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构成欧洲自由传统的关键时刻

2025年5月8日，欧洲迎来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纪念日。但自由的诞生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段跨越800年的历史进程——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1945年对法西斯的胜利，直至1989年冷战终结。近日西班牙《国家报》发表文章，带领读者回望这些决定性时刻，重新理解欧洲民主传统的起点、挑战与当下意义。自由，从来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不断捍卫的过程。

01寻找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和终点

《国家报》报道，在历史的迷宫中，日期是我们认知过去的重要标记，但它们从不呈现全部真相。以即将于5月8日举行的欧洲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纪念日为例，这一日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但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战争的真正起点和终点远比这一日期复杂得多。

英国军事史专家安东尼·比弗认为，二战始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而另一位知名学者伊恩·克肖则指出，战争的结束不能仅限于1945年5月，而应延续至1949年希腊内战结束，或包括1945年至1948年间对1200万德国族裔的驱逐。还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构成的是一场尚未间断的欧洲内部冲突。

这一问题的争议并不限于战争本身。例如在西班牙，人们常讨论：是1975年弗朗哥去世标志着独裁的终结，还是1978年民主宪法的通过才真正带来了转折？仿佛独裁者的离世与独裁制度的瓦解并无直接关系。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安与疑虑并存的时代。2025年4月28日，西班牙和葡萄牙突发大范围断网事故，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担心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而不是技术故障。但正是欧洲的历史提醒我们，曾在无数战争与仇恨中分裂的这片大陆，能够在变动的全球局势中逐步建立起一个以民主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同时，这段历史也反复告诫我们：自由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它非常脆弱。

02反思是谁把希特勒推上了台

因此，近年来学者们频繁回到1933年1月30日——这一天，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并在短短几个月内瓦解了魏玛共和国，这一欧洲历史上最自由和多元的民主时期之一。艺术家乔治·格罗兹曾以其作品描绘1920年代柏林街头的自由景象，而那一时期的终结与纳粹掌权成为研究的关键。

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作品都围绕这一关键问题展开：这样一件事，怎么可能发生？为何一个拥有高度文化、文明传统与城市活力的国家，会在绝大多数人的欢呼声中，投向一位野蛮、种族主义、反犹太的独裁者，最终酿成千万人的死亡？

法国学者约翰·沙普图在其新书《不负责任的人：是谁把希特勒推上台？》中指出，不只是纳粹党自身，还有德国当时的经济利益集团、政客和精英阶层也共同承担着巨大的责任。

更令人不安的是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克·乌尔里希即将在5月25日出版的新作《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一个民主制度的关键时刻》中所描述的——许多人对历史发展的“下意识接受”。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犹太裔市民，他们信任制度，以为可以制衡极端势力，结果亲眼见证了暴政的迅猛崛起。

举例来说，来自汉堡的尼古劳斯·西弗金曾写道：“因希特勒成为总理而感到焦虑，我觉得那是幼稚的表现，应由他的支持者来担忧。”副总理冯·克莱斯特-施门钦则预言：“最多两个月，我们就能让他走投无路，到时候他只能怨天尤人。”就连著有《一个德国人的故事》的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也回忆，尽管他自己敏锐地意识到希特勒“带有血腥与肮脏的气息”，他的父亲却淡然表示：“他或许会带来一些麻烦，但不会维持太久。”

然而，正如乌尔里希指出，希特勒从未隐藏过自己的意图。他明确表示将“摧毁魏玛体制”“根除马克思主义”“驱逐德国犹太人”，甚至不惜动用任何手段。但真正相信这些言论的人寥寥无几。

尽管如此，欧洲历史也铭刻着一系列通向自由的关键时刻。

03重溯欧洲自由传统更久远的源头

首先是1945年春，纳粹德国战败。《八天：从希特勒之死到第三帝国终结》一书对这一过程做了详尽梳理。战后短短时间内，欧洲各国决定共享资源而非继续争夺，从而为和平合作奠定基础。欧盟的前身便是由1950年《舒曼宣言》奠定的，而5月9日也因此成为“欧洲日”，纪念这一转折。为了捍卫欧洲价值观，一场公民集会将于5月11日在马德里举行。

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其代表作《战后》中，完整讲述了欧洲从废墟中重建的历程。书中最后一章标题“作为生活方式的欧洲”，精准表达了许多欧洲公民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的认同感与安全感，尽管这段历史始终伴随着怀旧与失忆的阴影。朱特写道：“在欧洲，历史的危险往往不来自对过去的歪曲，而是来自对过去的怀念。”

当然，也无法忽视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但历史学家加顿·阿什在其著作《欧洲：个人的历史》中更看重另一个时间节点：1985年3月11日。那一天，苏联选出戈尔巴乔夫为新一任领导人，标志着东欧巨变的起点。“这是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一次印证，”他指出，“而这种个人作用出现在一个本应否认个体作用的体制之中。”

阿尔巴尼亚学者莉娅·伊皮在其广受好评的作品《自由：在历史终结中成长的挑战》中，描绘了自己在共产主义体制中成长的经历，并首次跨越“铁幕”走进西方社会的震撼。“其他孩子取笑我，因为我不认识一只叫米奇的老鼠，”她写道。

我们不应忽视的，还有欧洲自由传统更久远的源头。

法国记者兼作家杰拉尔丁·施瓦茨在新书《我们从哪里来：什么让我们团结，什么让我们分裂》中，回溯到1215年6月15日。这一天，一群厌倦了国王滥用权力（尤其是财政权）的英国男爵占领伦敦，并迫使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这是欧洲历史上首次用文字限制君权，并保障了“人身保护权”这一后来被广泛认定的基本权利。即便今日美国的移民政策频繁侵犯这一权利，其根源也仍可追溯至《大宪章》的精神。

传说中，签署《大宪章》时所栖身的红豆杉树至今仍矗立于泰晤士河畔，见证着八百年来欧洲人民一步步从专制统治中争取自由。

正如施瓦茨所说：“欧洲的民主并非天赐，而是缓慢而曲折地建构而成的成果。”它经历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1919年的短暂民主试验、1945年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以及1989年冷战结束。这些成果，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也必须随时准备保卫它们。

（欧洲时报实习生毛彦苏 编译）

编辑：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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