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和朋友们的摄影展现身上海，用影像讲述中国的变化

5月8日至11日举办的第十届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在四天之内吸引了超万名观众观展，来自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地百余家画廊、机构与艺术家的上千件作品在上海展览中心集中展示，呈现影像艺术的经典与潮流。

其中，一组来自电影、摄影、录像艺术等不同维度的创作者——贾樟柯、阿彼察邦、刘铮、余力为的作品组成的特展“如水光影”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

上海展览中心华丽的穹顶之下，四位跨界艺术家的作品在静默中对话，他们的作品记录了平凡的小人物、残缺的梦境、被解剖的机器和错位的时光，将观众的视线带到历史的边缘，记忆与想象的深处。

贾樟柯和他的朋友们

今年是世界电影13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在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创办十周年之际，主办方超媒体集团（Meta Media）希望找到电影领域的创作者参与此次主题展览，于是向电影导演贾樟柯发出了邀请，以期探讨电影与摄影的关系。

展览最后选择了贾樟柯以及三位与之有着密切关联的艺术家作品，共同呈现了一个更丰富的影像世界，从讨论电影与摄影的关系到讲述电影人与摄影人的关系。策展人施瀚涛谈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电影届、摄影届与当代艺术届的艺术家们曾经密切往来，在创作上相互沟通和启发，而今日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各自忙碌，思想上的交流无形之中慢慢削弱，此次展览恰好可以提供一个契机，让不同的媒介再次相互碰撞，同时也是媒介背后的人的交流碰撞。“影像的价值，最后还是要落在它与人的关系上。”施瀚涛说。

20世纪九十年代初，贾樟柯与香港摄影师余力为相识，自此开启了漫长的合作历程，从贾樟柯第一部电影《小武》到最新的《风流一代》，皆由余力为掌镜。余力为也是一位广受赞誉的导演，在从事摄影与导演工作的同时，他也一直在影像装置艺术领域探索实践。

同样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摄影师刘铮与贾樟柯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分别用摄影和电影的方式作出艺术家的表达，刘铮创作了《国人》系列，拍下了那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众生相。

阿彼察邦是当代国际影坛备受瞩目的导演，曾凭借《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获得戛纳金棕榈奖，他的作品混杂了纪实与虚构，以非线性叙事方式巧妙地回应社会现实。贾樟柯与阿彼察邦相识于电影节，逐渐成为好友，贾樟柯还参与了阿彼察邦的影片《记忆》的制片工作。

四位艺术家有各自专注的领域，创作风格各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往往与弱势群体或边缘之物有关。这让超媒体集团艺术平台总裁曹丹想起本雅明纪念碑上刻着的一句话：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困难，历史的构建是献给对无名者的记忆。

在曹丹看来，影像的力量正在于此。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演进，影像创作者始终关注的都是人、人性和人的处境，影像不仅仅是为了政客、明星或者宏大叙事留下闪光一刻，更记录了许多沉浮起落的小人物和无名个体。

电影或摄影，都是时间的艺术

从《小武》到最新作品《风流一代》，贾樟柯的电影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变迁中浮沉起落的小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已经成为代表这个时代的复杂表情。此次展览中展出的《刺青》系列照片，拍摄的同样也是时代中的普通人和他们的身体。刺青，在贾樟柯看来，反映的是“一种深刻的内心需要”，甚至是一种“宣言”或“反叛”，它是很少有机会发声的人的一种自我表达的途径。

阿彼察邦的影像初看叙事节奏舒缓，如同平淡的日常，这些无声的画面里常藏着社会或历史事件的线索，也留有民间传说或神话的影子。从芝加哥到曼谷，再到哥伦比亚的卡拉尔卡，人们的生活境遇不同，却面对着相似的困境。在此次展出的《迹象与幻想》《关于爱，关于光》中，阿彼察邦通过拼贴、并置，在照片上打洞，延缓或打乱时空节奏等不同手法，令观者看见不同文化族群在当下共同的命运。

刘铮多年来将镜头对准中国广袤的土地，捕捉现实的残忍。《沉默的力量》是他最新的作品，画面里被剖开的机器，露出其中精密、复杂甚至神秘的结构，在静默中，仍能感受到它们的轰鸣声。作为贾樟柯电影的幕后掌镜者，余力为同样关注平凡的人物和时刻，这次展出的新作《大快活》通过三维数字模型构建，渲染合成拍摄画面与现成图像，画面或静或动，场景亦真亦幻，如同残缺的记忆或奇幻的梦境。

人们通常认为电影是流动的，而照片是静止的，但在施瀚涛看来，流动与静止并没有本质区别，正如在余力为的作品中，可以看见静止的东西流动起来。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施瀚涛谈到，静态作品不只是固定瞬间的精彩，而是给观众提供了一个想象空间：“观众会联想到照片里的场景，人物，他们曾经是谁，后来发生了什么，它其实是一段时间。电影或摄影，动态影像或静态影像都是时间的某种表现，是关于时间的感受，它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

在施瀚涛看来，这四位艺术家的实践很少以理念出发，他们创作都是关于社会、关于个人在社会当中的真切感受和生命经验的回响：“他们在社会当中去体验整个中国的的变化，再将这种切身感受用视觉等方式传递给观众，这也是他们的共性所在。”

贾樟柯、阿彼察邦、刘铮和余力为来自不同的地方，背景不同，但年龄相近，几乎都生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与而今成长于九十年代的艺术家们不同，施瀚涛向第一财经分析认为，今天的艺术家似乎更像是一种经过培训的职业，新一代的年轻艺术家从学校出来，直接进入到工作室的环境之中，每天与画廊、美术馆打交道，他们往往接受过很好的理论训练，对当代艺术的潮流和最新的创作方法有所了解，但是他们的创作更多会从观念出发，而非社会生活。

“看一本大家都看的教科书，不会让你变成独一无二的人，唯有生命经历是独一无二的。”施瀚涛认为，无论古今，艺术家都是在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当你进入到社会中去，你的生命经历才会变得独一无二，你的创作才能和别人不一样。”在他看来，当每个人都用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的切身感受，摄影乃至整个艺术的面貌也会变得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