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萧军和萧红在西安

1938年4月上旬的一天，在由延安到西安的路上，车子不停地颠簸，萧军的脑海也不断地翻腾，他反复揣摩着和萧红见面时可能发生的一切情景。他深深地预料到．他们六年的婚姻可能要画上句号，那将是个什么情景呢？

萧军与萧红

萧军思来想去，不管怎样，他都恪守一个原则，如果我还爱着她，而对方不再爱我，或不需要我了，我定请她爱所要爱的去，需要她所需要的去，绝不加以纠缠或阻拦。如果我不再爱她了，不需要她了，她就可以爱她所要爱的去。

基于这个原则，萧军在临汾与萧红分手的前夜说了：“我们分别以后，万一我不死，我们还有再见的一天，那时候你如果没有别人，我也没有别人，如果双方同意，我们还可以共同生活下去。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各走各的路吧！”

等待萧军的又是什么景况呢?

到了西安，萧军面临与萧红的情感纠葛，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众人眼中艳羡、风雨磨难中牵手六年、比翼齐飞的作家夫妻，他们的婚姻生活竟在西安一眨眼的工夫落下了帷幕。

对萧军的突然到来，萧红和端木蕻良处在尴尬和紧张之中。对此，好友聂绀弩是清楚的，文弱温和的端木怎敢与勇猛强健的萧军对垒？如果两个人因萧红而格斗，他肯定不是萧军的对手，他真的惧怕萧军的拳头。因为，在临汾二萧开始分别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萧红与端木蕻良已经确立了关系。萧红首先镇定下来，她怕端木蕻良吃亏，她要快刀斩乱麻！她必须充当端木蕻良的保护神。因为萧红最清楚，萧军的拳头是从来不打妇女、儿童的。

于是萧红挺身而出，她没容旅途劳顿的丈夫萧军喘口气，便直奔主题，态度安详，微笑着对萧军说：“三郎，我们永远地分开吧！”

萧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打晕了，只是默不作声。

萧红郑重地对他说：“若是你还尊重我，那么你对端本蕻良也需尊重。我只有这一句话，别的不要谈了。”

“好！”萧军放下正在擦着头脸的毛巾，扭过身来很平静地回答着。

萧红听了沉吟了一下，便不再言语，径自离去，转身匆匆走进了丁玲的房间。

一向以铁血男儿、坏脾气著称的萧军，此时此刻面对着曾经风雨跋涉的妻子萧红如此绝情的样子，他的血性、坏脾气竟荡然无存了。

萧军与萧红的结合，纯属是偶然的。

以萧红当时的情况，怀着身孕即将临产。花白的长发，无血色的脸，一件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穿在身上，开叉一直撕裂到近乎腰际。赤着双脚，趿拉着一双被踩倒了后跟帮的鞋，丝毫无美丽可言。但是，当萧军一下子看到了她随手放在床板上的诗句，即刻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他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她初步给予他那一切的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在他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莹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他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

当时唯一的能救萧红的办法，只能是救她出去，和她结婚、同居。为此，他还和最好的朋友夫妇吵崩了。他们替他惋惜，认为他太傻气，不该背上这样一个沉重的包袱，而且还是一个怀着别人的孩子的女人！

“为了爱的缘故”，他毅然地带着萧红出走了。

萧军至少发现并拯救了一个未来出色的女作家。但是二人永远分离的历史渊源，早在这相结合的开始就已经存在了。

他从来没有把萧红作为一个“大人”或“妻子”那样看待和要求，一直是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尽管他是个性格暴烈的人，对于任何外来的、敢于侵害他的尊严的人或事常常是寸步不让，值不值就要“以死相拼”的。但对于弱者，他是能够容忍的，甚至容忍到使自己流出眼泪，用残害虐待自己的肢体，例如咬啮自己，来平息要爆发的激怒。

