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到“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里去

钻到“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里去

湖北日报2025-05-15 10:31

阅读提要

将“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才能学出成效、增长本领。

观察、体验和参与不仅是一种调查方法，更是一种建立同理心、形成经验质感以及坚定群众立场的必由之路。

“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并非泾渭分明。领导干部如果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总结，“两书合一”是一个可预期的未来。

□ 吕德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识本领既来自理论著作，也来自调查实践。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深入，攻坚克难的任务越来越多，对干部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几年在实地调研中，笔者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本领恐慌”。很多领导干部都认识到，按照旧有的条条框框，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的工作要求。因此，无论是在机关单位，还是在基层一线，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都自觉掀起了学习之风。只不过，学什么、如何学，不少领导干部还有困惑。只有将“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才能学出成效、增长本领。

（一）

近年来，“有字之书”的格局在发生极大变化。应该说，“读万卷书”已经有了更具针对性的书籍。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取得了一系列理论成果，且还在不断深化和完善，领导干部的政治学习有极其丰富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学术界正在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各学科领域都对中国之治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建构，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专业研究领域，除了人类社会古今中外的思想经典外，还有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产生的理论成果。

现如今的知识传播方式和渠道，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文化公共服务已经比较完善，数字化阅读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知识汲取，互联网也加快了知识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阅读自由”，不同专业背景、不同工作单位、不同工作职务，基本上都能平等地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当前，人工智能在快速迭代，对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总体而言，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便捷地掌握系统知识成为可能，知识生产也能更为精准地满足人们的差异化需求。

与此同时，“无字之书”的阅读之道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任何时候都不过时。中国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社会形态正在告别传统的乡土社会，步入了工业社会和都市社会；在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牵引下，城乡中国逐渐从固态的、分割的形态，走向了液态的、融合的形态。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变迁具有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期叠加”特征，这给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带来了更多挑战。在当前阶段，我们需要以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来触摸时代脉搏，把握发展规律，回应群众需求。

（二）

“无字之书”首先来自自己的观察和体验，通过“以自己为方法”，在掌握社情民意、解决工作短板的过程中，让自己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从而提高工作能力和思想境界。无论时代怎么变化，调查技术如何先进，参与式的实地调查方法都具有不可替代性。观察、体验和参与不仅是一种调查方法，更是一种建立同理心、形成经验质感以及坚定群众立场的必由之路。

“无字之书”也来自工作交流。我们党和国家建立了非常好的干部交流机制，上下级之间可以通过借调、下派、驻村等方式进行工作交流，东西部地区之间、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之间，也建立了干部交流制度。可以说，干部交流虽然是服务于干部能力锻炼，但其关键作用其实是打破上下级和行业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相互交流和了解来增强对全局的理解。借助于新的社会链接方式，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经意间得到了“无字之书”。当前，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以及行业与行业之间的互联互通已经成为现实，哪怕一个处于偏僻山村的驻村干部，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全国其他地区的真实情况。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和数据公开也越来越完善，人们可以非常便捷地获取和分析信息。

可以说，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技术迭代，“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的供给都已经很充分了。客观而言，人们如果想要去了解某一工作领域的专业知识，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取资源。他们已经不需要想尽办法去寻找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翻找合乎其需求的专业书籍，而是可以通过互联网轻易获得资源，高效吸收知识。人们如果想要了解某一工作进展和政策执行情况，也可以便捷获得其他地方的实践经验，甚至还可以极其方便地进行实地参观考察。

（三）

诚然，丰富的学习资源供给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干部能力。尽管很多领导干部都有“本领恐慌”的忧虑，也都有强烈的学习意愿，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条件通过学习来提高本领。

从笔者的调查情况来看，出现这种悖论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需求与学习要求之间存在极大的偏差。领导干部的工作性质兼具政治属性和专业属性，相应地需要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政治学习有助于把本职工作置于全局中去理解，找准工作的方向和政治站位，从而让本职工作有良好的政策环境。各单位都有健全的政治学习制度，也有明确的学习任务。但一些政治学习出现了泛而空的问题，导致学习效果不彰，甚至于成为基层负担的来源之一。

泛泛而学、空洞而学的突出表现是学习没有针对性，对中央政策文件缺乏深入理解，找不到学习的重点。以至于，一些单位的政治学习只能用表面上的学习时间、次数、笔记等来衡量，通过留痕来应付制度上的要求，这当然会降低人们的学习积极性。

政治学习具有严肃性，这主要是从政治学习的意义和功能角度上说的。但不少单位将严肃性简单理解为“规定动作”，学习不联系实际，学习的形式也不活泼，学习也就钻入了牛角尖。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领导干部有主动钻研和学习业务的习惯，他们也非常珍惜业务培训。但一个普遍现象是，业务培训流于形式，不能满足基层差异化的需求。业务系统往往有业务学习的要求，甚至对学习时长有考核，但其提供的培训课程，却可能陈旧且没有针对性，这导致业务干部没有参加统一学习的积极性。一些地方虽然组织了业务交流和培训，但没有制度配套。很多参加封闭学习的业务干部，仍然需要在晚上和周末时间处理单位的业务。对于一些业务繁忙的部门，业务干部参加学习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四）

在学习中锻炼干部本领，关键是要在实践和理论中建立大循环。实践和理论间要顺畅循环，关键在三个环节。

一是理论界和实践界要有双向互动。对于理论界而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做接地气的调查研究，让理论成果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既是文风也是学风。反过来，对于实践界而言，如果向理论界开放调查研究的机会，让实践的困惑转化为学术命题，也是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这个环节的打通，首先取决于理论界学风的转变，但也需建立在实践和政策界的开放性上。

二是正确处理“红”与“专”的关系。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既要有极高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水平，又要有专业的业务素养和执行能力。不少领导干部潜意识地将“红”与“专”对立起来，根据不同的职位和岗位，片面强调政治素养或业务素养。事实上，政治素养中的大局意识、辩证思维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都是业务素养提升的必备条件，如果没有政策理解能力，也就谈不上业务能力的提升；同样，如果不懂业务，不在政策执行和业务学习中攻坚克难，也就不可能把政治学习落到实处。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需要注重“红”与“专”，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养。

三是建立“干中学、学中干”的习惯。有些领导干部长期从事某项业务工作，对政策的了解及政策背后的理论认识，好于普通政策研究者；有些领导干部长期在地方和基层工作，对国情的认识及社情民意的掌握程度，也好于很多专业学者。他们的实践经验和工作总结，某种意义上就是接地气的理论作品。事实上，我们党历史上的重要理论成果，几乎都是公认的哲学社会科学经典作品。理论经典总是源自伟大实践，领导干部如果勤于思考、善于学习，他们本身就在生产专业知识。

“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并非泾渭分明。领导干部如果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总结，“两书合一”是一个可预期的未来。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