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村妇跨国寻夫,当她说出丈夫名字后,不料将军却慌乱失措

分享至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朴盈华站在一位满头银丝的老人面前。

她小心翼翼地从贴身之处,缓缓取出一张已泛黄褪色的照片,双手微微颤抖着,将照片递到老人眼前:“这位同志,请问您认识一个叫吕城伍的人吗?这是他的照片。”

“不认识啊,当年边境有不少朝鲜工人过来,出了事故后,就都音讯全无了。”

“不,他还活着,我知道他还活着。”

“小姑娘,你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跨过那条江,你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等了十年,若再等下去,我会后悔一辈子。”

老人望着她那坚定的眼神,沉默良久,最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递到她手中:“去沈阳吧,这个地方也许会有你想要的线索。”

可谁能想到,当她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在沈阳说出丈夫的名字时,竟连沈阳军区的将军都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

01

1978年春,朝鲜北部。

我叫朴盈华,此刻正站在村口的小山坡上。

目光穿透那雾蒙蒙的田野,望向遥远的地平线。

那里是中国,是我丈夫吕城伍十年前离开的方向。

十年了,整整十年,没有他的一点消息。

我今年三十二岁,这十年,我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我身上穿着一件补了又补的灰色棉袄,脚上那双布鞋,满是泥土。

“妈,您又站在这里。”身后传来女儿林梅珊的声音。

我转过身,看见十三岁的女儿抱着柴火,静静地站在不远处。

“回家吧,天快黑了。”

走进那间昏暗的小屋,我点亮了煤油灯。

昏黄的灯光下,我看着儿女疲惫的脸庞,心里一阵刺痛。

儿子林浙久已经十五岁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因为食物短缺,瘦得皮包骨头。

梅珊年纪虽小,却已经能帮着做很多家务,懂事得让人心疼。

“妈,我今天在集市上听到消息,说最近边境管得没那么严了。”

林浙久一边吃着稀粥,一边低声说道。

我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看向他:“你怎么知道这些?”

“村里的金叔叔说的,他有亲戚在边境工作。”

林浙久放下碗筷,眼神里透着一丝期待,“妈,我知道您一直在想爸爸的事。”

我没有回答,只是将目光投向墙上那张全家福。

照片上的吕城伍高大挺拔,一手搂着年轻的我,一手抱着才四岁的浙久。

那时候梅珊还是个婴儿,在我怀里睡得正香。

那是1968年秋天拍的,半年后吕城伍就离开了家,前往中国参与边境地区的建设工程。

“一年,最多两年就回来。”

临行前吕城伍紧紧地抱着我。

最初几年,家里还能收到他寄来的信和一些钱,可自1973年后一切联系都中断了。

我找过当地政府,得到的回答总是“可能已经牺牲”,但从未收到任何确切的证明。

我心里始终有个声音在告诉我,他还活着。

“妈,您别总是这样。”

女儿梅珊轻声说,“村里人都说您……”

我打断她的话:“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确实,村里的人都说我“痴心妄想”,甚至劝我改嫁。

可我心里明白,我宁愿守着这份希望,也不愿相信丈夫已经不在人世。

夜深了我把儿女哄睡后,从枕头下取出丈夫最后一封信。

信纸已经被我摸得褪色,上面的字迹也变得模糊,但每一个字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盈华,这边条件比想象中要艰苦,但工资不错。下个月发了工资,我会寄钱回去。别担心我,照顾好孩子。城伍。”

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成了我十年来唯一的精神支柱。

次日清晨,我早早起床,准备了简单的早餐。

我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决定,但还没想好怎么告诉孩子们。

吃过早饭,林浙久拿出课本准备去学校。

这孩子虽然生活艰苦,但学习一直很刻苦。

“妈,明天是发粮食的日子,您记得去吗?”

“我记得。”

林浙久犹豫了一下,又说:“您昨晚又没睡好吧?我看见您的灯亮了很久。”

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摸了摸他的头:“去上学吧,别迟到了。”

送走孩子后,我来到了村口的商店。

店里的老板金大叔是村里少有知道些外面消息的人。

我深吸一口气,低声说:“金大叔,我想问您点事。”

金大叔左右看了看,确定店里没有其他人,才压低声音说:“盈华啊,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是的,边境现在确实没那么严了,但还是很危险。”

我心里一紧,鼓起勇气说出自己听到的传闻:“我听说……有人见过吕城伍。”

金大叔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谁告诉你的?”

“上个月来村里的那个医生,他说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医院见过一个很像吕城伍的人。”

我紧张地看着金大叔,期待着他的回应。

金大叔深吸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盈华啊,别抱太大希望。就算是真的,你也不可能过去。那是违法的。”

“我必须去。”

我坚定地说,“我等了十年,不能再等下去了。孩子们需要父亲。”

金大叔看着我坚决的眼神,知道无法劝阻我。

他叹了口气,从柜台下拿出一张纸条,递给我说:“我有个远房亲戚在图们江边,你找他,他也许能帮你。但记住,我什么都没说过。”

我接过纸条,郑重地点点头:“谢谢您,我不会连累您的。”

回到家中,我开始计划我的行动。

我必须为孩子们做好安排,还要准备路上的盘缠。

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离开村子,不引起怀疑。

晚上我来到了姐姐朴英淑家。姐姐看到我,有些惊讶:“盈华,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说:“姐,我想去中国找城伍。”

“你疯了吗?”

