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65岁大爷跨国寻找初恋,见面发现自己儿孙满堂:我有愧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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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封来自澳大利亚的信躺在我手掌里,短短一句话,却在我平静的晚年生活中投下一颗炸弹。

"明山,我时日不多,想见你最后一面。"

署名只有一个简单的"婷"字,还附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四十年前我们在深圳蛇口山顶的合影。

当晚,我彻夜未眠,脑海中全是那个身影和四十年前的承诺。

第二天早餐时,我突然宣布:"我要去一趟澳大利亚。"

妻子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碗里,儿女们面面相觑。

"爸,您疯了吗?就为了四十年前的一个女人?"儿子的话像锋利的刀,但我已下定决心。

谁能想到,当我飞越万里,站在悉尼那间养老院病房门前时,推开门看到的不仅是病榻上的初恋。

还有一个与我年轻时如出一辙的中年男子,而他,竟然叫我"父亲"。

01

我叫陈明山,今年六十五岁,广东深圳人。

退休前是一家国企的工程师,干了大半辈子的建筑设计工作。

如今儿女成家,隔三差五带着孙子孙女来看我和他们妈妈,日子过得还算舒心。

自从三年前退休后,我的生活变得规律而简单:早上去小区公园锻炼,中午看看报纸,下午约三两老友下下棋,晚上吃完饭陪老伴看看电视剧。

就在我以为余生将在这种平淡中度过时,那封来自澳大利亚的信打破了一切。

那是四月的一个下午,我刚从棋牌室回来,就看到妻子秀兰手里拿着一个国际信封,表情古怪。

"老陈,你收到国际信件了。"她把信递给我,眼神中带着些疑惑。

看到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我的心猛地一跳,手竟有些发抖。

四十年了,我从未收到过这个笔迹的来信,却一眼就认出了是她。

"谁寄来的?"秀兰一边整理碗筷一边随口问道。

"可能是以前工作上的同事吧。"我随口搪塞,把信揣进口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回到房间,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简单的纸条和一张老照片。

"明山,我时日不多,想见你最后一面。如果可能,请来悉尼找我。地址在信封背面。婷。"

短短几个字,却让我如遭雷击,站在那里半晌回不过神来。

照片上是四十年前的我们,站在深圳蛇口山顶,背后是初具规模的特区新貌。她穿着碎花连衣裙,笑容明媚;我一身蓝色工装,年轻意气风发。

那时的我们都只有二十出头,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纪,谁能想到命运会将我们带向如此不同的方向?

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1982年,那个深圳刚刚成为经济特区不久的日子。

那一年,我从华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怀揣着建设祖国的热情,主动申请到了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工程师,能参与特区建设,我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

刚到蛇口的那段日子,我像打了鸡血一样,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都不觉得累,只为了亲手见证一座现代化城市从荒芜中崛起。

就是在那段忙碌而充实的日子里,我遇见了林婷。

她是一家澳大利亚建筑公司派驻深圳的华裔翻译,比我大两岁,在墨尔本大学读的中英文学。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一次中澳合资项目的协调会上。

她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卡其色长裤,扎着马尾辫,说起中文时略带一点点澳洲口音,既不做作,又洋气十足。

不同于当时国内姑娘的拘谨,她待人接物大方自然,工作上雷厉风行,却不失女性的细腻与体贴。

作为项目协调人,我们有很多工作上的交集。

一开始,我对她有些抵触,那时候的我,对于"海外华人"有种复杂的情绪,觉得他们高高在上,看不起我们这些刚从贫穷中站起来的同胞。

但林婷完全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她尊重每一位中国工人,会在烈日下给大家送清凉茶,会认真记住每个人的名字,会为项目组争取最好的资源。

记得有一次,几个澳方工程师对图纸提出了质疑,语气中带着些轻蔑。

正当我窘迫不知如何应对时,林婷用流利的英文为我们辩护,条理清晰地解释了中方设计的合理性。

那天晚上,加班结束后,她邀请我去海边走走。

"明山,你是个很优秀的工程师,不需要对任何人卑微。"她望着漆黑的大海说道。

"我知道,只是有时候语言不通,表达不清楚..."我有些沮丧地踢着沙滩上的小石子。

"那我可以教你英语啊,你教我广东话,怎么样?"她转过头,眼睛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每周两次的"语言交换"。工作之余,我教她广东话和粤语歌,她教我英语和澳洲文化。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期待每次见面,会在人群中不自觉地寻找她的身影,会为了她的一个微笑而心跳加速。

那年中秋节,我鼓起勇气邀请她去蛇口山顶看月亮。

山顶上游人不多,皎洁的月光洒在她的脸上,柔美得不像话。

"林婷,你知道吗?在中国,有句话叫'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看着远处的海面说道。

"嗯,什么意思呢?"她好奇地问。

"意思是,无论相隔多远,我们看到的都是同一轮明月。"我鼓起勇气,轻轻握住了她的手。

她没有抽回手,而是反握住我的,十指相扣:"那以后不管我在哪里,看到月亮就会想起你了。"

