国企业在电动车、移动支付、人工智能等领域逐渐领跑，中国标准也在走向世界，外企撤离只是新秩序建立前的阵痛；对普通打工人来说，这是危机与机遇并存，外企高额的裁员补偿令人羡慕，但本土企业的崛起正在创造更多有生命力的就业机会。

最后，还是希望企业能够提高员工工资，让劳动者获得更多回报，这才是广大打工人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