姐姐惊讶地看着我,“你知道被抓到会有什么后果吗?”

“姐,我必须去。”

我握住姐姐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求你,帮我照顾孩子们,就说我去郡里的亲戚家帮忙,最多一个月就回来。”

姐姐看着我坚决的眼神,知道无法改变我的决心。她叹了口气:“妹妹,你真的确定他还活着吗?”

我坚定地点点头:“我能感觉到,他还活着,在等我去找他。”

姐姐沉默了一会儿,最终点头答应:“我会照顾好孩子们,但你必须答应我,无论结果如何,一定要回来,孩子们需要你。”

我紧紧抱住姐姐,泪水夺眶而出:“谢谢你,姐。我一定会回来,带着他们的父亲一起回来。”

准备工作进行得很快。我用这些年来攒下的一点积蓄,买了些能带的干粮和必需品。

我还特意把丈夫的照片和我们的结婚戒指小心地包好,贴身携带。

出发前一晚,我坐在孩子们的床边,看着他们熟睡的面容,心中充满了不舍。

“我去找爸爸,很快就会回来。”

我轻声说着,泪水不自觉地流下。

02

三天后的深夜,图们江边静谧得有些瘆人,只有江水拍打岸边的声响。

我就站在那茂密的灌木丛里,心脏在胸腔里“砰砰”直跳,仿佛要冲破胸膛。

我满脑子都是即将要跨越的边境,还有那个让我日夜思念、远在中国的男人——城伍。

张三德是金大叔的远房亲戚,一个四十多岁的渔民。

之前我找到他,跟他说明来意后,他只是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什么都没多问。

随后他便轻声告诉我江水最浅的地方,还有巡逻最薄弱的时间点。

“过了江就是中国,记着,到了那边别打听政治的事儿,装作哑巴最安全。”

张三德一脸严肃地叮嘱我,还从屋里翻出一件旧棉袄和一顶男式帽子递给我,“穿上这个,远远一看,人家准以为你是中国农民。”

我重重地点点头,把他的每一句话都牢牢记在心里。

终于到了过江的时候。

河水冷得刺骨,刚一下水,那寒意就像无数根针,直直地穿透了我的衣物。

深夜的江面被一层薄薄的雾气笼罩着,对岸隐隐约约能看到几处灯光,像是黑暗中闪烁的希望。

水渐渐深了,很快就没到了我的胸口。

我死死地咬紧牙关,双手用力划着水,尽量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

可这河流的冲力比我想象中大多了,好几次都差点让我失去平衡,整个人被水流冲走。

我心里又害怕又着急,只能不停地在心里默念:“城伍,我来找你了,城伍,你一定要等着我。”

这声音仿佛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支撑着我继续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水终于变浅了。

我浑身湿透,冻得浑身瑟瑟发抖,每走一步都像踩在针尖上。

但我知道这时候绝对不能停下,必须尽快上岸。

好不容易上了岸,我像只受惊的小鹿,迅速躲进附近的灌木丛中。

借着微弱的月光,我赶紧换上张三德给我的干衣服。

当手指触碰到那干燥温暖的布料时,我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陌生又充满未知。

周围是一片荒凉的农田,远处有几户农家的灯光,像夜空中闪烁的星星。

我不敢贸然靠近那些人家,决定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等到天亮再做打算。

这一夜寒冷和紧张像两条无形的蛇,紧紧缠着我,让我几乎没有一丝睡意。

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无比煎熬,我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担忧和对城伍的思念。

终于天刚蒙蒙亮,我小心翼翼地从藏身之处钻出来,朝着最近的村子走去。

这是一个位于中朝边境的小村庄,村子不大,房屋破旧,村民们的生活看起来也很艰苦。

我装作是路过的行人,眼睛不停地观察着村子里的一切。

虽然朝鲜语和中国东北的方言有些相似,但仔细听还是能听出明显的区别。

所以我尽量不开口说话,遇到需要交流的时候,就用手势比划。

走到村口,我看到一位老奶奶正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卖馒头。

那馒头的香气直往我鼻子里钻,勾得我肚子“咕咕”直叫。

我已经饿了一整天了,实在忍不住,便从兜里掏出一点钱,用手比划着要买两个馒头。

老奶奶抬起头,用浓重的东北口音问道:“你不是这里的人吧?”

我紧张得手心都冒出了汗。

我赶忙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只是用力地摇摇头,然后指了指自己的嘴和耳朵,暗示自己又聋又哑。

老奶奶看了看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了然地点点头,没再多问,还多给了我一个馒头,笑着说:“吃吧,姑娘,路上小心,现在管得严。”

我心里虽然听得懂她的话,但还是努力装出一副茫然的表情,接过馒头,低声道了声谢。

村子里的人不多,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偶尔能看到几个年轻人匆匆走过。

我小心翼翼地在村子里前行,眼睛留意着路边的标识。

根据张三德的指示,我得先到达延吉市,那里有去沈阳的火车。

一个上午,我都在不停地走着,脚都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就在我累得快要走不动的时候,我看到了一辆拉货的三轮车。