萧军是一个皮粗肉糙、冷暖不拘的人，自幼生长在农村，六七个月上就没有了母亲，他是吃着乡亲们的“百家奶”长大的野孩子。十八岁当兵，受过若干年严格的军事训练，从十岁多就开始练习各种武艺，什么饥寒劳碌穷苦，可以自豪地说全经见过。他从不诉苦、不发牢骚，不愿向任何人谈论自己的病痛或伤害。即使是战败了，也不哼一声。这，才像条汉子！

而萧红则不然。她精神上是被摧残的，感情上是被伤害的，人格上是被侮蔑的，肉体上是被伤毁的。孤独和寂寞，确是时时在侵蚀着她，思想时常是很烦乱的，感情也是极易被伤害，敏感而凄楚的。

她的精神生活是病态的，以至自尊得到了病态化的程度，有时又陷在了深沉的几乎是难以自拔的痛苦的泥沼之中。她孱弱多病，又时常处在身心不安、矛盾、焦烦，以至不能支持的地步。而她又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对待自己的工作，毫无松懈，这也是很快地熄灭了她的生命之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萧红在由日本给萧军的信中说：“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有健牛和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想想看，健牛和病驴如果是共同拉一辆车，在行程中或最后的结果,总要有所牺牲的不是拖了病驴，就是要累死健牛，很难两全。若不能,就是牛走牛的路，驴走驴的路。

作为民国的文坛独行侠，萧军曾以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被誉为抗战文学的一面旗帜。鲁迅先生称其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在萧军的鼓励和帮助下，萧红也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文坛从此有了二萧的佳话。

有人评价二萧，显然是萧红的艺术成就更大，因为萧红是用天才在写作，而萧军则是用经历和技巧在写作。

在一些人看来，自负的他，难以接受拯救过的弱女子有朝一日凌驾于自己之上，于是开始对萧红拳脚相向，并以频繁出轨的方式，弥合自己早已失衡的内心。足见萧军性情中自卑敏感又暴虐、大男子主义的另一面。就在萧军这样的步步紧逼之下，不堪重负的萧红，终于决意与他分手。离开的时候，萧红甚至还怀着萧军的孩子。

萧军就这么不留余地地被萧红甩在了身后，然而对于这段婚姻的破裂，萧军没有任何惋惜。可以说，他早已厌倦了萧红，巴不得她早点离开。萧红很快就与端木蕻良走在了一起，这让萧军有点不甘心。

萧军是个自卑又自负、胜负心很强的人，在感情上其实亦是如此。

从1932年8月萧红与萧军初遇，到1938年4月两人彻底分开,再未相见，这一段近六年的关系是萧红短暂人生中最长的感情历程。她和萧军之所以爱恨纠缠若即若离几年之久，首先是双向真爱。其次，是感恩并珍惜。萧红的人生里，萧军是她生命中第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在她最狼狈的时候，给了她最有力的支撑。当她被囚陋室时，萧军想解救她。当她逃出来重孕在身时，萧军陪着她。当她在医院里痛得死去活来时，是萧军用武力为她争取来了治疗。当她产后虚弱，又是萧军日日奔波，打工挣钱养她。

萧红能成为作家，与萧军有最密切的关系。她的处女作《弃儿》，是在萧军的鼓励下写出来，也是他帮助发表的。从某种程度而言，是萧军推动了她从小姐到作家的飞升。

再则，不舍与遗憾。她和萧军相逢于人生最低谷，一起流浪，一起忍饥挨饿，一起向文坛进军，一起逃出满洲国。随着他们有了自己的小家，作品也开始陆续发表，物质生活在慢慢改善，他俩却不好了。敏感重情的萧红，不能不感到悲哀和遗憾了。

有关在西安与萧红分手的情景，萧军写道：

当我满身满脸挂着路上的尘土走进了D服务团所在的一个院子，凹鼻子T先走过来机械地和我拥抱了一下，尴尬地笑着，我也木然地回了他一个拥抱。红女士远远地表示着身份地站在门口，变得漂亮了，脸有点红的样子笑着。

夜间，她吃着纸烟，不自然地两腿交迭，一位贵夫人似地向我提出了：“遵照我们在临汾的决定，分开吧，我们的友情还是存在着的。”

“好吧，一切随您的意思。”

