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几百年前的直白情歌，能否成为现代人的情感解药？

2025

05/13

饮食男女

人之大欲

翻开传统文学史，满眼是士大夫的诗酒唱和、文人的雅集题跋，却很少有人记得：在朝堂与书斋之外，市井街巷里流淌着另一种鲜活的语言。

冯梦龙编选的《挂枝儿 山歌 夹竹桃：民歌三种》，正是一把打开古代民间世界的钥匙 —— 当文人忙着在纸面上堆砌典故时，这位明朝文学家蹲在茶楼酒肆，把贩夫走卒的情歌、绣娘船妇的私语、甚至青楼女子的嗔骂，都收进了这部 “不正经” 的典籍。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经典”，却让我们看见古代中国最真实的呼吸：那些被正史遗忘的爱恨情仇，在民歌的字里行间，永远带着体温。

01

冯梦龙的叛逆：

当文学家成为 “民间书记员”

在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的明朝，冯梦龙的行为堪称离经叛道。

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文人，科举之路坎坷，却在民间文学中找到了真正的使命。他穿梭于苏州的勾栏瓦舍，听卖油郎唱 “俏冤家，人面前瞧奴怎地”（《挂枝儿・咳嗽》），看织锦女绣 “姐儿窗下绣鸳鸯，薄福样郎君摇船正出浜”（《山歌・看・又》），将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 “俚语” 汇编成集，还在《叙山歌》里公然宣称：“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 当文人还在为 “雅俗之辨” 争论时，他早已明白：真正的文学，从来都生长在普通人的生活里。

这种叛逆，本质上是对 “真实” 的捍卫。明朝中后期，礼教对人性的压抑达到顶峰，而民歌却如一股清流，直白地书写着 “兴来时，正遇我乖亲过”（《挂枝儿・性急》）的炽烈，“搂一搂愁都散，抱一抱闷都消”（《挂枝儿・搂抱》）的坦诚。冯梦龙用编选行为宣告：相较于文人的 “假诗文”，民间的 “真山歌” 才是时代的镜像，照见被士大夫忽略的真实人间。

02

三种民歌

是三部活的古代社会纪录片

更是三幅市井生活的生动画卷

●《挂枝儿》——流动的市井情感博物馆

作为明代风靡南北的 “时调小曲”，《挂枝儿》堪称古代版 “社会情绪记录仪”。

这里有小商贩的爱情：“熨斗儿熨不开眉间皱，快剪刀剪不断我的心内愁。”（《挂枝儿・耐心》），将相思之苦比作日常劳作的工具，贴切得让人惊心。

有底层女性的呐喊：“俏娘儿指定了杜康骂。你因何造下酒，醉倒我冤家。”（《挂枝儿・骂杜康》），借酒骂情，泼辣中带着无奈。

甚至有对礼教的调侃：“蜂针儿尖尖的刺不得绣，萤火儿亮亮的点不得油”（《挂枝儿・虚名・又》），用俗语讽刺虚名的无用，比文人的隐喻更锋利。

这些小曲的魅力，在于 “俗而不鄙”。比如《挂枝儿・私窥》中 “是谁人把奴的窗来破。眉儿来，眼儿去，暗送秋波”，短短几句，勾勒出青年男女隔着破窗的暧昧，没有华丽辞藻，却比任何诗词都更贴近人性。冯梦龙曾说民歌是 “民间性情之响”，在《挂枝儿》里，我们听见的正是市井百姓最本真的心跳。

●《山歌》——吴地水乡的方言活化石

如果说《挂枝儿》是全国流通的 “普通话” 情歌，《山歌》则是带着吴侬软语的地域文化密码。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冯梦龙对吴歌情有独钟，收录的山歌中，方言俚语俯拾皆是：

“姐儿生得好像一朵花”“咬住子情郎呜呜能”（《山歌・姐儿生得》）中的 “姐儿”“情郎”，自带软糯的吴语腔调；“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当”（《山歌・偷》）里的 “弗”“奴”，活画出吴地女子的泼辣果敢。

这些民歌不仅是爱情的载体，更是吴地民俗的活化石。《卷六咏物四句》里的 “粽子”“墨斗”“睡鞋”，记录了江南的物产与手工艺；《卷八私情长歌》中的 “丢砖头”“船”“蒸笼”，勾勒出水乡的生活场景。在《山歌》中，我们看见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一幅明代江南的市井百景图。