那一晚,在蛇口的山顶上,伴随着远处的海浪声,我们相拥而吻,正式成为了恋人。

02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在一起。

周末,我带她去老字号吃早茶,教她如何用筷子夹起滑溜溜的虾饺;她则带我去刚开业不久的西餐厅,教我如何优雅地使用刀叉。

我们一起看深圳日新月异的变化,一起在工地上挥汗如雨,一起在海边看日落,一起计划着未来。

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一切都充满了可能性,未来像展开的画卷,等待我们去描绘。

但好景不长,就在项目即将完成的那年冬天,林婷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她父亲病重,必须立即回澳大利亚。

"明山,我必须回去,爸爸情况很糟糕。"她急切地收拾着行李,眼圈发红。

"我理解,家人要紧。"虽然心里万般不舍,但我知道这是她无法推却的责任。

临行前一晚,我们再次登上蛇口山顶,看着这座因我们的努力而变得更加繁华的城市。

"明山,等我爸爸的情况稳定下来,我就回来找你,最多半年。"她靠在我肩头,声音有些哽咽。

"我等你,不管多久。"我紧紧抱住她,生怕下一秒她就会消失。

那晚,我送了她一个特别的礼物,一枚莲花形状的玉坠,是从我老家带来的,家传已久的物件。

"这个给你,代表我的心。莲花在中国象征着纯洁和忠贞,希望你戴着它,就像随身带着我一样。"

她把玉坠戴在脖子上,然后从包里拿出一枚澳大利亚的幸运钱币:"这个给你,它会保护你,也会提醒你,在地球另一端,有个人在等你。"

第二天,我送她去香港启德机场。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登机口,我心里空落落的,但并不绝望,因为我坚信她会回来,我们终将重逢。

回国后,我们开始了频繁的通信。

一开始,信件每周一封,从未间断。

她告诉我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她父亲的病情,她对我的思念。

我则告诉她深圳的新变化,我的工作进展,数着日子等她回来。

但渐渐地,信件的频率开始降低,从每周一封变成两周一封,再到一个月一封。

她解释说父亲的病情比预想的严重许多,需要她长期照顾,无法像原计划那样很快回来。

我理解她的难处,告诉她不必着急,我会一直等她。

六个月过去了,她依然没能回来。

一年过去了,她的信中开始出现一些模糊的说法,提到也许我应该考虑自己的人生,不必为她耽误太久。

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只当是她的体贴,坚持表达了等她的决心。

可就在第二年,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一切。

我被单位选派到北京总部学习,为期一年。去北京之前,我给林婷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我的新地址,希望她继续写信给我。

但在北京的那一年,我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给她寄去的信也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我焦急万分,甚至想办法给她在澳大利亚的住址打越洋电话,却被告知是空号。

就在我迷茫无助时,在北京的学习班上,我认识了如今的妻子王秀兰。

那时的秀兰,是总部的一名会计,性格温柔贤惠,对我关怀备至。

在与林婷失联的痛苦中,秀兰的出现无疑是一剂温暖的良药。

学习班结束后,在单位和双方父母的撮合下,我和秀兰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但秀兰的善良和体贴让我决定认真经营这段婚姻。

我告诉自己,林婷可能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也应该向前看。

结婚后,我被调回深圳,与秀兰一起在特区扎根。我们先后有了儿子陈建和女儿陈梅,工作上我也从普通工程师一步步晋升为项目总监。

生活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前进着,柴米油盐,升学工作,一天天过去,林婷的影子也渐渐淡出了我的日常。

但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看到满月的夜晚,或者路过蛇口山顶,或者听到某首熟悉的老歌,她的面容还是会突然浮现在我脑海中,让我瞬间恍惚。

四十年过去了,我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有她的消息,直到那封信的出现。

拆开信的那一晚,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心中翻涌着各种情绪:惊讶、忐忑、哀伤、期待,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

03

第二天早上,全家人吃早饭时,我深吸一口气,宣布了我的决定:"我想去一趟澳大利亚。"

餐桌上一片寂静,然后爆发了轩然大波。

"爸,您说什么呢?去澳大利亚干嘛?"儿子陈建一脸震惊。

"老陈,你没开玩笑吧?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妻子秀兰的筷子停在半空中。

"爸,是不是昨天那封信?"女儿陈梅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

我点点头,决定坦诚相告:"是的,是一位...老朋友,病了,想见我最后一面。"

"什么老朋友这么重要,值得您大老远跑一趟?"陈建追问道。

我犹豫片刻,还是说出了实情:"是我年轻时认识的一个朋友,林婷,澳大利亚华侨,我们...曾经很要好。"

"很要好?"秀兰抬起头,“是什么程度的'很要好'?"

我知道瞒不过去了,只能如实相告:"我们曾经...相爱过,在我认识你之前。"

餐厅里的氛围一下子凝固了,秀兰的眼圈瞬间红了,但她努力克制住情绪,只是低声问:"所以,你现在要去见你的旧情人?"

