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霞客行”

金飞豹在攀登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峰（迪纳利峰）。作者供图

　　4年前，哈巴雪山之巅，零下15摄氏度的寒风挟裹着冰碴划过我的脸庞。我试着调整呼吸频率，用僵硬的手紧握冰镐，用含霜的睫毛感知风速。当一些年轻人沉浸于元宇宙中的虚拟攀登时，作为一名年近花甲的探险家，我在高山岩壁的褶皱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生命高度。这种反差折射出AI时代最深邃的哲学命题：在数字编织的虚拟世界里，行走是否仍是青年成长的必修课？

　　我曾在挑战“7+2”（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北极点）的探险之旅中，攀登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时遭遇雪崩。时速高达200公里的雪崩，瞬间将我从半山腰卷到了山脚下，在上下颠倒、不辨东西的混沌世界中，我凭着身体对重力的感应、眼睛对微光的感知，像一个沉沦在深渊中的溺水者，经过挣扎，终于冲破冰雪的层层覆盖。从雪堆中探出头的瞬间，我居然给大难不死的自己来了张自拍照，这场惊心动魄的经历印证了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论断：身体是认知世界的初始界面。当现代的时尚青年习惯用AR眼镜虚拟游览吴哥窟时，我看到柬埔寨导游依然在引导游客用触摸的方式去体验——石雕技艺中，工匠如何感知砂岩的温度与肌理。

　　在我去过的非洲塞伦盖蒂大草原，那里很多人至今仍保留着头顶着货物行走的生活习俗。无论是成串的香蕉，还是成箱的玻璃酒瓶，他们都毫无压力。神经科学研究显示，人类大脑的空间认知中枢在真实行走中会形成独特的神经突触网络，这是任何VR设备无法模拟的生物进化遗产。

　　当我在珠穆朗玛峰踏过希拉里台阶时，智能手表的感应器顷刻间就能将海拔高度转化为直观的数字，但在登山者的感知中，这高度真实体现为艰难的喘息和沉重的脚步。这种对极限环境的具体认知，正在成为“数字原住民”稀缺的生存智慧。而行走和攀登的缺失，正让人们对自然中潜在的风险评估能力悄然退化。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被很多人忽略的生存危机。

　　我曾经在自己的家乡云南发起过一项个人极限挑战：用100天的时间，在100个不同地点，连续挑战100场马拉松。这项挑战启动时，很多人都说我疯了，因为奔跑的日程表里，有海拔超过4000米的巴拉格宗雪山速降，有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西双版纳雨林穿越，还有落石成灾的怒江峡谷玩命狂奔。国内最好的运动康复理疗师回绝了我的高薪诚聘，因为怕我中途“歇菜”，断送了自己妙手回春的一世美名。

　　最终，我以凡人之躯，一个菜鸟级业余跑者的身体条件，顺利完成了挑战。奔跑的每一天，我都能感知到自己身体的变化，随着奔跑的持续，身体适应了海拔变化、极端温度、复杂路面的各种挑战，在奔跑中我开启了灵魂与自然的对话，旁人想象的极限挑战、身心折磨，在我看来成为了一场触及灵魂的修行。就像克里斯托弗·麦克杜格尔在畅销书《天生就会跑》中表达的一样：原来，我们天生就是适合跑步的生物。

　　很多人预测，挑战结束之后，我很可能像当年的徐霞客：双足俱废。但百马挑战结束半年后，我又重返马拉松赛场，在新加坡的东海岸，完成了又一个全程马拉松。

　　站在元宇宙的入口回望，今天，我们的行走不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旅行也不能用换个地方看风景来一言以蔽之。它已经演变为对抗数字异化的生存策略，重构认知的教育实践，链接自然的身心修行。当“阿尔法狗”攻克围棋所有定式时，人类在真实世界蹒跚学步的笨拙身影，反而彰显出不可替代的生命尊严。或许，这正是AI时代行走的终极意义：在数字的完美世界里，我们如何保留下那份专属于人类的缺陷。

　　（作者为第四届“中国当代徐霞客”,2011年）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