车夫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神却很和善。

他看到我走得那么辛苦,便主动停下车子,大声问我:“姑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犹豫了一下,心里纠结着要不要开口说话。

最终我还是鼓起勇气,用蹩脚的中文说:“延吉...火车站。”

老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那眼神仿佛能看穿我的内心。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秘密,但没有多问,只是笑着说:“上车吧,我正好去那边送货,顺路捎你一程。”

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赶紧爬上了三轮车。

车上放着几麻袋土豆,我缩在袋子中间,显得十分局促不安。

“别紧张,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路上有检查,我会叫你的。”

我感激地点点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这是我到中国后遇到的第一个真正愿意帮助我的人,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三轮车沿着乡间小路“前行,时不时地颠簸一下。

我紧紧地抓住麻袋,尽量让自己放松下来。

我知道这段旅程才刚刚开始,前方还有无数未知的危险在等着我。

“姑娘,你这样很危险啊。”行驶了一段时间后,老人突然开口说道。

我惊讶地睁开眼睛,疑惑地看着他,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在这边境住了一辈子,什么事儿没见过,一眼就能认出你是从对面过来的。”

老人叹了口气,接着说,“你过来是找亲戚?还是...”

我犹豫了一下,心里盘算着要不要跟他说实话。

最终我还是决定诚实回答:“找丈夫。他十年前来这边工作,后来就失去联系了。”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缓缓开口:“十年前...那时候这边情况挺复杂的,你丈夫是做什么的?”

“修桥筑路的工人。”

我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老人看。

照片已经有些泛黄,但城伍的笑容还是那么清晰。

老人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然后摇摇头:“没见过。但我听说过类似的事。当年有一批外来工人在一次事故中受了伤,有些被送到了军方医院治疗。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揪住了:“军方医院?在哪里?”

“有几个地方都有,沈阳有一家最大的。”

老人想了想,又补充道,“但这都是传闻,不一定准确。而且军方的地方,可不是随便能进去的,那里面管得可严了。”

我紧紧地抓住这一线希望,声音都有些颤抖:“谢谢您告诉我这些。”

“姑娘,我劝你还是小心点。现在虽然没以前那么紧张了,但外国人没有证件到处走动还是很危险的。要是被抓住了,那可就麻烦了。”老人一脸担忧地提醒我。

没多久三轮车驶入了延吉市郊。这里的建筑明显比农村多了起来,街道也宽阔了许多,街上的行人来来往往,热闹了不少。

我心里一阵紧张,下意识地把帽子拉低,遮住自己的脸,生怕被别人看出我是外国人。

“前面就是火车站了。”老人指着不远处的一栋灰色建筑,大声说道,“但你没有证件,恐怕买不了票。”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没有证件,我根本就上不了火车,还怎么去沈阳找城伍啊。

老人见我发愁,犹豫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我:“这是我侄子的工作证明,上面有公章。你拿着,也许能帮上忙。记住,你就说是我侄媳妇,从农村来找他的。”

我接过那张纸,手都有些颤抖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能深深地鞠了一躬,声音哽咽地说:“谢谢您的帮助,我不知道怎么报答您。”

“不用谢,我也有孩子在外面工作。换作是我,也希望有人能帮帮他们。”老人摆摆手,笑着说,“去吧,愿你能找到你丈夫。”

我下了三轮车,按照老人的指示,朝着火车站走去。

站前广场上人来人往,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有汽车的喇叭声,有小贩的叫卖声,还有人们的谈笑声,吵得我脑袋都有些晕了。

火车站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大厅里挤满了人。

我小心翼翼地挤到售票窗口前,用蹩脚的中文说:“一张...沈阳的票。”

售票员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女性,她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说:“证件。”

我硬着头皮把老人给我的工作证明递了过去。

售票员接过证明,仔细地看了看,又看了看我,眉头微微皱了起来:“这不是你的证件。”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结结巴巴地说:“我...找丈夫。这是...他叔叔的。”

就在售票员还想继续追问的时候,后面的人不耐烦地催促起来:“快点啊,后面还这么多人呢!”

售票员叹了口气,不情愿地打出一张票,递给我说:“57块钱,明天早上六点的车。”

我松了一口气,赶紧从兜里掏出钱付了,拿到了我人生中第一张火车票。

当我接过那张票的时候,手都在不停地颤抖,仿佛这是一张通往幸福的通行证。

走出售票厅,我找了个角落坐下。

离开家已经一天多了,我不知道姐姐是否已经开始担心我,孩子们是否已经察觉到异常。

每次一想到他们,我的心里就像被刀割一样难受。

但现在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03

夜幕降临,火车站里的人比白天少了许多,可仍有不少人在候车室里将就着过夜。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靠着墙缓缓坐下,打算就这么熬过这一夜。

候车室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穿着朴素、满脸疲惫的打工仔,他们或许正盼着能挣点钱回家改善生活;有拎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来探亲的,脸上带着急切与期待;还有做小生意的,眼神里透着精明与对未来的盘算。

我静静地听着他们的对话,努力让自己适应着这里陌生的语言和氛围。

这时身旁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姐主动跟我搭话:“妹子,是不是第一次出远门呐?”

