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琉璃河遗址探寻北京“城之源”

北京琉璃河遗址距今已有3000余年历史，被学界公认为西周燕国都城和始封地、北京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城市遗迹，今年4月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地跨大石河北岸董家林、黄土坡等多个村庄，琉璃河遗址是燕山南麓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它也是目前北京地区可追溯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被誉为北京“城之源”。

自1945年遗址被发现，多轮科学考古发掘在此开展，逐渐揭开燕都的神秘面纱。2019年至今，经过系统性勘探、发掘和研究，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又增添了生动注脚。

这座“城”远比想象中庞大

从北京市中心驱车约一个半小时，就可抵达琉璃河遗址城北发掘区。考古探方里，密密麻麻的编号标记着堆积的地层，仿佛历史在不动声色间留下的印记。对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来说，“最激动人心”的考古成果就出自这里。

“我们通过历时约三年的勘探和发掘，新发现了外城壕和外城墙，明确了琉璃河遗址外城的存在。”王晶站在发掘现场介绍道，根据外城壕的位置推测，城址规模由原来不到60万平方米扩大到了约百万平方米，“原来西周封国也可以有如此复杂的城址结构。”

此轮考古前，琉璃河遗址已发现一重城墙。有部分学者认为，城址面积较小，结构简单，可能还存在外城。

2019年开始的考古，探明了北段、东段外城壕遗迹长度约1020米，其中北段外城壕南侧发现了外城墙遗迹。从外城墙向南眺望，约350米开外，便是内城墙北段的位置，二者方向一致。自此，燕都的内外两重城垣，在3000余年后“重见天日”。

两重城垣的明确，在西周封国遗址考古中尚属首次，而在西周王朝中心周原遗址中也存在着相似的城圈结构和城市方向。王晶认为，这说明西周时期王朝的中心和封国在城市设计上的理念是一致的。

这是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出的外城壕北段遗迹(2025年4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了解西周，不只要了解中心，也需了解封国。燕都的两重城垣是西周分封制下国家治理、边地统治的有力见证。”王晶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处在边地的北京逐渐融入中原文明。

从“一隅之地”到“一国之都”

置身琉璃河遗址，可一窥3000余年前燕都经历的斗转星移。这一切的开端，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城市营建。这场营建，让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从中原传至边疆，推动了北京地区逐渐从“一隅之地”发展为“一国之都”的关键转变。北京地区自此开启了城市化、华夏化的进程。

在遗址城北发掘区，外城壕和外城墙基址、祭祀坑中的完整动物骨骼、竖穴土坑墓等遗迹彼此交叠，揭示着城墙和城壕从建设到废弃，再被灰土填埋，又被新建墓葬打破、覆盖的过程。

《史记·燕召公世家》曾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20世纪80年代，燕侯墓地出土的克盉、克罍中记载的“令(命)克侯于匽(燕)”等内容，说明太保召公受封后，留在周王身边辅佐朝政，他的儿子克当了燕国的君侯。

然而到底是谁建设了燕都？召公是否到过燕地？这些问题是了解西周分封制的重要线索，仍需考古厘清。

本轮考古，位于城址东南的M1902小型贵族墓出土了作册奂器组合——尊、卣、爵、觯、鼎。这五件青铜器中均铸有含“太保墉匽(燕)”四字的长篇铭文，意为“太保召公来到燕地建设都城”。“太保墉燕”铭文的出现，证明燕都的营建者就是召公本人。

“我们对M1902墓葬进行了系列样品的取样，并进行高精度定年的尝试，揭示了营建燕都的时间范围。”王晶说，“这是北京建城史上最早的出土文献，它实证了北京3000余年的建城史。”

这是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出的二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局部(2025年4月27日摄)，可见清晰的夯土层。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内城中心偏北处，总面积超过2300平方米的二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持续四年的发掘后赫然显露。如此规模下，支钉板瓦、刻辞卜甲等西周高等级遗物接连出土，外界猜测这里可能是燕侯宫所在地。

这是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出的二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2025年4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在建筑基址的正南方和东北方，各有一大型夯土井。“西周时期，这样的大型建筑和大型夯土井的组合是少见的。”王晶说，“我们在内城内还发现了多处这样的大型夯土井，它们可能是城市单元的标识性要素。”

这是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出的三号大型夯土井井口部分(2025年4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北京联合大学校长、考古学家雷兴山认为，如果将新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大型夯土井类遗迹与钻探所知的夯土分布状况相结合，可以大致厘清城址的结构与形态，“这是西周都邑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深度融合推动考古实现突破

曾参与20世纪80年代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琉璃河遗址为解读西周分封制提供了一条愈发完整的“证据链”。“从一个小聚落遗址到被确认为都城，再到如今全面勘探，厘清城市布局、大型建筑形制，复原古代社会生活，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琉璃河遗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快速发展变化的缩影。”

2021年4月8日，考古人员在对琉璃河遗址夯土建筑基址剖面进行清理。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2019年以来，考古人员在琉璃河遗址共勘探8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西周时期夯土基址、灰坑、墓葬等各类遗迹930余处。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技考古人员同时在场，学科工作深度融合。目前已开展的文物保护和科技考古均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并在复原古代社会的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

2021年4月8日，考古人员在琉璃河遗址夯土建筑基址考古现场作业。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在城北发掘区，一片排列有序的西周中期平民墓地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过去，考古人员依靠分析墓葬的排布、形态等，推测墓主人之间的家族关系，但却往往无法验证。此轮考古通过高精度的人类全基因组测序，复原出了一组四代家族树。

“我们提取了这些墓葬中人骨的DNA，把“亲子鉴定”技术做到3000多年前。”王晶介绍，北京大学宁超研究员团队运用相关技术辨识出一组四代家族，其中兄弟三人及其妻儿的亲缘关系得到复原，“推断他们生前的社会基层组织单元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拓展家庭”。

一对夫妻是近亲结婚，他们的女儿有较严重的脊柱侧弯，在30多岁早逝，埋葬在父母身边；墓葬中的殉狗，反映了商代流行的“腰坑殉狗”葬俗，这些墓主人可能是殷商时期的遗老遗少……在一个个古人的生命片段里，人们可窥见3000余年前燕地的家庭、人群和社会结构。

“这是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古代家族树。”雷兴山特别提到，这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为考古研究开启了新范式。

另一个更大的家族，也在此轮考古中渐渐“浮出水面”。

在梳理此前燕侯家族墓葬发掘资料的基础上，考古人员对黄土坡村北部进行了系统勘探，共发现带墓道墓葬17座。其中带斜角墓道墓葬有4座，中字型墓葬有4座，甲字型墓葬有9座。

“带斜角墓道墓葬和中字型墓葬之间可能有组合关系，现在看上去至少有四代燕侯埋葬在这里。”王晶说，由此可大致推断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未来可为填补传世文献中缺失的燕侯世系空白提供重要考古依据。

考古仍在继续，更多文明的细节掩藏于堆积的地层中。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系统化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的理念为指导，有计划地既发掘墓葬、又发掘城址，探索和破解更多未解之谜，保护赓续城市历史文脉。”王晶说。(记者：罗鑫、陈钟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