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邓飞
长和集团拟出售包括巴拿马运河两大港口在内的海外港口，有关交易引发广泛关注。这笔交易极有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尤其在当前中美博弈和国际关系变化莫测的形势下，风险尤为突出。
由于港口具有战略资产价值，一旦出售将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启动反垄断审查。根据《反垄断法》第二条，即使交易主体在境外，只要对中国市场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便可启动审查。
同时，由于港口运营涉及物流数据与地缘政治风险，监管部门还可结合《国家安全法》和《数据安全法》来评估港口系统数据安全风险，以防范“地缘政治博弈”对航运造成潜在威胁。虽然目前中国监管部门的审查结果尚未公布，但此案无疑已经触及法律红线。
中国在国家安全、金融稳定、数据合规及反垄断等领域已建立起系统的境外交易审查机制，并多次援引相关法律否决或限制交易。例如，滴滴出行在2021年计划在境外上市时，被国家依据《数据安全法》和《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进行审查；高通在2018年计划以440亿美元收购荷兰芯片公司恩智浦，但因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未批准，最终交易告吹，这是中国首次单独否决全球大型并购案。
根据香港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香港居民，包括企业和个人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定义务。在长和出售港口的争议中，若交易被证实威胁中国航运安全，甚至配合外国的战略布局、构成国安风险；这种忽视国家利益的商业行为，无可避免将遭受法律制裁。
香港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商界精英作为社会的重要力量，需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方面发挥表率作用。这不仅是政治要求，也是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石。这既是“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延伸，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一直以来，许多企业家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兼顾国家利益与社会责任，被誉为“爱国商人”，受到广泛景仰。例如，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创办了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等教育机构，将个人财富投入国家教育事业，践行爱国精神；清末民初的张謇先生，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并投资于纺织、教育和交通等领域，被誉为“实业救国第一人”。此外，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面对美国制裁时，仍坚持自主研发，推动鸿蒙系统和5G技术，突破西方封锁。这些例子都表明，真正的商业成功不仅在于财富的积累，更在于对国家与社会的贡献。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真正成功的商人必须心系天下，“商”与“国”紧密相连，方能赢得尊重，名留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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