我轻轻点点头,尽量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回答:“嗯,找人。”

大姐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关切,伸手递给我一个煮鸡蛋:“一个女人家单独出门可不容易啊。吃点东西吧,晚上车站冷,别冻着了。”

我感激地接过鸡蛋,眼眶微微泛红。

这一路上陌生人的这点善意,就像黑暗中的一点微光,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

天刚蒙蒙亮,我就被广播声吵醒了。

我揉了揉酸痛的脖子,看到候车室里已经热闹起来,人们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开启新一天的旅程。

我也简单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准备登上前往沈阳的火车。

站台上人头攒动,我小心翼翼地跟着人流,眼睛紧紧盯着指示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自己的车厢。

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烟味和各种食物混合的气味。

我找到自己的座位,那是一个靠窗的硬座。

坐下后我忍不住把目光投向窗外。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乡这么远。

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我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

每一分钟都让我离家乡越来越远,可也让我离丈夫可能更近了一步。

对面坐着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她看到我,好奇地问道:“姑娘,去沈阳干什么呀?”

我想了想,简单地说:“找人。”

妇女接着问:“亲戚啊?”

我点点头:“丈夫。”

“哦,你丈夫在沈阳工作啊。”妇女恍然大悟地点点头,便不再多问。

车厢里的乘客大多是农民和工人,有的人带着简单的行李,有的则抱着鸡笼子,或者大包小包地堆满了东西。

大家操着各种方言,热烈地讨论着家乡的事,或者工作上的琐碎。

我安静地坐在一旁,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火车行驶的节奏让我渐渐有了一丝困意,可我不敢真的睡着,心里一直惦记着,生怕错过站,或者被小偷盯上。

中午时分,列车员推着小车来卖盒饭。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一份最便宜的面条,然后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

这是我到中国后吃的第一顿热乎饭,虽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让我心里有了一丝安慰。

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从山区变成了平原,又从农田变成了郊区。

列车一路向南,穿过一个又一个小站。

终于在傍晚时分,广播里传来声音,宣布即将到达沈阳站。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手不自觉地抓紧了小包袱。

火车缓缓驶入站台,我跟着人流,第一次踏上了这个陌生的大城市的土地。

沈阳站比延吉的火车站大了不知多少倍。

高大的站房像一座巍峨的城堡,宽阔的广场上人来人往,站前林立的高楼大厦,让我看得眼花缭乱,一阵眩晕感袭来。

这里的人说着我听不太懂的方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根本没人会注意到我这个穿着朴素的外乡女人。

走出火车站,我一下子没了主意,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老人说的军方医院到底在哪里呢?

我又该怎么去找呢?

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中年人走了过来,热情地招呼道:“需要住宿吗?便宜干净。”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我确实太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了,然后再慢慢想办法打听医院的事。

中年人把我带到一个小巷子里,那里有一家简陋的旅店。

那是一栋两层的砖房,看起来有些年头了,墙皮都有些脱落。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但好在收拾得干净整洁。

中年人说:“一天三块,先付钱。”

我从贴身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钱,数出三块递给了中年人。

中年人接过钱,随口问道:“你一个人来沈阳?”

我点点头:“找人。”

“找什么人?也许我能帮上忙。”中年人好奇地追问。

我想了想,决定冒险试一试,便说道:“丈夫,十年前在这边工作,后来去了军方医院。”

中年人的表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军方医院?那可不是随便能进去的地方。”

他思考了一会儿,又说:“不过我有个熟人在附近的医院当护工,也许知道些情况。明天我可以带你去问问。”

我感激地点点头:“谢谢。”

简单收拾了一下,我躺在床上,疲惫感一下子如潮水般涌了上来。

我已经两天没好好睡过觉了,可即使这样,我的心还是难以平静。

想起家中的孩子们,我的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

浙久和梅珊现在怎么样了?他们知道妈妈去了多远的地方吗?

姐姐是否一切顺利?

种种担忧像乱麻一样在我心里纠缠,让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

但一想到可能即将与丈夫相见,我又充满了期待和紧张。

十年不见,吕城伍变了多少呢?

他是否还记得我和孩子们?

如果他已经……我不敢再想下去,只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着他平安无事。

夜深了小旅店里逐渐安静下来,偶尔能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轻微鼾声。

我终于在疲惫中沉沉睡去,梦里是丈夫微笑着向我伸出手的场景,那么真实,那么温暖。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屋外的嘈杂声吵醒了。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听到外面传来各种叫卖声和人们的交谈声。

我起床后简单洗漱了一下,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寻找。

昨晚遇到的中年人果然很守信,早早在旅店门口等着我。

他笑着说:“我叫王明,昨晚忘了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

“朴盈华。”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真名。

“朝鲜族?”王明有些惊讶,但也没多问,“走吧,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沈阳的街道比我想象的要宽阔得多,两旁是各种各样的建筑,有高大的写字楼,也有古朴的老房子。

街上的人来往匆匆,偶尔有军人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让我不自觉地低下头,心里有些害怕。

“别紧张,”王明注意到我的反应,安慰道,“现在没那么严了。不过还是小心为好。”

二十分钟后我们来到一家普通医院。王明把自行车停好,带着我进入医院。

“我那个朋友叫李大姐,在这里做了十几年护工了,认识不少人。”

王明一边走一边解释道,“不过先说好,找人的事不要抱太大希望。”

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浓浓的消毒水味道,病人和家属来来往往,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不同的表情,有焦急的,有痛苦的,也有充满希望的。

我跟着王明来到后勤部门,见到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她正弯着腰整理药品。

“大姐,这是我朋友,想打听个人。”

李大姐抬起头,看了看我,示意我说。

我紧张地拿出丈夫的照片,手都有些微微颤抖:“我丈夫,吕城伍。十年前来这边工作,后来听说在一次事故中受伤,被送到了军方医院。”

李大姐接过照片,认真看了看,又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番:“你是朝鲜来的?”

