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
“心血管医学博物馆·老专家口述历史”是心血管博物馆精心打造的特别栏目,专为庆祝心血管健康联盟成立十周年而设。该栏目诚邀百位心血管领域资深老专家进行历史口述采访,以完整稿件形式发表出版,让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和医学智慧得以广泛传播,为行业发展提供宝贵参考。
本文为『心血管医学博物馆』整理原创内容
(全文共约 10000 字,阅读约需要 25 分钟)
编者按:此次采访是在2025年胸痛中心大会的间隙,这位瘦瘦高高的老者目光中依然闪烁着年轻时的光芒。从哈医大一院出生,到如今桃李满天下的心血管名医,李为民教授的故事仿佛蜿蜒的松花江,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的记忆与情感。谈起父亲,谈起恩师,他的语气和缓而深情;聊到PCI手术、抢救生命时,他又神采奕奕,仿佛又回到了手术台前。
“心之所向,行之所往”——这不仅是他的行医之道,更是他的人生信条。在李教授温和的笑容里,我们看到了医者的初心,也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时光的医学赤诚。
顾:李教授,请您谈谈您的家乡和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培养了您日后成为医者的品格?
李为民:我的家乡是美丽的哈尔滨,大家都听过“太阳岛”,还有抗战时期的那首歌《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就出生在哈医大一院,从小到大一直在这里生活。我的父母都是军医出身,其中,我父亲毕业于沈阳的小河沿医学院[1],和傅世英[2]老师、吴英恺[3]院士是同学,毕业后,这批人各奔东西,我父亲投身革命,成为了一名军医。
我父亲曾任第四野战军[4]合江军区医院副院长,1949年他们集体转业,共同参与组建哈医大一院,后来他曾任哈医大教务长兼哈医大一院院长,我母亲也曾任哈医大一院副院长兼口腔医院院长。
李为民教授青年时期全家福照片(二排左二 李为民)
当时学校的校长叫季钟璞[5],在哈医大非常有名,1951年由毛主席任命为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我们家当时与季校长做过邻居,他很重视我父亲这批来的知识分子。
哈医大第一届校务委员会,(前排右四 季钟璞校长 右二李为民教授父亲)
不过哈医大[6]其实在1926年就由伍连德[7]博士建立了,当时叫滨江医科专科学校,到了1938年,改名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历史沿革表
小河沿医学院(现中国医科大学)旧照
顾:在医学家庭长大,您从小就接触医生这个职业,这是否影响了您后来的职业选择?
李为民:确实如此。从小我就接触医生,我记得当时是抗美援朝时期,在我家旁边住的是一批我们叫“本科二期”的学生,全部是现役军人,后来抗美援朝进展较快,他们也就各自离开去往全国各大部队医院。其中南方人比较多,我记得我都叫他们“吴哥哥”、“大姐姐”,看到他们就很亲切。我还有一张照片,是他们把我抱在怀里的,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周围接触的一些人都与学校有关系,所以我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对哈医大有着很深的感情。
顾:您是什么时候决定进入医学领域,尤其是心血管专业的?我了解您早期有航空航天的梦想,后来又是如何转向医学的?