●《夹竹桃》——文人与民间的奇妙对话

与前两种民歌的 “野生” 不同，《夹竹桃》是冯梦龙的文人创作，但并未脱离民间土壤。他采用 “顶针”体，每首八句，首二句七言，中间四句是四言，末二句又是七言。四字句瘦瘠，仿佛竹叶，七字句丰腴，好像盛开的桃花，把四句四字句夹在四句七字句当中，就像夹竹桃似的，其曲调名即由此而起。

更妙的是每首末句与下首首句接龙，如 “赛过新兴银绞丝” 接 “丝丝绿柳映窗前”，构成环环相扣的文字游戏。

这种创作既是对民间山歌的模仿，也是文人的再创造。比如《将谓偷闲》“梅香不识奴心苦，将谓偷闲学少年”，化用古诗却写尽青春懵懂；《月移花影》中“我还排遣得去，当得起个月移花影上栏杆”，将文人的雅致与民间的活泼融为一体。恰似文人与民间的对话，雅俗之间，竟生出别样的诗意。

03

除此之外

在这些民歌里还隐藏着

被正史遮蔽的真实

●女性视角的突围与觉醒

在传统典籍中，女性常以 “贤良”“贞节” 的符号存在，而民歌却还原了她们作为 “人” 的真实面貌。《挂枝儿・想部》里，女子会因相思 “打丫头”，展现被压抑的情绪；《山歌・卷二》中的姑娘直言 “结识私情隔条街，又抢米了又担柴。朝担暮担担弗了，一性搬来合子家”，将爱情与生存并论，毫无矫饰；甚至有女子敢大声宣告：“只要我爱他，那要他爱我。我爱我受用，他爱受用我”，直白的欲求，撕开了礼教对女性的规训。

这些文字也证明，古代民间女性并非被动的接受者，她们会主动追求爱情：“大着胆，上前亲个嘴，谢天谢地，他也不推辞”（《挂枝儿・调情》）；会勇敢承担后果：“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山歌・偷》）。民歌为我们保存了女性在历史中的另一种声音，让被正史边缘化的她们，在文字中重新站立。

●市井社会的欲望与真实

正统文化强调 “存天理灭人欲”，而民歌却坦然拥抱人性的多元。例如，毫不避讳对身体接触的渴望：“喜孜孜，连衣儿搂抱着，你浑身上下都堆俏”（《挂枝儿・搂抱》）；《山歌・杂歌四句》记录市井的诙谐与讽刺：“和尚相打光打光，师姑相打扯胸膛。”（《山歌・两郎》），嘲讽得毫不留情；甚至有对性的直白描写，虽被视为 “俚俗”，却真实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多元欲望。

这种对欲望的正视，恰恰是民间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当文人在纸面上构建道德乌托邦时，市井百姓用民歌告诉我们“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正是这些 “不登大雅之堂” 的欲望，构成了真实的生活。

●文学传统的另一条河流

中国文学史上，雅与俗的分野由来已久，但冯梦龙证明，俗文学从未缺席。 “顶针”“白描”“比兴”“方言”等，共同构成着中国文学的民间传统。这些手法影响了后世的小说、戏曲，甚至文人创作 ——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入民歌俗曲，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化用民间故事，都可见这条河流的深远影响。

这些民歌为研究明清社会风习乃至中国俗文学提供了重要资料。它们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文化基因的载体，让我们看见：所谓 “正统” 之外，还有无数鲜活的支流，共同汇成了中国文学的汪洋。

读《民歌三种》，常有一种时空交错的错觉：《挂枝儿》里 “约情人，约定在花开时分” 的焦急，与现代人等恋人回复消息的心情并无二致；《山歌》中 “郎有心，姐有心，思量无处结同心” 的直白，比任何时代的情话都更动人心魄；《夹竹桃》里 “今夜介个样天光弗用行灯火，却教明月送将来” 的浪漫，让我们看见文人与民间共享的审美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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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梦龙曾说：“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这些民歌的价值，早已超越了文学本身 —— 它们是古代中国的 “社会心电图”，记录着普通人的爱与痛、欲与真。当我们厌倦了史书的宏大叙事，不妨翻开这本书，听听绣娘的私语、船工的小调、市井男女的笑骂，在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文字里，遇见一个更真实、更生动的古代中国。

毕竟，真正的历史，从来不在史官的笔下，而在普通人的歌声里。冯梦龙帮我们把这些歌声封存，如今，轮到我们打开这份跨越时空的礼物，聆听古代中国的另一种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