我点点头,眼睛紧紧地盯着李大姐的反应,心里充满了期待。

李大姐叹了口气:“军方医院的事情我知道得不多。不过十年前确实有一批受伤的外籍工人被送过来,其中有些被转到了军区医院。”

我眼睛一亮,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您知道具体是哪家医院吗?”

“沈阳军区总医院,就在城东。”李大姐放低声音说道,“但那里戒备森严,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我紧紧抓住这条线索,声音有些颤抖:“谢谢您!我一定要去看看。”

李大姐和王明交换了一个眼神,李大姐又说:“姑娘,你这样贸然前去很危险。医院每周三下午会收外面送来的蔬菜,你可以去市场找份临时工,跟着送菜车进去。”

王明担忧地说:“大姐,这太冒险了。”

“比直接去闯要安全得多。”李大姐说完,又对我说道,“但我必须提醒你,就算进去了,找人也很难。军区医院很大,而且有些区域是普通人根本进不去的。”

我深深鞠了一躬,声音有些哽咽:“无论如何,谢谢您的帮助。”

离开医院后,王明带着我来到城东的蔬菜市场。这里人声鼎沸,各种叫卖声和讨价还价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

“我认识这里的一个菜贩,说不定能帮上忙。”

王明在市场里熟练地穿行着,最终在一个卖白菜的摊位前停了下来。

摊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看起来很是和善。

“老张,这是我朋友,想找份临时工,帮忙送菜。”

老张打量了我一番,问道:“会干活吗?”

我连忙点头:“我在农村长大,从小干活,什么活都能干。”

老张想了想:“行吧,明天有一批菜要送到军区医院,你跟车去,工钱不多,一天两块。”

“谢谢!”我感激地说,心里充满了希望。

告别王明后我独自回到小旅店。

房间里的昏暗灯光下,我打开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包袱,仔细检查了自己所剩无几的盘缠。

如果找不到丈夫,这些钱很快就会用完。

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否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窗外偶尔传来远处的汽车喇叭声和路人的说笑声,这些声音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显得格外清晰。

这个陌生的城市,这些陌生的人,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所适从。

我摸出贴身携带的结婚戒指,那是我和吕城伍结婚时,他送给我的唯一一件礼物。

那是个简单的铜戒指,表面已经有些磨损,但对我来说,比任何贵重珠宝都珍贵。

“城伍,你在哪里?”

我轻声呢喃着,泪水悄然滑落,打湿了枕头。

04

第二天天边才泛起鱼肚白,我就从那简陋的旅店床上爬了起来。

简单洗漱后我揣着老人给的介绍信和写着城西军干所地址的纸条,匆匆出了门。

我赶到蔬菜市场的时候,老张已经在摊位上忙得不可开交了。

他抬眼瞧见我,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先帮我把这些白菜搬上车。”老张指着一堆还带着泥土气息、刚从乡下运来的新鲜白菜说道。我什么也没说,默默卷起袖子就开始干活。

这些年生活的重担压得我愈发憔悴,可农村那些年累死累活的经历,让我比城里人更能扛得住苦。

一上午我就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帮老张装了三车白菜,还有萝卜、土豆什么的。

到了中午,老张递给我一个硬邦邦的馒头和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

“吃点东西吧,下午还有活儿。”老张一边说着,一边自己先咬了一大口馒头。

我感激地接过,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这几天我几乎没正经吃过一顿饭,这会儿饿得前胸贴后背,哪还顾得上别的。

“你不是本地人吧?”老张嚼着馒头,随口问道。

我点了点头,回他:“我来找人。”

老张像是明白了什么,又点了点头,没再继续追问。

他这把年纪,见过太多生离死别,对别人的事儿也就没那么好奇了。

下午两点,装满蔬菜的卡车“突突突”地发动了。

老张让我坐在副驾驶,自己熟练地开着车。

“记住,到了医院别乱跑,帮我把菜搬到后厨就行。”

老张一边开车,一边叮嘱我,“军区医院规矩可严了,要是被发现了,对你对我都不好。”