李为民:这个过程其实挺复杂的。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省重点哈尔滨三中度过的。那时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航模的课外辅导班,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国防科技工作者。然而遗憾的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很多人迷失了方向,整个社会环境都不允许你有个人理想。
由于文革的影响,当时我不能直接考哈医大,后来我成了一名下乡知青,到了兵团。我曾在黑龙江省建设兵团[8]工作了5年,当兵团战士。当时连队党支部任命我为卫生员。在兵团时,因为听说我是来自哈医大,他们就让我当连队卫生员,专门派我到团卫生队去培训。
李为民教授知青下乡时期照片(左一 李为民教授)
当时我们在黑龙江的597农场,为什么叫597农场呢?因为它是四川0597部队集体转业来的。我的启蒙老师就是那位老卫生员。他教我各种基本技能,其实我一开始什么也不会,他们以为我从哈医大来的肯定懂医,但我其实只是个高中生。
在团卫生队培训了大约三个月后,我开始给连队的人看病。一个连大概有四百多人,包括来自上海、北京、哈尔滨、杭州的知青,还有当地的老职工和家属。白天参加生产劳动,包括下地种田,上山采药等,业余时间我就给连队有病的战士打针、开药。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仍因能够帮助别人而有一种满足感。这段经历成为我职业生涯的最初积淀。
再后来,我父亲因为受到迫害,在隔离期间导致心梗,无人顾及,要求他自行步行前往医院,结果在路上突发猝死而亡。1972年,出于对老干部家庭的安抚,组织上给我落实政策,让我从兵团回来上学。这时我已经有了一些基本医学知识,但到了大学才发现,我之前懂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够看,就重新开始学习。1975年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积累经验,为的就是把失去的光阴弥补回来。
可能由于我之前接触过医学环境,学得比其他同学要好一些,在班里还当了学习委员。为了学到更多的国外知识,便于交流,我开始自费学习英语,一周两次上补课班,非常辛苦。
但那时候的“工农兵学员[9]”培养方式确实有问题。我感觉自己知识不够,所以决定报考研究生。1983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后,我报考了傅世英教授的研究生,以第一名的分数被录取,由傅世英、黄永麟[10]教授共同指导,就此真正地开始了我的医学科研之路。由于我当时已经在哈医大一院工作了,算是在职,可以拿工资,但学制要延长一年,变成四年,我觉得这样反而更扎实。
傅世英教授与黄永麟教授
顾:能讲讲傅世英教授吗?他对您专业发展的关键影响?
李为民:我是1983年考入傅世英教授的研究生的。他和我父亲是同学,所以对我很熟悉。傅老师是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待人处事都很严谨,虽然和蔼可亲,但在学术上非常严格。
记得我刚开始做高血压调查时,我有些不满,觉得这与我的研究课题关系不大。他批评我说:“这有什么好抱怨的?叫你做就做呗,这都是最宝贵的原始材料。”后来在调研工作中,我也就明白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完成了任务,走访了很多家庭,亲自给他们量血压,做膳食调查。这个调查后来发表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上,是非常严谨的研究。
哈医大一院心内科部分医生合影
傅老师对新事物很感兴趣。比如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是傅老师和黄永麟老师共同推动的。黄老师从加拿大进修回来后,带回了一些穿刺针和导管,当时国内没有这些设备,他们就用福尔马林熏蒸后再用。条件非常简陋,但他们仍然坚持开展这项技术。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和孟繁超老师在哈医大一院开始了最早的冠脉介入治疗,那时还没有支架,只能做最简单的PTCA(球囊扩张术)。
顾:傅世英教授有哪些独特的教学方法和临床风格?您认为自己从他那里继承了哪些重要的医学理念或治疗方法?
李为民:傅老师最大的特点是要把临床工作做好。他非常严谨,要求我们一定要以病人为中心,把临床工作放在第一位。另外,他很注重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相结合,这点我一直铭记在心。
他教导我们做研究一定要严谨,不能弄虚作假。我记得做高血压调查时,每一项数据都必须真实可靠。比如膳食调查,我们使用二十四小时回顾法,询问调查对象过去24小时内摄入的所有食物种类及数量,要精确到每个家庭用几个辣椒、几个鸡蛋、多少盐,炒了一盘菜几个人吃,我都带着度量工具去测量。
我从傅老师那里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不管技术多么先进,都不能忘记我们首先是一名医生,要有扎实的内科功底。他常说:“你首先是一个合格的内科医师,其次是心内科医师,最后才是有介入专长的医师,不能把自己比喻为‘管子工’而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
傅世英教授赠李为民教授“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顾:关于冠脉介入治疗这条路,能否详细讲述这个过程和您当时面临的挑战?
