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男为何拒绝白富美—《小站情缘》：被阶层枷锁桎梏的悲情人生

《小站情缘》是一篇充满情感深度和时代背景的中篇小说，通过主人公刘强短暂的一生，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变迁中不同家庭背景和不同阶层的人面对爱情与事业的选择和困境。该书由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邹黎明，笔名皓月。

刘强父母早逝，由哥哥抚养长大。他通过努力考入铁路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成渝线上的一个偏远山区小站工作。

他与李青青是在读中专时相恋的。李青青的父母是省城干部，而刘强出身农村，两个家庭阶层差距悬殊。过去才子佳人的老戏码，大都是穷家小子凿壁偷光、囊萤映雪，中进士、中状元，招为驸马、入赘相符，凭借婚姻实现阶层跃迁。所以开始我以为是现代版的《西厢记》，逆袭不正是我们喜闻乐见甚至梦寐以求的美好结局吗？但他们没有上演凤凰男与白富美的爱情桥段，反而以悲剧收场。刘强拿着一副好牌为什么打得稀烂？作者塑造的刘强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作者想通过刘强告诉我们什么？

本文对刘强这个人物做些分析。

原生阶层的文化烙印。

所谓家庭背景不同就是原生阶层的差异。中国社会是二元化结构，在资源分配链条上农民处在最底层。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导致农村出生的人带着这个阶层烙在骨子里的自卑。面对高几个阶层的人，几乎不敢仰视。刘强对李青青有一种潜意识的配不上，其实是用自尊掩饰内心的自卑。那个时代的人大都有阶层自律，或者叫阶层自我矮化，贫家孩子对李青青这种家世的美女只能暗恋，说出来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会被人耻笑，被舆论谴责，令自己蒙羞。不是癞蛤蟆长不出翅膀，而是不配上天。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等级制度和阶层差异浸透在我们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它严重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影响着我们的婚姻观念，抑制着穷人阶层跃迁的欲望。"癞蛤蟆"的自我矮化是对“天鹅”阶层鄙视链的预判性屈服。

刘强与李青青是自由恋爱，前期还是很浪漫迪克的。青春年华在校园、舞会这种场景中很容易模糊自己的阶层意识。唤醒刘强自卑的是他去李青青家的时候。李青青的母亲明知故问：“强强，都工作快一年了，耍女朋友了吗？不要太挑剔了，山区条件差一些，不能因此耽误了婚姻大事啊！”对于李母的暗示，刘强不敢说出与李青青正在恋爱的真相。他为什么会回避？

刘强不是隐形富豪，不是官二代，不是身怀绝技能够起死回生的奇人异士。在他的预设中，即使李青青不顾家人反对与他结婚，他也会受尽岳父岳母舅子小姨子的冷脸白眼。他明白，他不属于这个阶层，不会被这样的家庭接纳。尽管他知道李青青是爱他的，他也爱李青青，但他不敢去争取，深切的自卑使他对城市阶层充满畏惧。

黄为的家庭与李青青可谓门当户对，他的出现加深放大了刘强的自卑，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80年代的刘强，将阶层自律异化为的安分守己的伦理，将门第观念升华为道德准则，将不配解读为禁止，视高攀为道德污点，于是选择主动退却。用自尊筑起一道壁垒，用来抵御“被女朋友甩了”的舆论羞辱。

体制庇护下的安全依赖。

刘强在爱情上不敢去争取，在事业上不敢去拼搏，连李青青都说刘强是懦夫。

在小说中，刘强的身份是铁路工人，爱好文学。卑微的出身和闭塞的环境，使得他高度依赖体制的庇护。他借调到大站工作过，与李青青的空间距离也变得更近，他也想过锦绣前程。在货运室值班期间，7万多元的货物不翼而飞。明明遭人陷害，却不敢去挖掘真相，实施报复。只是哀叹这繁杂的大世界真叫人心烦，他觉得很累。而黄为因走私落入法网更使刘强对市场经济产生了畏惧。在美好愿望与城市陷阱之间，刘强歧路亡羊，不知如何选择。他是个男人，却不是条汉子。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正是这种踟蹰犹豫阻止了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在安贫乐道的说教中度过乏味的一生。

回到小站是刘强再三斟酌权衡后做出的决定。

一般来说，我们在外遭受重大伤害后，都会选择回家寻求亲情的慰藉。但刘强父母双亡，无家可归，他只能回到小站。在这里，同事易伯伯、陈姐、老站长等构成温馨的拟态家族，替代亲情成为他的精神襁褓。日子平淡却相安无事，没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阴谋算计。正如老站长说的：“这里的山山水水哪里我们不熟悉？这里的四乡五邻哪家有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早就和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了。”最重要的是，铁路职工受体制保护，收入稳定，基本生活有保障。

