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矮”一头？揭开外滩中国银行大楼“限高”之谜

文│邢建榕

在一个城市的成长过程中，必定会流传各种各样的传说，烘托着城市的记忆。这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文化的符号，为这个城市增添无形魅力。外滩中国银行楼高之谜，无疑是其中之一。

1934年英商建筑设计事务所——公和洋行（Palmer & Turner Group，P&T）为外滩中国银行设计新大楼时，堪称大手笔：一座双塔形的ART DECO高层建筑，最高处300余英尺，换算下来约91 米，34层，远高于隔壁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13层楼的77米。设计效果图配发的文字令所有上海人异常振奋：第一幢摩天大楼俯瞰着上海外滩，被提议的中国银行新大楼。

1934年中国银行大楼设计效果图，为前后双塔形摩天建筑， 远高于相邻的沙逊大厦。

不料拆下脚手架，原本准备好好庆祝一番的上海人，只见落成后的大楼， 莫名其妙比沙逊大厦矮了一头。种种传说由此而生。其中最流传的说法，你肯定也听说过，中国银行从34层楼降到18 层楼，再降到17层楼，实际高度仅70余米，比13层楼高的沙逊大厦还低1米左右，其中的缘由，完全是隔壁那位跷脚沙逊从中作梗所致。1979年出版的《上海的故事》中，有一篇《跷脚沙逊》， 作者谢夫，他采纳了沙逊大厦老员工的口述回忆，说：“当荷重34层的地基打好，动工向上建造的时候，跷脚沙逊竟蛮不讲理地说：这是英租界，在他的附近造房子，不准高过他的沙逊大厦的金字塔顶……”他仗着高额纳税人的缘故，从租界工部局一路告状到了伦敦，硬生生将中行大楼压低了一头。

该文的影响很大，此后相关的论述多如出一辙，有人怀疑这一传说形成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可是中国银行资深行史专家李庆先生告诉我，他为了求证此事，曾经访问过两位30年代中期进入中行工作的老前辈，采访时均已90余岁高龄，他们回忆说，当年他们参加工作时，新大厦尚未完全竣工，可是在同事那里已经听到了这样的说法。

1936年10月10日，中国银行举行开工典礼。图为中行大楼建筑工地

传说归传说，这一说法却找不到任何史料依据。我也查找了1933年至1936年的《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同样未发现工部局董事会讨论过中国银行大楼建筑的事宜，当然也未发现任何与沙逊有关的记录。有文章说，沙逊向工部局董事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要知道，工部局董事会的董事中，有好几位中国人，其中贝祖诒还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中行新大楼的实际负责人。

中国银行大楼要造34层楼，也算是有图有真相。在中国银行行史陈列馆内，有1934年9月27日中国银行大厦管理处的会议记录展出，讨论的就是建造新大厦的问题，“议决在外滩造一高塔，高度约三百尺……如工部局对于高度未能准许，则由贝经理亲向接洽。”另一节则明白记载高度为“三百另六尺”，换算下来，就是后来传说的91米，实在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从34层楼大幅下降为18层，接着又降为17层楼，原因何在？显然是受到1934后蔓延的白银危机的影响。因为来势汹汹的白银危机，极大地影响到当年上海的房地产行业。据统计，上海房地产业的成交总额，从1931年的13000万元，下降到1934年的1400万元。

中行财务状况也不容乐观。公和洋行虽然应邀设计了34层双塔高楼的方案，但仅仅是推出了一个概念性的设计方案，并未获得中国银行的实际推进。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公和洋行应中国银行方面的要求，对设计方案一再进行调整，降低高度，以节省经费。这是中国银行楼层大缩水的一大原因。

为什么有18层之说呢？在1934年4月，经中国银行董事会决议，总经理张嘉璈明确指示将中行大楼降至18屋楼。据《张嘉璈年谱长编初稿》，张在1934年4月的日记里说：“经董事会决议，决定建一十八层楼之大厦，以供总管理处与上海分行办公及营业之用。预算营建费六百万元。”

次年初，中国银行向工总局提出建造大楼的申请书，又减了一层楼，便略低于隔壁77米的沙逊大厦了，与实际建成后的情形相似，上方是中国传统的蓝色琉璃瓦四角攒尖顶，一些细部装饰带有中国传统色彩。从原先设计的34层高楼到实际建成后的17层楼，中行大楼几乎削去了整整一半楼层。