李为民:1987年左右,我们科黄永麟教授从加拿大引进了PTCA技术,我是最早参加的人员。1988年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PTCA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我们的。
哈医大一院早期心导管介入团队
此时考虑到我国的科研及医疗水平与国外相比具有很大差距,我决心到国外进行考察学习。1989年我通过了国家EPT考试(全国外语水平考试),被教育部公派出国留学,但由于国际政治问题,直至1992年2月我才前往美国,在学习了先进知识后,1994年下半年回到哈医大,开始担任科室副主任。
我们科在1997年成功完成了第一例支架植入术,当时国内朱国英[11]、郭敬宣[12]、毛节明[13]等教授给了我们很大帮助。1998年我独立完成了我院第一例急诊PCI,并创下连续10例成功的记录,从此开创了我院冠脉介入治疗的新局面。
我开始关注经桡动脉介入治疗是在2004年左右。在桡动脉介入治疗之前,主要通过股动脉进行介入治疗,我记得加拿大专家来做手术时,我的任务就是负责压迫止血。这个工作很累,要站在高处往下压,我没有掌握止血要点,只能用蛮力压住股动脉避免出血。
桡动脉介入治疗改变了这一局面,当时国内已经有学者尝试经桡动脉冠心病介入治疗,我那时已经当了科主任,决定带头学习并开展此项技术。桡动脉介入的优势在于它更安全,术后几乎没有血肿,但桡动脉比股动脉细,穿刺难度更大,有时会出现痉挛。但通过不断实践,我们逐渐掌握了这项技术的要点和感觉。
另外,急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也明显下降了。传统治疗急性心梗的死亡率很高,而通过桡动脉的冠脉介入治疗,可以及时打通堵塞的血管,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在我担任CCU主任期间,我们降低了心肌梗死的院内死亡率,这是我很自豪的成就之一。
除了冠脉介入领域,我还在我们医院最早开展肾动脉狭窄的球囊扩张介入手术,我记得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女性患者,患有高血压,经检查发现是由肾动脉狭窄所致。我当时想,既然冠脉可以进行扩张,那肾动脉狭窄是否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扩张呢?我当时胆子很大,那位患者也很接受治疗。我和另一位同事为她做了肾动脉造影,发现肾动脉确实存在严重狭窄。我们用球囊扩张的方法将其扩开,效果非常好,术后半小时患者的血压就下降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李为民教授手术中
顾:您是CTOCC[14](中国冠状动脉慢性闭塞病变介入治疗俱乐部)首届成员,能否分享您在这方面的经历和体会?
李为民:那是2005年,当时葛均波院士,哦,那时候他还不是院士,是他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大概有二十多个人组成了第一届CTOCC俱乐部。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参加了第一次会议。那次会议气氛非常宽松,大家可以自由发言。我记得我上台时还边走边讲,介绍了一个病例和我的感受,没有PPT,就是大家随意交流手术术式和技巧。
2005年首届CTOCC成员合影(三排左三 李为民教授)
会后葛院士给了我一份讲义,叫《慢性闭塞病变介入治疗技巧》,这是葛院士和葛雷教授编写的。这本讲义我一直保存着,可能原始版本也就我一个人保存了。去年葛雷教授说有个心血管医学博物馆,也就是你们啦,我就把这份最原始的讲义借给你们做了复印用于展览。
2005年首本《慢性闭塞病变介入治疗技巧》
当时参加CTOCC的要求很高,需要年手术量达到500例,包括PCI或冠脉造影,最初这二十多人都是葛院士亲自挑选邀请的。关于CTO技术,我们应该感谢日本的专家。日本专家教给葛院士不少新技术,葛院士再教我们。后来我们还参加了日本的一些会议,进行技术交流。这不得不承认,日本在介入器材方面一直走在前列,他们的器材不断更新,这对我们的技术进步很有帮助。
顾:您多次出国交流学习,能否分享一些与国外医学专家合作的经历?
