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与诗的故都

洛阳荆紫山桃花。视觉中国供图

　　又是一年赏花时。说起古都洛阳的名花，首先跃入脑海的一定是“甲天下”的牡丹；牡丹的雍容，又象征着盛唐那样的繁华时代。今人很少注意到，牡丹盛放之前，中古时代的洛阳已经被另一种绚丽所浸染，那就是中原大地上盛放数千年的桃花。

　　中古洛阳，夭桃遍野

　　考古发现业已证明，桃树是原产于中国的重要树种。将桃树果实作为食物的历史似乎由南方开创，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即有野桃核出土。桃作为食物进入中原的历史似乎要略晚，距今3000年的安阳殷墟遗址中还未发现桃核的影子。

　　到西周时期，桃树在洛阳盆地周边已屡见不鲜。武王翦商凯旋，“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桃林”作为一个写实的地名，位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与陕西省潼关县之间，是洛阳盆地通往关中平原的必经之路。伴随着周公旦营建洛邑，河南西南部至江汉平原北部拥有了《诗经》中“周南”这一地名，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正是其中今人所熟稔的名句之一。

　　考古证据显示，西周初期华北已经出现桃的栽培品种，但“桃林”这样的地方或仍以野生品种为主，果实的鲜美与后世有很大差距。先秦时代的良种桃大概极为稀缺，否则春秋时“二桃杀三士”的逻辑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

　　两汉时期，北方桃树的人工培育取得很大进展，新品种层出不穷，甚至伴随丝绸之路远传至西域。唐代史家专门记录一笔的撒马尔罕金桃，就是中原品种在中亚再度改良优化的成果。随着良种桃树经济价值的不断凸显，大面积人工栽培成为可能。

　　西晋时，那位少年时因丰神俊朗而被首都仕女围观的潘岳，在河阳县（今洛阳市孟津区境内）任职，下令百姓在洛阳城北的丘陵山地广种桃树和李树。这一可能原本出于改善百姓生计考虑的施政措施，使河阳意外获得“花县”的美誉，桃花的观赏性在此凸显。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甚至将“河阳一县花”与“金谷满园树”相提并论。

　　金谷园是潘岳政治盟友与文学同道石崇在洛阳城郊的园林别墅，与河阳县隔黄河相望。石崇是著名富豪，对金谷园的打造不遗余力，自称“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其中的“众果”，应包括桃树。

　　中古洛阳屡遭兵燹，城内外的园林营造则不断推陈出新，其间桃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孝文帝迁洛后营造的华林园中，“有仙人桃，其色赤，表里照彻，得霜即熟”，据说即是王母蟠桃的人间变种。

　　以果实为主要产品的桃树不可能单独栽种，至少要连片成林。这份春天的遗产延续到唐朝，洛阳城内外的座座桃园，在青琐飞檐与烟树垄亩之间织出片片红霞。如能在白居易栖居的香山向北极目远望，河阳的烂漫花海在天际涌动着压倒性的氤氲。

　　我们有理由猜测，当少年王维以一首七言古诗《桃源行》致敬陶渊明、写下“两岸桃花夹古津”的句子，脑海中浮现的或许就是洛、伊二水两岸的无边春景，是《洛阳女儿行》中遍布廊下檐前的艳丽桃花。

　　充盈一切的桃林是青年诗人的留驻之地

　　作为观赏花卉，桃花花型较小，与牡丹的丰满富丽相形见绌；但由于其花序密度甚大，加以规模化的栽种，远观整体效果更令人震撼，正如唐代诗人吴融所谓“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桃花明艳的色彩只有在灿烂的阳光下更得其宜，是以“桃红复含宿雨”远不如“雨打梨花深闭门”脍炙人口。

　　三四月的洛阳降水不多，暖阳熏风中的烂漫桃林成为春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非少数阶层所能垄断。唐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发育尚不充分，堪与现代大型商业复合体媲美的洛阳南北市，只是文学影视作品中的想象；城中坊墙遮不住的桃花与城外原野看不尽的桃林，才是凡人目光在那个远去时代的留驻之地。