我实在倦怠了，眼睛还可以不动地看着天棚板，渐渐地就什么全变成了模糊。

同样场景，端木蕻良却另有说法：

那天萧军跟着丁玲从延安回到了西安，然后便在一间大房间里胡乱地按着一架破旧的风琴。当时房间里只有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三个人。萧军一面按琴一面背对着萧红和端木蕻良，气氛有些沉闷。过了一会儿萧军冷不防开始说话了，他说：“我和丁玲结婚，你跟端木结婚。”

1984年萧军在西安，和谷陪同参观

端木蕻良听了，顿时感到非常突然。他觉得萧军这种态度，就好像是把萧红当作一件自己不要的东西，顺手摔给他似的，同时他觉得这是萧军对他人格上的侮辱。端木蕻良认为自己一向只是把萧红当作姐姐来看待。萧红比他大，又有过两次同居的经历，身体也很不好，因此端木蕻良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和萧红结婚。

至于萧军说他要“和丁玲结婚”的话，或许只是想气气萧红，却也不是空穴来风。

萧军对丁玲确实非常尊敬与信任，但这不代表有私情，萧军与丁玲此时当无超越友谊层面的男女私情，只是好感而已。萧军的不忠对于二萧婚姻的妨害，应该不包括萧军对于丁玲的欣赏这一点。

1936年，丁玲从南京国民党特务的软禁中逃出，两度到上海，但与萧军、萧红未曾相遇过。萧红因与萧军感情上出现裂痕，离开上海去日本疗伤。丁玲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是第一个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著名作家，受到高规格的欢迎。她提议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并担任主任，是苏区文学界地位最高的作家。

次年，丁玲随中央机关迁到延安。此时，萧红从日本回国，与萧军关系略有好转。丁玲从前线调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丁玲担任团长、党支部书记。萧红和萧军撤往武汉，丁玲率领西战团到山西。

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由武汉来到山西临汾的民族大学任教，二萧与丁玲相识。

丁玲时年三十四岁，比萧红大七岁，比萧军大三岁。丁玲1927年成名，而二萧是1935年成名。二萧对于丁玲可以说是久仰了。萧军对于丁玲尤其仰慕，不仅因为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名作家，更因为她是一位大气的革命者，领导着一个西战团，健康向上，充满力量。

萧军是热切向往革命的勇士与力士，对于丁玲身上的光和热，自然感受更为强烈。萧军和丁玲都是向光性极强的人，很容易被点燃和照亮。萧红从来只是文小姐，而丁玲是毛泽东称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有强力的女性更能令萧军服膺。

临汾形势紧张，民族革命大学师生撤退，二萧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产生分歧。萧军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拿笔的人，更是一介武夫，国难当头，更应去拿枪，尽匹夫之力。萧红主张各尽所能，作家应该守住作家的岗位。

萧红以为丁玲能够帮助她说服萧军，跟随民族革命大学撤退，但她失望了。无论年龄资历还是所处的位置，丁玲的站位都比萧红高，比萧红有权威。所以，丁玲的意见对于萧军会更有效力。丁玲虽然劝他听萧红的，但同时也能理解他，因为丁玲刚到苏区时也是向毛泽东提出：当红军，看打仗！她也是先过足了当红军的瘾。

神经质、稚嫩、软弱，这是丁玲解读萧红的关键词。萧红确实不如丁玲和萧军爽气，看她在旅日期间的信中反复叮咛萧军买一个枕头，就可以知道那种小女人的琐碎令萧军多么不耐烦，这也婉曲地折射出二萧分开的缘由之一。从源头上说，二萧不是一类人，而丁玲和萧军却是一类人，他们都是有粗壮灵魂的人。

胡风夫人梅志写到萧红对于丁玲的感觉：“解放的思想和生活，她表示了吃惊和不习惯。”但丁玲身上那种为萧红所“吃惊和不习惯”的，却恰恰是萧军所喜欢和欣赏的。

丁玲曾说自己作萧军的政治指导员，说明她很有把握驾驭萧军，萧军也情愿为她所驾驭，而这是萧红办不到的。在丁玲和萧军面前，萧红是压抑的。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妻子池田幸子说，萧红从西安回到武汉以后，她询问过萧红为什么没有去延安，萧红答道：“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