李为民:1992年,我去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和威克森林大学。在美国期间,我参与了Ronald H. Selvester教授的一个关于心电图研究的项目。我的任务是对Selvester QRS评分系统进行验证和更新,这是一种评估心肌梗死面积的方法。我需要找到具有完整12导联心电图的原始病例,包括其动态演变过程。其次,在杜克大学医院找到这些患者死亡后的心脏病理检测标本,这些标本是将心脏切成几片制成的大体切片。接着,我通过电脑技术,在病理学家的协助下辨认出梗死区域,并用电脑测算出梗死面积。最后,将这个测量结果与我们使用Selvester QRS积分法测得的梗死面积进行对比,分析两者的相关性。
美国专家对研究的严谨性要求极高,他们要求我找到所有引用文献中的原始心电图,不允许有任何造假。他们的科学态度非常严谨,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造假的想法,这一点让我深受启发。
李为民教授留学期间照片
我还参与翻译了《Marriott实用心电图学》,这是一本很有影响力的著作。该书的作者Galen S. Wagner教授是美国心电学杂志的主编,Ronald H. Selvester教授是杂志副主编。我还想向Wagner教授购买版权用于翻译,Wagner教授分文未取,让我尽管拿去翻译。
后来我在美国威克森林大学与承纪平教授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她在心衰领域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后来在1995年,再次前往美国,在承纪平教授所在的医院待了三个月,完成了一项研究课题。在她影响下,我回国后引入了清醒犬进行心衰研究,这项研究相当复杂,需要在狗的心脏里装入很多设备、传感器,并保持其活性,以记录各种生理变化。不过后来因为成本太高,材料来源困难,这项实验技术我们没有条件继续,最终放弃了。
李为民教授留学期间照片(左三 承纪平教授)
李为民教授重返美国威克森林大学(右一 承纪平教授)
这些国际合作经历让我意识到,真正的科学研究需要严谨的态度和方法,同时也需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知识和新技术。
李为民教授与Braunwald教授(左二)合影
顾:目前您担任心衰中心联盟主席,这其中您做了哪些工作?
李为民:首先要感谢杨杰孚教授,是他发起成立了心衰中心建设。他邀请了我、廖玉华、李新立、董吁钢、周京敏等人共同参与这项工作。最初可能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杨主任非常重视,最终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心衰中心网络。
2018年心衰中心认证专家培训会暨第一批次认证总结会(前排左七 李为民教授)
我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我们省的心衰中心建设,另外还参与全国心衰中心的认证工作。我走访了很多基层医院,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心衰是心血管疾病的最后堡垒,五年生存率不到50%。在基层医院,心衰的诊疗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对基本知识的掌握不够,对新四联药物使用(ACE抑制剂/ARB、β阻滞剂、醛固酮受体拮抗剂、SGLT-2抑制剂)理解不充分,诊断指标和临床观察不到位。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顾:有哪些特别难忘的病例让您至今记忆犹新?
李为民:有一例特别难忘的病例是一位99岁的老太太,急性心肌梗死入院。她的家属有二三十人来到医院,强烈要求进行介入治疗。当时这种高龄患者做介入治疗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家属坚持要抢救,说:“死了我们认,请你抢救我奶奶。”
我决定亲自上台做这个手术。幸运的是,病变部位在左主干的根部,比较容易处理。我一打开造影,立刻就看到了病变,只用了几分钟就完成了手术,放了一个支架,这位老人最终安全度过了危险期。
这个病例让我认识到医学是需要勇气和担当。虽然高龄患者风险大,但只要技术成熟,判断准确,仍然可以挽救生命。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不管年龄多大,都值得我们尽最大努力去抢救。
还有就是我们省副省长的例子,他坚持要用桡动脉路径,当时我开展桡动脉介入手术也没多久,而且他胳膊很粗壮,但我还是成功完成了手术。这些经历都增强了我对新技术的信心,也让我明白患者的信任对医生有多重要。
李为民教授与科室介入团队
顾:2003年,您获得了“全省防治非典型肺炎先进个人”称号,能否分享您在抗击非典期间的经历?作为心血管专家,您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李为民:2003年非典[15]突然爆发时,我正担任医院的副院长。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但作为哈医大一院,我们必须走在前面。我和负责医疗的赵长久副院长立即召集全院主任和护士长开会,讨论如何应对这一突发疫情。
当时院领导并不支持我们的行动,认为我们小题大做。但我和赵院长坚持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不能掉以轻心,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忧是正确的。
我亲自去看了医院收治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尽管心里也很害怕被传染,但作为领导必须带头。我们立即建立了严格的防护制度,并与北京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学习最新的防治经验。
最终,我们医院收治了四例非典患者,全部成功治愈,没有发生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公共卫生危机面前,医院尤其是大型医院的责任重大。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宁可“杀鸡用牛刀”,也不能掉以轻心。
顾:哈尔滨医科大学是由伍连德博士创立,您如何看待伍连德教授这位学校创始人的历史贡献?