　　武则天时代，洛阳一度成为王朝中枢的常驻地，对神都繁荣的吟咏诗篇迅速增多，“洛阳城东桃李花”的歌唱压倒了“长安大道连狭斜”的描摹。年轻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贯穿了对桃花的书写与感叹，芳树下的公子王孙与落花上的清歌妙舞，共同形塑出诗篇的华彩乐章，冲淡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感慨。这不是竹外三两枝的桃花，而是漫山遍野、充盈一切的桃花，触手可及的青春在其中理所当然地张扬着舞步，似乎可以伴随时空无限延展。美少年与白头翁，青春与衰老的张力并存，而诗人心中的青春力量终究更胜一筹。

　　在照明工具尚不发达的时代，夜晚的大型聚会终究是一种奢侈，“卧后清宵细细长”才是先辈的日常。充分的时间得以酝酿充沛的情绪、涵养充足的敏感，洛阳春夜中的李白听到一曲妙密闲和的笛声，顿时联想到了自己的故园。独坐檐角堂前影影绰绰的桃花之旁，这位游子所怀念的未必是峨眉山月或蜀江春水，更可能是曾经落脚的江汉小城安陆。那也是一个不眠的春夜，栽满桃李的芳园中，天地逆旅与光阴过客俱为身外。

　　桃花为历史投射出更为复杂的色彩

　　洛阳城中的桃花并非都以祥和安适的态度开放，也不总是青春与繁荣的注脚。李贺用“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著名开篇描写洛阳春天，却紧接着“花城柳暗愁杀人”的句子，“暗”与“愁”的使用给春天赋予了几分诡谲的气息。从长时段观察，这种诡谲其实是中古时代洛阳的另一种常态。

　　西晋末年，意气骄奢的石崇在52岁时被政敌诬杀，为其殉情的著名歌姬绿珠从金谷园的高楼一跃而下。500年后的杜牧在凭吊时不无伤感地说道：“落花犹似坠楼人。”这里的落花不一定是桃花，却符合桃花飘落时的风格：万点飞红飘然委顿，古都春天的每次离去都有着一去不复返的决绝。

　　公元528年的四月，洛阳城北、黄河南岸的河阴，北魏皇帝、太后与王公百官两千多人被军阀尔朱荣在一天内全部扑杀，洛阳的菁华人物大半殂谢。四月的黄河之畔，对岸的河阳已是桃花落尽、其叶蓁蓁。而那位在河阳种桃的潘岳早已在200多年前，就与石崇一起被相同的政治漩涡吞噬。金谷园早已沦为丘墟，曾精心栽培的名贵桃树终将回归到野生丛林的样子。

　　千年之间的几起几落，洛阳遭遇的每一次倾颓，废墟审美中仍有桃花的一席之地。“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唐代的洛阳城东的春景中，汉魏洛阳故城的残垣断壁静卧草莱，与背后松楸千冢的邙山，并不缺乏几丛野桃作为装点。那位因“山雨欲来风满楼”而著名的许浑徘徊在这片废墟，“可怜缑岭登仙子，犹自吹笙醉碧桃”成为其所有历史感慨的归结。

　　桃花美丽，桃树则被中国文化很早赋予了神秘的力量。追日的夸父訇然倒地，曾经支撑身体的手杖化为中原大地上的广袤桃林。早在《山海经》中，桃木即作为门神的武器被稳定地赋予辟邪驱鬼功能。然而，洛阳周边的桃林终究没能帮助一个个王朝逃脱衰微丧乱的历史，只为历史规律的无情演进投射出更为复杂的色彩。

　　世易时移，杏花疏雨逐渐占据春天舞台的中央，河洛大地上的烂漫桃林也终究为江南更加精巧别致的桃花坞与桃花庵所替代，被明清才子如唐伯虎点染成我们熟悉的形象。

　　那已是中国文化的另一篇章了。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