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已经在盘算着怎么找丈夫的下落了。

二十分钟后,卡车驶进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

门口的哨兵板着脸,仔细检查了老张的证件和货单,才挥了挥手放行。

我低着头,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被认出是外国人。

好在哨兵只是随意瞥了一眼,没太在意我。

这军区医院比我想象中大多了,占地面积就像个小村子。

主楼是一栋七八层高的白色建筑,四周散落着一些低矮的平房,还有不少绿化带。

卡车停在后勤部门的卸货区,几个穿着工作服的人已经在那等着了。我赶紧跳下车,和他们一起卸菜。

“今天咋带了个生面孔?”一个中年工人一边搬着菜,一边问老张。

“我侄女,刚从农村来,帮忙干几天活。”老张随口编了个理由。

工人听了,点了点头,没再多问。

大家都忙着干活,谁也没工夫留意我这个普通的女工。

菜卸完后,老张和工人们去办公室签收单据。

我瞅准这个机会,眼睛滴溜溜地四处转,想找找有没有丈夫的线索。

后厨附近是一排平房,看着像是宿舍和办公室。

再往远处,就是主楼了,那里应该是病房和诊疗区。

我心里一横,决定冒险去主楼看看。

我低着头,装作是医院的杂工,沿着一条小路往主楼走去。

走廊里人来人往,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有脚步匆匆的护士,还有满脸担忧的病人家属,偶尔还能看到几个穿军装的人。

我尽量靠着墙走,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

主楼的一层是挂号大厅,我瞅见护士站后面有块大型公告板,上面贴着各科室的位置和主任医师的名单。

我眼睛紧紧盯着公告板,希望能找到外科或者专门收治外籍人员的部门。

就在我看得入神的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冷不丁地响起:“你在找什么?”

我吓得一哆嗦,赶紧转过身,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女医生正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我……找人。”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

“找谁?”医生追问道。

我犹豫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丈夫的照片:“我丈夫,吕城伍。听说十年前在这里治疗过。”

医生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十年前?那时候我还没来这里工作呢。你应该去档案室查询。”

“档案室在哪里?”

“五楼,但普通人是不能随便进去的。”

医生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好像看出了我的不寻常,“你是怎么进来的?”

就在我不知该如何回答的时候,走廊那头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

一队士兵抬着一个担架,急匆匆地往急诊室冲。

医生立刻转身迎了上去,大声问道:“怎么回事?”

“训练意外,腿部受伤。”一个士兵简短地回答。

医生顾不上我了,赶紧跟着担架进了急诊室。我长舒了一口气,趁机悄悄离开了大厅,往楼梯口走去。我决定试试能不能上到五楼看看。

楼梯间里几乎没什么人,我加快脚步往上爬,不一会儿就到了五楼。

五楼的走廊比下面安静多了,两侧是一间间办公室。

我小心翼翼地走着,眼睛四处张望,突然看到一扇门上写着“档案管理室”。

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请进。”里面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

我轻轻推开门,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正坐在堆满文件的办公桌后面。

“有事吗?”老人抬头看了我一眼,问道。

我往前走了几步,鼓起勇气说:“我……我想查一个人的资料。”

“你有介绍信吗?”老人问道。

我摇了摇头,心里一阵失落。

“那不行,档案查询需要有关部门的介绍信。”老人拒绝得很干脆。

我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带着哭腔说:“求求您,我丈夫十年前在一次事故中受伤,被送到这里治疗。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好不容易才有了线索。”

老人的表情稍微缓和了一些,问道:“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吕城伍。”我赶紧拿出照片给老人看。

老人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照片,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些奇怪,喃喃自语道:“吕城伍……这个名字……”

我紧张地盯着老人,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急切地问:“您认识他吗?”

老人没有直接回答我,反而问道:“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1968年,他离开家之前。”我回答道。

老人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你跟我来。”

我忐忑不安地跟着老人穿过走廊,来到一间较大的办公室。办公室门上写着“军区医院历史资料室”。

老人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锁:“进来吧,我想给你看点东西。”

资料室里摆满了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各种档案盒和相册。老人走到最里面的一个书架前,从顶层取下一个灰色的档案盒。

“这是1969年至1970年间的特殊病例记录。”

老人解释道,“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外籍工人的案例,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双手不自觉地握紧,紧张地看着老人翻阅档案。

“找到了。”老人拿出一份文件,上面赫然写着“吕城伍”三个字。

我激动得双手颤抖,接过文件。

虽然我识字不多,但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丈夫的名字和照片。

“这是……他?”老人指着照片问我。

我确认地点了点头,声音带着哭腔:“是他,是我丈夫!他现在在哪里?”

老人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缓缓说道:“根据记录,他在1969年10月的一次边境施工事故中受了重伤,被紧急送到这里。头部外伤导致他失忆,无法提供个人信息。”

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声音颤抖地问:“他……还活着吗?”

“据我所知,他康复后被安排到了一个军工厂。”老人思索着说,“因为他的技术很出色,又是特殊时期,没人敢轻易送他回去。”

“军工厂?在哪里?”我迫不及待地问道,仿佛看到了找到丈夫的希望。

老人摇了摇头,说:“具体位置是机密,我也不清楚。但是……”

老人犹豫了一下,才接着说:“有个人可能知道更多情况。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张将军,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城西的军干所。”

我紧紧抓住这条线索,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急切地问:“请问怎么才能见到张将军?”

“这不容易,张将军现在很少见外人。”老人想了想,又说,“除非有人引荐。”

我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正当我感到绝望的时候,老人叹了口气,说:

“算了,看你这么诚心寻夫,我就帮你写封介绍信吧。我和张将军年轻时共事过,也许他会给我这个面子。”

我听了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连连鞠躬:“谢谢您!真的太感谢了!”