固然存在性格差异，固然纤细的萧红难以认同丁玲的粗糙，但二萧与丁玲的微妙感情因素所起的间离作用，也是不言自明的。

果然，萧红听了勃然大怒。她对着萧军说：“你和谁结婚我不管，难道我们结婚还用得着你来主婚吗？”

晚上，端木蕻良在房间里听到萧红和萧军在隔壁房间里吵架，只听萧红大声地说：“你把我给你的信件退给我，我把你给我的信件退给你！”

萧军不肯，而萧红则毫无保留地把萧军的信件退了回去。两人彻底闹翻了。

端木蕻良眼见着事态如此急剧发展，看到萧红公开受到萧军的奚落，而自己又一向是对萧红极为尊重的，经过思考，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在萧红一边。

没过几天，萧军得知萧红有了身孕，看重孩子的他又希望与萧红和好，被萧红拒绝。有一夜他闯进端木蕻良的宿舍要与端木决斗，萧红闻知，怒斥他一顿。虽然萧军的决斗计划没有实行，可是萧军又采取了新的行动，那就是端木蕻良和萧红走到哪儿，萧军就在一二百步距离的地方跟到哪儿，而且手里还拎了一根粗大的棍子。

这使端木蕻良和萧红不得不远离萧军，离开西安，前往武汉，仍然住在蒋锡金的房子里。

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两人正式结婚，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

端木蕻良后来说：“萧红是我第一个妻子，在这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肉体关系。而我和萧红结婚是在到达武汉，并由池田幸子等人赠送了礼物的。”

在那个时代，端木这样一个从没谈过恋爱的男人，要娶一个曾与几个男人同居又先后分离的女人，谈何容易？因此，端木蕻良的母亲和亲友都不赞成，但端木蕻良违背母亲的意愿，坚持了自己的主见。

那天参加婚礼的，还有端木蕻良三哥未婚妻刘国英的父亲、和她武汉大学的同学，萧红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文化界的胡风、艾青等人。

萧红穿一件旗袍，端木蕻良着一套西装，婚礼办得既简单又隆重，在战争年代中是不多见的。

在婚礼上，胡风提议新人谈谈恋爱经过。

萧红坦诚地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她说的“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指的是她有孕在身。

武汉吃紧，日寇兵临城下时，端木蕻良却扔下萧红先去了重庆，让萧红怀着身孕，大腹便便地挤在逃难人群中撤往重庆。她在甲板上被绳索绊倒，昏厥过去，如果不是被人发现抢救，她几乎会死在旅途上。

后来，她又随同端木蕻良去了香港，二人相处并不和谐，她不仅生活困难，心情也很颓伤。在香港被日军攻占的混乱日子里，终于在医院中死去，结束了她三十一岁的悲剧旅程。

在西安，萧军与萧红分手后，他怎能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再待下去呢？

此时，与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有联系的王德谦，也写信邀请在上海结识的萧军到兰州工作。萧军思量再三，决意要去兰州，再到新疆，那里有许多老朋友在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丁玲、聂绀弩也十分体谅萧军，同意他到兰州、新疆去。同行的有戏剧家塞克、舞台灯光师朱星南、音乐家王洛宾和他的妻子话剧演员罗珊。萧军主动拿出刚刚结算的一笔稿酬，作为五个人的路费及盘缠。

随即，他们五人乘上了一辆长途汽车， 沿着蜿蜒的渭水之滨，行进在弯弯曲曲、坡坡坎坎的西兰公路上。经过艰苦的旅行，4月28日清晨到达黄河边的兰州。

在寄居的王德谦家，萧军遇到了王德谦的妹妹王德芬，一个18岁的抗日演艺团的姑娘，便展开热烈的求爱。王德芬也爱上了这位《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二人登报订婚，辗转西安、成都、重庆，1940年6月又回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坐上汽车，奔赴延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