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风云下的 “跨国迁徙”，为何文人武士扎堆涌入高丽？

两宋之际移民高丽的文人武士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一个小高峰，见载于两国史册的相关人物事迹也相对较多。而这一高峰的出现，有着高丽和两宋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南北宋两朝外患不断，四境不宁，造成大批政治难民，文人武士往往因避乱选择移居高丽。
宋太祖 “杯酒释兵权” 虽防止了宋初内乱，但矫枉过正，使得西夏、辽、金、蒙古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继趁虚而入。

这样的周边形势使两宋始终处于外患踵至的境地，城池沦陷、官员被俘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宋室南迁与南宋灭亡，产生大批政治难民。

他们中一部分以道学自任，思慕前朝而不可得，移民高丽等周边国家便成为一种选择。
由于道学一统观念在当时遗民心中根深蒂固，国难当头时，他们不愿在新朝为官，或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或隐居不仕，其中避乱至他国者亦不在少数。

整个宋朝对于定居高丽移民的态度是一贯的，即除去那些被高丽非法强制居留而不得返国者，宋朝一般不干涉移民的去留。

宋移民不但可以定居高丽，更可以在高丽自由经商、为官等。宋朝对本国臣民定居高丽的行为较为宽容。

不仅如此，高丽也很少强制干涉来投移民的去留，一般都能做到通情达理。

高丽虽喜欢留用宋人，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前来投化的宋人要通过考核方能任用，留居本国的宋人提出申请也准许返回本国。

正因有了双边政府的支持，才会有诸多两宋文人武士定居高丽为官，甚至出使宋朝。

与此同时，宋也准许高丽人终身留居宋朝为官，高丽人在宋朝为官者亦不乏良臣。

宋与高丽之间的人员往来比较宽松自由，无论是宋人定居高丽，还是高丽人在宋朝为官，都不乏得到当时官方许可并被记录史册。

两宋发达的海外贸易体系为文人武士移民高丽提供了许多便利，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对外贸易港口，如浙江的明州、台州、温州，以及福建的泉州成为宋人移民高丽的主要出发地。

高丽使臣崔溥在《漂海录》中说道：“宋时交通高丽，自明州 (今宁波) 浮海，明州即大江以南之地也”。

明州作为当时由宋入丽的重要港口，担负着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的多重使命。

宋与高丽之间的海上航路初期主要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和莱州出发，抵达高丽首都开城，这是北方航线的主要道路。

后来，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南沿海一带与高丽的往来变得更为密切，南方航路开始成为主流，即从明州和泉州出发到开城。

《宋史・高丽传》中就有关于自明州入高丽境内的记录：“自明州定海遇便风，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

自墨山过岛屿，诘曲礁石间，舟行甚驶，七日至礼成江。江居两山间，束以石峡，湍激而下，所谓急水门，最为险恶。

又三日抵岸，有馆曰碧澜亭，使人由此登陆，崎岖山谷四十余里，乃其国都云。” 可见，若是顺风而行，当时由海程抵达高丽只需八日即可。

北宋时期两国交往虽曾因辽国的关系而一度中断，但到宋仁宗实行 “联丽抗辽” 政策后，两国关系又和好如初。

同样，南宋政权虽因金国之故而对高丽多有防备，但外交上依然保持联系，民间往来更是一直非常活跃。

高丽光宗十三年 (962 年，宋建隆三年) 冬，高丽 “遣广评侍郎李兴祐等如宋，献方物。” 宋太祖对此异常高兴，对来访的高丽使臣优待有加。

宋朝当时是欲图仿效唐朝奠定的外交模式来与高丽往来的，不仅不将其视为外族，反而对其加以封赏和安抚，由此不难看出两宋一贯以来在高丽问题上的一贯作风。

高丽国统治基础比较薄弱，内乱频繁，急需外来人才，为宋人移居高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由于高丽政权是在世袭贵族与王室互相妥协的基础上所建，而立国后的高丽世袭新贵又不同于新罗时期的旧贵族。

他们通过创立诸如田柴科与科举制的办法用以维护和保障本阶层的利益，并以此手段达到牵制王权过度泛滥的目的，从而维持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

这是高丽国政权不稳定的一个方面，豪族与武臣的武装威胁则是另一个加剧内乱的重要原因。
豪族在立国之初基本完成了利益的瓜分与协调，但当他们利用荫叙制把持官府职位、扩大私有土地时，便打破了世袭大家族之间的权力平衡。

在这种形势下，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冲突成为必然。而具有武装叛逆性质的冲突往往演变为武装动乱，从而威胁王权的统治。

另外，高丽效仿宋朝所制定的 “文尊武卑” 的策略，又引起了武人阶层的强烈不满。

武臣不仅在政治上品级低于文臣，而且在经济上待遇也较低，甚至原则上应当由武臣担任的官职也让给了文臣。

受这一政策的影响，常常使得许多心怀不满的武将总是借机制造变乱，影响政局稳定。

豪族与武人的威胁迫使高丽最高统治者对这种来自政权内部的隐患加以防范，促使历代欲图有所作为的高丽王对此费尽心思。

他们在与豪族和武人的斗争中逐步明白，起用外来移民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自己的焦虑。

因为宋移民中的文人武士，除了才干突出外，更被高丽王青睐的是他们在高丽没有党羽和根基，而且因受宋朝道学一统观念影响，忠君思想特别浓厚。

同时，被委以重任常常使得这些有移民身份的臣属抱有感恩和报效之心，进而使得他们能够表现出高度的忠诚，甚至发挥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高丽仰慕华风，立国以来便非常崇尚宋朝的先进文化，并力图通过与宋朝维持一种和谐关系来满足它物质和文化层面的固定需求。由此，移居高丽的两宋文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高丽虽非地处中原，却从来自视为 “小中华”，始终以 “以夏变夷” 为社会政治发展目标。
两宋与高丽彼此的心理认同也相较于其他国家更为亲近，可以说当时整个高丽社会有着一种较为积极的中国观。

比如，高丽睿宗去世，宋钦宗亲拟祭文，并发吊唁信。高丽学习中原文化的兴趣非常浓厚，曾经自：“东方文物之盛，拟诸中华。”

而当契丹使臣王宗亮出访高丽时，也对高丽效仿宋朝投以艳羡的目光：“今观礼乐，一似中华，赞美不已。” 高丽朝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积极的中国观。

高丽学习中原的先进文化并非偶尔为之，是上升到国家层面的一种惯例与传统。

无论在两国往来的文书中，还是实际外交活动中，高丽仰慕华风的心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表现得特别明显。

新罗时期，唐人移居朝鲜半岛便已常见，而唐移民在随后的高丽朝获得较高的地位与声誉，这也有利于吸引宋人移民高丽。

高丽王建接替新罗政权，不是直接通过武力推翻的方式，而以一种拱卫新罗王室的卫道者形象出现。

因此，高丽对于许多新罗官员以及名物制度都是以一种较为平和稳定的方式继承下来。

譬如，许多原本由唐移居新罗并为官的移民在高丽朝依然被委以重任，甚至世代为官。

以南敏、白宇经、张贞弼为代表的一批自唐便开始移居新罗的华人，他们自身或其后代在朝鲜半岛改朝换代后，并没有受到负面影响，依然得到新朝的信赖和重用，以至 “代有伟人” 或 “圭组奕世”。

这种状况得以产生，是与高丽朝接续新罗朝的善待移民的政策分不开。

综上所述，虽然不同个体移民高丽的原委不尽相同，但从宏观层面来说，两宋文人武士移民高丽的行为并不是由偶然和随机因素所导致的，当是两国特定的历史大背景所综合催生的结果。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