老人拿出纸笔,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信,封进信封,递给我说:“拿着这个去城西军干所找张将军。但我必须提醒你,即使见到了张将军,也不一定能找到你丈夫。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况可能已经有很大变化。”

我接过信封,小心翼翼地收好:“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感谢您的帮助。”

离开档案室的时候,老人又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是我帮你的。现在情况虽然比以前好了,但涉及到这种跨国的事情还是很敏感。”

我点了点头,向老人保证会小心行事。

回到一楼的时候,老张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看到我下来,又气又急地说:

“你跑哪去了?我到处找你!”

“对不起,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跟老张解释,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老张摆了摆手:“先走吧,待得越久越危险。”

回程的路上老张一直板着脸,没有多问我去了哪里,只是不停地叮嘱我以后不要再这样乱跑。

回到旅店我顾不上一天的劳累,迫不及待地拿出老人给的介绍信和写着城西军干所地址的纸条,仔细研究起来。

“城西军干所……”我在心里反复念着这个地名,暗暗下定决心,明天一早就去寻找张将军。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却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看到吕城伍站在一片迷雾中,他的身影模糊不清,一会儿好像在向我招手,一会儿又好像在渐渐远去。我拼命地追赶,可怎么也追不上他。

“城伍!”我惊醒过来,发现自己满脸是泪。

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

新的一天,新的希望。

我擦干眼泪,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出发去寻找张将军了。

05

此刻我正站在军干所那被高墙围起的大门口,心里头乱糟糟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进去。

这军干所可不一般,大门口站着两名持枪哨兵,每一个进出的人都得登记。

我清楚要是直接上前,肯定会被拦下,可我又实在不能放弃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关键线索。

我就这么在门口徘徊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针扎在心上。

心里头一会儿想着丈夫到底怎么样了,一会儿又担心自己进不去这军干所,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正当我犹豫得不行的时候,一辆自行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

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去,车上坐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手里提着一篮子蔬菜,那些蔬菜看着还挺新鲜,有翠绿的青菜,红彤彤的西红柿。

老太太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开口问道:“小姑娘,在等人吗?”声音挺和蔼的。

我赶忙点点头:“我想见张将军,但不知道怎么进去。”

老太太又看了我一眼,接着问:“张将军?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有点犹豫要不要说,但想着说不定这老太太能帮我,就咬咬牙,从包里拿出老人给我的介绍信:“我有介绍信,是关于我丈夫的事。”

老太太听了,沉吟片刻:“你跟我来吧。”

我心里一下子就犯起了嘀咕,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陌生人。

可这会儿,我实在是没别的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试试。

老太太把自行车推到门口,从兜里掏出证件给哨兵看,还笑着说:“这是我侄女,来看我的。”

哨兵看了看证件,又瞧了瞧我,点点头,挥挥手就放行了。

我心里一阵惊喜,赶忙跟着老太太进了军干所。

“谢谢您啊。”我感激地说道,声音都有点发颤。

老太太笑了笑:“不用谢。我看你站在那里这么久,猜到你可能有困难。”

“张将军住在7号楼3单元,你自己去吧。”

说完老太太就推着自行车走了。

我又道了声谢,然后按照老太太说的方向去找7号楼。

一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这军干所里都是些老式的楼房,路边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偶尔还能看到几个穿着军装的人走过。

终于我看到了7号楼,这是一栋四层的楚式楼房,墙壁上的墙皮都有些脱落了,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

我站在楼下,深吸一口气,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快了不少。

我鼓起勇气,走上三楼,在一扇门前停下,门牌上写着“张智国”。

我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抬起手,轻轻地敲了敲门。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一个满头白发、身形挺拔的老人出现在门口。

“找谁?”张将军的声音有些严厉,我听了心里一紧。

我赶紧鞠了一躬:“张将军您好,我叫朴盈华,是从朝鲜来的,我有王老给您的介绍信。”说着我把介绍信递了过去。

张将军微微皱眉,接过信封,打开认真地读了起来。他的表情随着阅读不断变化,从一开始的严肃,慢慢变成了惊讶,然后又看了看我。

“进来吧。”他侧身让我进门。

我跟着他走进屋子,这屋子虽然简朴,但收拾得十分整洁。

墙上挂着几幅书法作品,还有几张老照片,照片里的人穿着军装,神采奕奕。

张将军示意我坐在沙发上,自己则坐在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我说:“王老的信上说,你是来找你丈夫的?”

我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丈夫的照片:“我丈夫叫吕城伍,他十年前来中国工作,在一次事故中受伤,被送到军区医院。王老说您当年负责处理那起事故,可能知道他的下落。”

张将军接过照片,仔细地看了看,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他站起身,走到书柜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相册。

“这个人,是你丈夫吗?”张将军翻到一页,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问道。

我急忙凑过去看,照片上是一群人站在一台大型机器前,机器看起来很陈旧,周围还堆着一些工具。

其中一个人虽然比我想象中瘦了很多,但那熟悉的眉眼和神态,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那无疑就是我的丈夫吕城伍!

“是他!是我丈夫!”我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眼泪夺眶而出,“他在哪里?他还好吗?”

张将军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思考着什么,然后缓缓开口,声音也在颤抖:“你再说一遍他的名字?”