李为民:伍连德博士对哈医大的贡献不可磨灭。他在1926年创建了滨江医科专科学校,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医学家和防疫专家,他在抗击鼠疫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我担任医院党委书记期间,我们专门建立了伍连德纪念馆[16]。我们找到了校区原址,那里当时已经成了危楼,里面住着一位精神病患。医院出资把这个地方买下来,将那位患者妥善安置后,我们修缮了这座建筑,建立了伍连德纪念馆,同时还设立了一个门诊部,用门诊收入来维持纪念馆的运营。
伍连德纪念馆与雕像
我们还联系上了伍连德的女儿,她从新加坡来访,提供了一些她父亲的材料和照片。现在,这个纪念馆已经成为我们接待领导和外宾的重要场所,里面收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
伍连德博士不仅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他的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一直影响着哈医大的发展,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医学工作者。
顾:作为哈医大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您对研究所的发展有什么规划和愿景?
李为民:在我担任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期间,我主要致力于两个方面:一是临床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二是人才的培养和团队建设。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全体医护合影
在临床技术方面,我们在省内率先开展了急性心肌梗死冠脉急诊介入治疗、冠状动静脉瘘GDC弹簧圈封堵术、经皮腔内心肌激光打孔术、冠状动脉内超声多普勒技术、局灶性房颤射频消融术、双室起搏器治疗心力衰竭、自动复律除颤器(ICD)等先进技术,挽救了许多危重患者。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已经培养了10名博士生和20多名硕士生,多次被医学院及医院评选为优秀教授。其中李悦是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现在他是哈医大一院党委书记、内科学学科带头人,也是中华心血管病学会常委,我相信他会把研究所带向更好的发展。
我对研究所的愿景是,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在临床和科研两方面的优势,不断引进和创新先进技术,同时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医生。现在虽然我已经退休,但仍以终身教授的身份继续工作,每周还要做几台手术,参加专家门诊。也带领一组年轻医生进行临床工作和科研,不过他们现在已经非常优秀,手技很好,基本上手术都不需要我亲自上场了。
顾:在紧张的工作之外,您如何平衡个人生活?数十年来坚守医学岗位,支撑您不断前行的动力是什么?
李为民:说实话,我没有把工作当成负担,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快乐。这可能是支撑我数十年坚守医学岗位的最大动力——愉快地生活,愉快地工作。
当年傅老师把CCU交给我时,他对我的要求就是尽量降低死亡率。在我之前的刘凤岐老师已经把死亡率降到5%以下,我负责的那一年,我们收治了103个病人,只有5个不幸去世,其余都安全度过了危险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要求科室所有人都严密监护患者,尤其是急性心梗患者,这是我们的重点。
在家庭方面,可能我的妻子也会抱怨我不关心家庭,不干家务,但她其实是全力支持我工作的。她是军医,我们都有值班的压力。带孩子确实是个问题,早期的时候,我俩都是三天一个班,我担任科秘书时,我会尽量提前一个月排好班,两人错开值班,可以轮流照顾孩子。
我很感谢我的妻子,全力以赴地支持我的工作。没有家庭的支持,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李为民教授家庭合影
顾:最后一个问题,对后辈医生,李教授您有什么人生和职业的建议?
