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眼中清朝统治者的傲慢与蒙昧

丁韪良最初打交道的精英，还是些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他觉得跟这些人交流哲学和信仰，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很真诚的一面。有不少宁波本土精英信佛或者信道，但他们也尊重天主教会，还常常跟丁韪良友好辩论，辩输了也能慢慢接受西方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然而他后来在二次鸦片战争后担任翻译时，他发现，很多高级官僚有问题。比如最早跟他们谈判的高级官僚叫谭廷襄，这个人是当时的直隶总督。美国大使交给他一封由美国总统致清朝皇帝的亲笔信，要求谭廷襄提供保证，说这封信一定能让皇帝看到并且妥善答复，否则就不递交了。这在现代国家外交中是非常平常的对等操作，但在当时的大清不行，因为下面的官员必须审查每一封信，确保番邦蛮夷的书信没有冒犯皇帝。谭廷襄表面上答应了，但实际根本没送，被美国大使戳穿了。丁韪良对这些总结说：“在清朝中国的这些高官群体里面，诚实跟名誉无关，巧妙的谎言被认为是做官必备的条件之一。皇帝对臣子们这样一点也没有好感，这并不奇怪，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深受其害。”

除了随处可见的撒谎以外，清朝官员对现代科学和技术也表现出愚昧和傲慢。我们前面讲过，丁韪良在北京西山遇到的农民，认为能发明电线的人就能推翻大清。然而丁韪良其实刚到北京同文馆做教师时，就给清朝官员介绍过电气的基本知识。他自己在费城学过电报，自费买了两套电报机，带到北京总理衙门给官员看。这些人对电报机没有任何理解或兴趣，其中一位还是翰林，他轻蔑地说：“中国虽然四千年以来并未有过电报，但却仍是泱泱大国。”但当丁韪良给他们介绍电磁学原理时，用了一些玩具，他们反倒显得兴致盎然，花很多时间去钓磁铁鱼，或者追逐磁铁鹅，并被这些玩具逗得哈哈大笑。丁韪良没放弃，找了总理衙门的老大臣来参观电报，结果他们这次把电报当玩具，他们时而把铜线缠到自己身上，时而看到报锤滴滴答答响起来时狂笑不已。只有少数几个人，比如户部尚书董恂和大学士文祥认为电报很重要。对大部分清朝官员，丁韪良评价说：“在文学方面他们是成人，而在科学方面，他们却仍然是孩子。”

除了对自然科学缺乏探索之外，在人文精神方面，丁韪良也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传统士大夫统治民众的方式，无法形成一种真正的民族主义。这乍听起来有点奇怪，仔细一想却不无道理。丁韪良说，他亲眼看见过英军和大清军队的交火，而在战争间隙，许多中国人主动凑上来，问英军有没有什么活给他们干，比如做搬运工、清洁工或者供应军需什么的。丁韪良一开始很奇怪，慢慢他才明白，为了对民众实施有效统治，士大夫不断给民众灌输忠君和忠于朝廷的思想，却并不启蒙他们形成理性的利益观念。这样老百姓会在洋人到来之时自发排外，但这种排外只是情绪和口号上的，与他们的利益其实并不相关。就像波旁王朝时的法国人，“无论谁统治他都高兴，用吃和睡来忘掉愁苦”。

但是，当真牵涉到实际利益时，士大夫的灌输又是没有任何用的。老百姓会在亲身实践中感受到，英国军队肯付钱，又不赖账，而大清官兵却有可能霸凌他们，所以他们更愿意给英国军队打工。丁韪良认为，这一切都源于过去中国的士大夫并不愿意真正启蒙民众。他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传教士在清朝遇到的障碍和污名化。他说，我们传教士来到清朝，只要做的是为当地民众好的事情，最后都会得到理解和认可。但是清朝的官员在宣扬和激化百姓排外的过程中，可以收获政治利益。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向清朝皇权表忠心，以示我没有忘本，不站在洋人那一边。但是丁韪良发现很多西方人不了解这一点，以为是宗教战争，或者用20世纪的术语说是文明冲突，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主要问题是清朝统治阶层的排外，除非他们本身被迫必须接纳外来事物，翻译成白话就是被打疼了，否则他们断不肯实施真正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