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科研需要求真的科学精神与脱俗的学术境界

正值2024年诺贝尔奖公布季，科学家Victor Ambros和Gary Ruvkun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约翰·J·霍普菲尔德和杰弗里·E·辛顿获得物理学奖，大卫·贝克、德米斯·哈萨比斯和约翰·江珀一起获得化学奖，韩江获得文学奖，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一起获得经济学奖。应该说，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是具有高科研创新能力的群体，这一群体为什么能取得这样一流的成就？或许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在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百年论文选（文学卷）》所作序中有所显露，本文首发《南方都市报》，特此分享。

百年以来，中山大学中文系同全国学界一起，为继承与弘扬中国文学传统、创建与发展现代意义上中国文学学科戮力前行，成果汗牛充栋。限于篇幅，本书只能萃取部分论文，以少总多。按丛书总序说，学术论文选“只是带有纪念性质，并非截然以此作为此间百年学术研究之标杆。”我深以为然。这本书就是向百年以来为中山大学中国文学学科做出贡献的所有老师致敬。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百年论文选（文学卷）》，彭玉平、张均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这本论文选的纪念是有温度的。

我在中大中文系读书、工作近五十年，从1977年考入中大，就有幸见过书中多数作者，并得到许多前辈老师亲炙。读这本书，重温其文，如见其人，引发了许多温馨回忆和感恩之情。当年我们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就是受到前辈学人的影响和引领，他们培养了我们对学术的兴趣，为我们打下学术研究基础。本书还有一些较为年轻的作者，是“文革”后到中大学习、工作的老师，都是我的同事，读他们的文章就像和朋友品茗夜话，倾听高论。

这本论文选按学科分类，以作者年龄为序，虽然是纪念性质，但也为各学科的发展留下了一些印记。一百年来，有些学科传承有序，长盛不衰。有些学科从弱到强，后来居上。有些学科则曾经辉煌而后继乏力。这本书虽然不是中文系的学术史，但从一个角度展示百年中文学术的风云际会，升沉盛衰，对了解中文系学科史、规划未来的学科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收录前辈学术经典，是这本论文选的亮点之一。

真正的学术经典具有长久生命力，必须经得起时光的淘洗，经得起不同年代读者的反复阅读和批评，并不断得到新的阐释。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所说的“文章”是以儒家典籍为中心的，其含义也很广泛，和现在“文章”一词含义有很大差异。

文学学术当然谈不上是“经国之大业”，但经典学术仍堪称“不朽之盛事”。曹丕说，文章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我一直服膺这句话，读了这本书，则进一步认识到真正的学术经典也有如此生命力。

很久以前我曾拜读书中一些文章，现在重读一遍，不但回味无穷，还读出新的意味。

学术经典的形成，有赖于诸多因素，但都离不开求真的科学精神与脱俗的学术境界。一流的学者与成果更是能“预流”学术，引领学术。

我以为，中山大学的民俗学、词学、戏曲学、诗文批评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对现代文学学术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当然，人们对学术认识也是与时俱进的。以今天的眼光看，本书一些文章的观点与文献未必正确，其水平也未必都处于学术的前沿。如果我们把每篇文章都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体察学术之得失，这样的阅读会更有况味和意义。

孟子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每一位作者都有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背景。我读董每戡先生《说戏文》一文时，不禁想起他的往事。

董每戡（1907—1980），曾任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1950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53年任中山大学教授，1956年被中山大学评为二级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回湖南长沙“自谋生路”，1979年落实政策后重回中大工作，1980年2月病逝。

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曲史家、戏曲家，他早年就著有《中国戏剧简史》《西洋戏剧简史》《西洋诗歌简史》《戏剧的欣赏和创作》《说剧》《三国演义试论》《琵琶记简论》等书。1957年他被错误处理，举家迁往长沙，穷病潦倒中仍著述不辍。最使他痛苦的是右手颤抖，无法握笔写字，每次书写时，都要用左手使劲按住右手来推写，他的《中国戏剧发展史》《明清传奇选论》《李笠翁曲话选释》《三国演义试论》（增修本）《说剧》（增补本）以及《五大名剧论》等学术著作，就是这样“推写”出来的。可惜《明清传奇选论》《三国演义试论》《笠翁曲话论释》诸种著作，在动乱期间被抄家时佚失。为了保护书稿不致遭劫，董先生把一些重要的书稿藏在废弃了的炉灶深处，这些稿子得以幸存，却被老鼠咬成碎片。

1979年5月中山大学落实政策，派人将董先生接回学校，他给朋友严怪愚信中说，“争取再活十至十五年，把失稿重写起来，便心满意足”。董先生回校后日夜工作，发愿要把被毁坏了的书稿补写回来。可惜天不遂人愿，1980年1月，他便溘然长逝。当我读到本书所收《说戏文》一文之后所记：“1979年初夏，整补于中山大学”，想到这些文字是董先生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用颤抖的双手一字一字“推写”出来，不禁黯然神伤。

董先生的故事是曾扬华老师讲的。1979年学校派他和苏寰中老师从长沙接回中山大学，董先生就住在他家对面，每天都抓紧写作。曾扬华、苏寰中两位先生也是我读本科时的老师，本书收入了他们的论文，但两位老师都已仙逝，令人缅怀。

本书的作者，最早的生于清朝同治年间，即19世纪70年代。最晚的生于20世纪70年代，相隔了一百年。这百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时代，中国学术研究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再到严格的学术规范形态，这些都是班班可考的。

仅以本书所收论文略举一例。同样说词，陈洵先生《海绡说词》的词学思想和述学文体仍是古典形态的，詹安泰先生1940年代发表的《中国文学上的倚声问题》已自觉地追求理论性和体系化，他因此被称为“中国词学文化学的奠基人”，张海鸥教授《论词的叙事性》则反映了21世纪以来注重学术规范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学术风尚也概莫能外，从这个角度看，本书也可略见百年学术风尚之演变。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文士”与“文人”是两个不同的词语，文人身份往往是被鄙视的。南朝颜之推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宋代刘挚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这些批评都相当严厉，但其深意是对为文之士有所期待。清代大学者顾炎武说得很透彻，那就是“能文不为文人”。有文才并不是坏事，若仅仅用于舞文弄墨，自我标榜，或谄媚趋附，则“无足观矣”；若有才干，有识见，有节操，有情怀者，方可为文士。学文学的，成文人易，成文士难。我所敬重的中文系老师都很重视学人的人品节操。

1984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导师黄海章先生（1897—1989）对我说，学术研究也需要高尚的品质，决不从风而靡。有些文人，喜欢观风察色，自以为永立时代潮头，殊不知风头一转，不得不因风转舵。这样变来变去，便成为无行文人。这种人不会有真正的学术成就。我的另一位导师邱世友先生曾说过：“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样高洁——起码也要像菊花。”这些话数十年来口口相传，一直感动和激励着中文系师生。

中大建校百年间，中文系名师辈出，他们为文求真脱俗，为人高风亮节，读其文章，想见其为人，不禁有“斯文在兹”之感。我想，追求风骨情怀与独立精神，应该是中文系优秀的学术传统与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