李为民:我对年轻医生的建议是:首先要热爱自己的专业,把为了专业而努力工作视为一种快乐,而不是负担。只有真正热爱医学,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长远。
其次,要记住我们首先是一名合格的内科医师,其次才是某个专科的医师。这是傅世英老师教我的,我同样教给你们。不要急于专业化,而忽略了基础知识的积累。年轻医师应该多轮转科室,打好基础,然后才能在某个专业领域做深入研究。
第三,永远保持学习的热情。医学知识更新很快,今年的指南,明年可能就有了新的共识。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才能保持思维的年轻和敏锐。
第四,要有责任心和担当精神。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我们面对的是人的生命。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操作都可能影响患者的预后。所以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有丝毫懈怠。
最后,记住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医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在挽救生命、减轻痛苦。这份事业的意义远大于我们所经历的辛苦和压力。
医学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也充满了成就感和快乐。就像屈原在《离骚》中所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医学之路没有尽头,需要我们终身学习,不断探索。
李为民
时光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勤值历。
66分钟前
李为民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哈医大一院心血管病医院名誉院长,终身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专家,心衰中心联盟主席,中国老年心血管防治联盟副主委,中国老年医学会高血压分会副会长,中国心血管代谢联盟理事会理事,美国心脏病学院院士(FACC),龙江名医。
注释
[1] 小河沿医学院,现中国医科大学,1912年由苏格兰基督教会青年医生司徒阁创办,原名奉天医科大学,因地址位于小河沿边,常被称为小河沿医学院,后多次改名、合并重组。
[2] 傅世英,(1919年11月——2018年5月9日),吉林德惠人,著名心血管专家,哈尔滨医科大学终身教授,哈医大心血管病研究所名誉所长,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原副院长。
[3] 吴英恺,(1910年5月8日—2003年11月13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医学家,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首任会长,中国胸心外科的开创人之一、心血管流行病学创始人,组建了三个医院和五个外科,在医疗、预防、科研、教学和国际医学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
[4] 第四野战军,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
[5] 季钟朴,医学教育家,常熟人。193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军医学校、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教员、教务主任,东北中国医科大学教育长。
[6] 哈医大,全称哈尔滨医科大学,原滨江医学专门学校始建于1926年,1949年与原兴山(现鹤岗市)中国医科大学(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第一、二分校合并,组建成哈尔滨医科大学。
[7]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出生于英属海外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祖籍广东台山,是我国著名预防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际著名卫生防疫专家、卫生保健事业的开拓者。他是诺贝尔奖候选人的第一位华人,中华医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和第一、二任会长。一生主持创办了包括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在内的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校。
[8] 黑龙江建设兵团,1968年正式组建,兵团总部驻扎在佳木斯市,实行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半军事化组织和社会经济体系,全国陆续出现过12个兵团,3个农建师。
[9] 工农兵学员,文革期间,自1970年大学开始重新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10] 黄永麟,(1929年4月-2025年3月9日),上海松江人,著名心血管病学专家,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原内科主任、心内科主任、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终身教授。
[11] 朱国英,(1942年5月9日- 2014年6月17日),出生于上海,介入心脏病学专家,多次留法学习心脏介入技术,创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导管室,90年代初期与高炜、霍勇教授等率先在国内完成冠状动脉裸金属支架置入。
[12] 郭静宣,介入心脏病学专家,创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导管室,90年代初期开展冠状动脉裸金属支架置入术。
[13] 毛节明,我国知名心血管病专家,曾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大内科主任、心内科主任。
[14] CTOCC,中国冠状动脉慢性闭塞病变介入治疗俱乐部创建于2005年,旨在推动CTO介入治疗技术发展和介入心脏病学的技术创新。
[15] 非典,2002年在中国广东发生,并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潮。
[16] 伍连德纪念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保障街130号,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2008年9月8日正式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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