这也可以从中行发行的两张纸币上看出端倪（见下图）。1935年和1937年，中国银行分别发行了5元和10元纸币，上面都有即将建造和即将落成的中行大楼效果图，前者画面上的中行大楼，明显高出沙逊大厦一截，而后者则略低于沙逊大厦，即为大楼落成后的样貌。

1935年中国银行5元纸币（银行博物馆藏）

中行大楼明显高出沙逊大厦一截

1937年中国银行10元纸币（银行博物馆藏）

中行大楼略低于沙逊大厦

问题是，中国银行为何一降再降，从18层楼降为17层？如果说从34层大幅降低到18层，还好理解，那么再降一层，又作何解？因为这一层楼，就牵涉到谁是外滩第一楼的问题，实在非同小可。

难道中国银行真的因为白银危机的缘故，连一层楼的钱也拿不出来了吗？这一可能性不大，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银行显然不差这一层楼的钱，因而从经济上也难以解释这一层楼的变化。

考量各种因素，上海人守规矩、照章办事，应是主要原因。在租界工部局的建筑规章中，一个核心思想是限制建筑物的高度，但随着上海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租界地皮的价格日长夜大， 业主挖空心思要最大化利用地皮，建造高楼大厦是大势所趋。无奈，工部局也不得不放宽标准。其中有一条规定，所有面向租界公共道路的新建筑物，其靠近临街地段的高度，不得大于道路宽度的1.5倍。

也就是说，只要建筑的楼房前面有相应的空地，包括道路，而且该空地（道路）不会再建筑其他建筑物，那么该楼的高度，可以相当于该空地1.5倍的宽度，比如楼前有100米宽的空地， 大楼就可以造到150米的高度。所有20 年代以后建造的高楼，基本上都是遵循这一规定建造的，当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重点地段的建筑都很低调，往往就低不就高，如沙逊大厦。

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设计效果图。1929年沙逊大厦落成时，隔壁的中行大楼尚未启造。

沙逊大厦实际高度77米，如果以该大楼东侧到外滩黄浦江的距离，按1.5 倍计算，大厦建筑至100米高度都不成问题。同样，中行大楼的高度，确实可以按建筑师威尔逊的设想造至90余米。

可是工部局关于建筑规章，还有一些附加条件，如建筑物高度，既取决于它正面所面对的空地或道路，也取决于它的侧面所面对的空地或道路。比如， 沙逊大厦面对外滩的部分，可以设计造到77米、13层楼高，而面对南京路的建筑物部分，则因为宽度不及前者，只能设计至10层楼为止。如此，我们姑且不论中国银行大楼面临外滩的正面部分， 看看环绕它的其他几条马路，南侧的滇池路，西侧的圆明圆路，均不如南京路的宽度，因此原先坐落西侧的另外一座塔楼，又如何得以起造呢？干脆砍掉了事，形成中行大楼前高后低的格局。中行大楼的后部与中间，都在8层以下，有的地方只有4层，大概也是这个缘故。

工部局对于建筑管理一向严格。现在还不敢断定，工部局建筑方面的法规，是导致中国银行大楼最终高度的决定性因素，但很可能沙逊就是利用了工部局对建筑法规的“解释权”。沙逊会说：“瞧，中国银行大楼对着外滩的空地与沙逊大厦一样宽，但其他方向都不如南京路，我加个尖顶也只有77米，他那个大方顶怎么可能超过我呢？这不是把整个外滩风貌都破坏掉了吗？”

因为言之有理，有法可据，工部局当然会点头赞同，要求中行大楼的高度不得超过沙逊大厦。中行大楼是在外滩最后开建的一座高层建筑，外滩的优美天际线已经基本定型，看在外滩的份上，中行方面要拒绝也难。宋子文和张嘉璈、贝祖诒等人都是公认的精英人物，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会与这座城市的气质相符。

这一段，信手拈来，毋庸置疑属于想象的成分。想象与事实之间，隔着多远距离，取决于是否合理，就算是笔者在冥思苦想一筹莫展之际，自我“解套”的一记怪招吧。

话说回来，一座城市的高度，不在于楼有多高，而在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在于市民的现代化意识。从这一角度看，见多识广的宋子文、张嘉璈显然不想争一时之高，是有超前意识的。中国银行的全部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近百年来，它通过金融方面的创新理念，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上海和中国走向现代化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一根难以逾越的实实在在的高标杆。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