"妈,爸,你们先别急。"陈梅打破沉默,"爸,您能不能具体说说情况?"

我深吸一口气,简单讲述了我和林婷的相识、相恋、分离,以及突然失联的经过,当然省略了很多细节。

"她现在病得很重,可能...时间不多了。"说到这里,我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欠她一个当面解释和道别。"

"爸,您都六十五了,身体也不比年轻时,独自去澳大利亚太冒险了!"陈建仍然反对。

"我身体很好,每天锻炼,医生说我的身体状况比同龄人强多了。"我据理力争。

"可是您连英语都不会啊!"陈建又抛出一个理由。

"我会一点,够用了,再说她那边应该有华人社区。"我不想退缩。

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最终,令我意外的是,一直沉默的秀兰站在了我这一边。

"让你爸去吧。"她对着儿女说,然后转向我,"老陈,你去了一定要保持联系,每天视频通话,遇到任何问题立刻告诉我们。"

我感激地看着她:"谢谢你,秀兰。我保证,一周之内回来。"

秀兰摆摆手,起身去了厨房,但我看到她偷偷擦拭眼角的泪水。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着办签证、订机票、准备行李。

女儿陈梅特意请假陪我去办理各种手续,还给我买了澳大利亚的旅游指南和翻译器。

"爸,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临行前一晚,陈梅坐在我房间里,轻声问道。

"什么准备好?"我反问。

"准备好面对四十年后的重逢,准备好接受她现在的样子,准备好...可能的道别。"女儿的话让我沉默了。

我老实说:"不知道,但我必须去。这不仅是对她的承诺,也是对我自己的交代。"

陈梅点点头:"我理解。妈妈也理解,所以她才支持你去。"

"你妈妈..."我欲言又止。

"爸,妈妈很爱你,所以她愿意让你去解决这段心事。"陈梅拍拍我的肩膀,"别辜负她的信任。"

出发那天,全家人送我去机场。临行前,秀兰把一条红色的围巾塞进我的包里:"天气凉,多穿点。"简单的话语,却饱含了四十年婚姻的深情。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后,我终于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

走出悉尼机场时,我感到一阵恍惚。四十年前,我本应该来这里的,如果当初...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既定的轨迹和必然的结果。

根据信上的地址,我搭乘出租车前往林婷所在的地方。

一路上,出租车司机是个热情的印度裔澳洲人,得知我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兴奋地充当起了导游。

"悉尼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之一!"他自豪地说,"您一定要去看看歌剧院和海港大桥!"

我礼貌地点点头,心思却早已飞到了林婷那里。

车子穿过繁华的市区,最终在一个高档社区前停下。

看着门口精致的花园和气派的大门,我不禁有些茫然,这与我想象中的医院或疗养院完全不同。

04

"先生,确定是这个地址吗?"司机再次确认道。

我拿出信件核对了一遍,没错,就是这里。

付完车费,我拖着行李箱,怀着复杂的心情按响了门铃。

片刻后,一位金发碧眼的中年女性开了门,用英语问我有什么事。

通过蹩脚的英语和肢体语言,我终于让她明白我是来找林婷的。

她的表情立刻变得奇怪起来,告诉我林婷女士三年前就已经搬走了。

"您知道她搬去了哪里吗?"我急切地问。

女人摇摇头,但提示说或许隔壁的华人邻居冯太太可能知道。

就这样,我开始了在这个陌生城市寻找林婷的旅程。

从冯太太家里,我得知林婷曾在悉尼北区一家中文学校教书,但几年前因病退休了。

于是我又辗转去了那所中文学校,校长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台湾移民。

"林婷?当然记得她,是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学生们都很喜欢她。"校长回忆道,"可惜病了,好像是癌症,听说情况不太好。"

"您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吗?"我迫切地问。

校长思索片刻,说可能在北悉尼的"雪松"养老院,有位老师前阵子去看过她。

我立即打车前往这家养老院,一路上心情越来越紧张。

四十年未见,她变了多少?她现在的情况有多糟?她会不会责怪我当年的失约?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

到达"雪松"养老院时,已是下午五点。这是一座宁静美丽的建筑,四周环绕着绿树和花园,看起来十分高档舒适。

前台的护士听到我要找林婷,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您是亲属吗?"她问。

"我是她的...老朋友,从中国来。"我解释道,并给她看了林婷的信。

护士核实了信息后,拨通了内线电话,简短交谈了几句,然后告诉我:"林女士的儿子想先见您一面。请您在会客室稍等。"

"儿子?"我愣住了,林婷有孩子?这是我完全没想到的。

在会客室等待的十几分钟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

突然,门开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穿着整齐的西装,表情严肃。

"您就是陈明山先生?"他用流利的中文问道。

我点点头,有些惊讶他会说中文。

"我是林婷的儿子,陈杰。"他自我介绍,伸出手来。

我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男子,这才注意到他的五官轮廓有几分熟悉,尤其是那双眼睛,简直就像是年轻时的我。

"你...你是..."我结结巴巴地开口,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在脑海中形成。

可没想到他接下来的话更是直接让我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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