“吕城伍,他是我丈夫。”

张将军眼中含泪,长久地凝视着我,那眼神里似乎藏着很多我读不懂的东西。

然后他突然起身,走到保险柜前,从里面取出一个尘封多年的档案袋。

他小心地打开档案袋,取出一叠文件。最上面是一份医疗报告,旁边夹着吕城伍的照片。

照片上的他脸色苍白,头上缠着绷带,看着让人心疼。

“1969年10月,边境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一队工人在修建桥梁时遭遇山体滑坡。吕城伍奋不顾身救出了三名同事,自己却被巨石砸中头部,导致重伤。”张将军缓缓地说道,我捂住嘴,眼泪不停地流,脑海里浮现出丈夫受伤时的痛苦模样。

“当时情况紧急,我们把他送到了军区医院。他头部受伤严重,一度昏迷不醒。醒来后,发现他完全失忆,不记得自己是谁,来自哪里。”

“由于当时正值特殊时期,我们担心他的身份会引起麻烦。又因为他无法提供任何个人信息,我们也无法联系他的家人。”

我心里一阵刺痛,没想到丈夫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苦难。

我颤抖着问:“后来呢?他去了哪里?”

“吕城伍在医院治疗了三个月,身体基本康复,但记忆始终没有恢复。在闲聊中,医生发现他对机械设备有惊人的了解和天赋。当时我们正缺乏技术人才,于是……”

张将军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着什么,“安排他到一个军工厂工作。”

“他现在在哪里?求求您告诉我!”

张将军深吸一口气:“我必须先告诉你,为什么当你说出‘吕城伍’这个名字时,我会如此震惊。”

他翻开档案中的另一份文件,那是一份嘉奖令。

文件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我还是能清楚地看到上面的内容。

“这个素未谋面的朝鲜工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凭借他的天才设计了一个关键部件,解决了当时一个重大技术难题。这个部件在一次关键的战备演习中,挽救了我和整个团队的生命。”

我的希望之火重新燃起,连忙问道:“他还活着吗?”

“根据我所知,是的。”

“他一直在那个军工厂工作,表现出色,甚至获得了特殊贡献奖。去年我还收到过他设计的新装备的报告。”

听到这些,我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这眼泪里有这么多年的委屈,有找到丈夫的喜悦,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

我的坚持没有白费,丈夫还活着!

张将军看着我,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但有一点你必须知道。这么多年来,他的记忆始终没有恢复。他可能不记得你,也不记得他的家人和过去的生活。”

我擦干眼泪:“我不在乎。只要能见到他,能确认他平安,哪怕他不记得我,我也心满意足。”

张将军被我的执着所打动,沉思了片刻,做出了决定:“好吧,我会安排你见他。但这需要一些时间,军工厂的安全级别很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

“我可以等,无论多久。”

张将军点点头:“三天后,我会带你去见他。这期间,你需要保持低调,不要告诉任何人此事。”

我连连点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谢谢您,张将军。这份恩情,我永生难忘。”

张将军摆摆手:“不必谢我。如果不是你的执着寻找,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吕城伍还有家人在等他。这些年,他虽然在工作上表现出色,但总是孤独,也许见到你,对他也是一种救赎。”

离开张将军家时,我的心情异常复杂。

一方面我终于确认丈夫还活着,即将与他重逢,那种喜悦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另一方面我又担心丈夫不记得自己,不愿回家。

我甚至开始胡思乱想,要是他真的不记得我了,我该怎么办?

是强行带他回家,还是尊重他的选择?

但无论如何找到丈夫是我十年来的心愿,现在终于要实现了。

想到这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

回到旅店,我坐在桌前,拿起笔,给姐姐写了一封长信。

信里我详细讲述了这些天的经历,从来到中国后的种种困难,到遇到张将军,再到得知丈夫的消息。

虽然我知道这封信可能很久才能寄到家乡,但我还是希望能与家人分享这个喜讯,让他们也能为我高兴。

接下来的三天对我来说异常漫长。

我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生怕出现什么意外。

我不敢出门,怕错过张将军的消息;又怕待在旅店太引人注目,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就这么在旅店里坐立不安地等着,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又看看手表,感觉时间都凝固了。

终于第三天下午,一辆吉普车停在了旅店门口。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赶紧跑下楼。

果然是张将军亲自来接我。

“准备好了吗?”张将军问道,眼神里带着一丝关切。

我紧张地点点头,跟着张将军上了车。

车子缓缓驶出沈阳市区,向北行驶。

一路上我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既期待又紧张。

窗外的景色不断变换,从热闹的城市渐渐变成了宁静的乡村,最后是一片连绵的群山。

车子行驶了约一小时,来到了一个被群山环抱的隐蔽工厂。

厂区四周是高墙和铁丝网,大门口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哨兵,气氛十分严肃。

张将军出示了证件,车子顺利通过三道检查站。

每一道检查站,哨兵都会仔细地查看证件,还会透过车窗看看我们。

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手心也全是汗。

终于车子进入了厂区。

厂区里有很多厂房,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张将军带着我走进一栋办公楼,来到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前。

“在这里等一下。”

张将军说完,敲了敲门,走了进去。

我站在走廊里,感觉自己的心跳声在寂静的走廊里格外清晰,“砰、砰、砰”的,快得几乎要跳出胸膛......

付费解锁全篇
购买本篇
《购买须知》  支付遇到问题 提交反馈
相关推荐
无障碍浏览 进入关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