读过路遥的《人生》的人，都知道高加林这个人物。高加林向往城市生活，渴望通过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跨越，改变命运，而且有勇气挑战社会不公。高加林的挣扎是农民向市民身份转换的阵痛，是那个时代文青的精神缩影，而刘强则是他们阶层突围失败一地鸡毛的现实图景。高加林是敢抗争的，刘强不敢，连防御都没有，直接选择了逃避。中国历史上很多所谓隐士，都标榜自己效法南山东篱，说起来清高，真正的原因就是逃避现实。刘强一点都不强，相反，他的行为带给我们巨大的无力感。

文青人格的结构性缺陷。

刘强回到小站，诗歌创作成为他的麻醉剂和兴奋剂，一方面抚慰城市带给他的伤痛，一方面填充单调的时光，让自己的精神生活不那么无聊。这个时候他的角色就是个文青。

八十年代的文青，幻想着成为专业作家，写出不朽的传世之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却不知那是一条最艰难的路途。他们对人性的复杂、社会的陷阱毫无认识。“文以载道”喊得震天价响，面对不公，却没有胆量将笔化作手术刀，去剖析现实的。有伤痕，却不敢触碰痛点的来源，只有无奈的呻吟。落笔处都是伤春悲秋，儿女情长。本质上是拒绝承担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使命和担当。所谓题材禁区，都是自设藩篱，回避社会矛盾，是行动力缺失的自我安慰。

小说中，刘强写了很多诗，来看这一首：

《我遣月光去看你》

相机能定格山的从容

能留住水的袅娜

能将雪线上那棵坚韧的树

拉到眼前

可否将千里外的你

也拉到眼前

哪怕是一眼

当年的那些山花

一定是带着我们的诺言死去了

否则为什么

不再对我颔首轻摇

对，我还有

还有如洗的月华

今夜我以梦为箭

顶盔掼甲

撕开时光的裂缝

遣月光去看你

一定要屏住呼吸

不许掀动

你的飘飘长发

这个月光使者，顶盔掼甲，强弩硬弓，仿佛要去决斗的斯巴达勇士。结果到了之后，不说撩开衣服疯狂一番，头发都没摸一下。搞啥呢！银样镴枪头！一个懦弱的自卑文青跃然纸上。

“远处的山坡上，一个老农双肩上背着沉重的背筐，赶着牛羊，踏着暮色缓步行进在曲折的山道上，落日的金黄色将他与周围的一切融在了一起。”

这是刘强在小站随时都能看到的场景，也是很多文人向往的田园牧歌。但是，文人心中的田园生活不是挑粪锄草、栽秧打谷，不是汗滴禾下土。“采菊东篱下”可以，“把酒话桑麻”更可以。要是有红袖添香，绿鬓视草那就更好。真要是叫他天天“带月荷锄归”，背一百斤包谷走过夕阳，他是不干的。但他们可以用落日余晖、朝霞晨露、小桥流水来粉饰农村的贫穷和农民的辛苦。

刘强来自农村，熟悉农民生活，在作者描述的田园场景中，他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老农双肩上背着沉重的背筐，赶着牛羊，踏着暮色缓步行进在曲折的山道上。”

“沉重的背筐”、“缓步行进”，还赶着牛羊，这是极度劳累啊。

但是刘强却将目光聚焦在“落日的金黄色将他与周围的一切融在了一起。”在小站工作期间，刘强从未关注过乡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看不见农村青年渴望阶层跨越却找不到出路的压抑和苦闷，对社会的急剧变革缺乏感知，更没有责任自觉，他只在意能唤起诗意的黄花绿树，晨曦鸟鸣。在社会痛点面前，选择性失明。

原生阶层的文化烙印，体制庇护下的安全依赖，文青人格的结构性缺陷，构成凤凰男拒绝白富美的三重枷锁。刘强短暂的悲情人生，都是在这种桎梏中度过的。

刘强的结局让我深感意外。回到小站后不久，他在一场暴风雨中被泥石流掩埋。我猜想，作者是不是想通过自然暴力填平阶层鸿沟，让不同家庭背景的男女都能有尊严地相亲相爱；或者不忍心这个自卑懦弱缺乏血性的农村青年受到城市的伤害，不如为他树立一块墓碑，守护最底阶层的自尊。

这就是我在《小站情缘》中读到的刘强，他不可爱也不可恨，但他的可怜可叹可悲唤起了我的共情和自省，从80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何尝没有相似的心路历程。

邹黎明塑造的这个文学形象，是一面镜子，折射出80年代城乡二元结构下知识分子的集体困境——在阶层跨越的渴望与自卑压抑中，最终退回精神乌托邦。刘强的退缩既是对阶层固化的无声控诉，也暴露出传统文人精神资源的贫瘠。这种困局至今仍在城乡二代大学生身上幽灵般重现，使这部小说具有超越时代的反思价值。（作者：宋兴华）

作者简介

宋兴华，金堂县作协会员，1956年出生。金堂电视台节目总监（已退休），曾8次在中国优秀广播节目评选中获奖，其中特等奖4次，一等奖2次，二等奖2次。2006年获“成都市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有若干电视专题和纪录片在全国省市获奖。喜欢散文、戏剧、文学评论等，作品发表于省市报刊杂志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