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亿影后马丽，哭惨了

男频的爽文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偶然获得机缘，一路凭借宝物、贵人逆袭，便是故事的爽点所在。

现实世界里，一个山东女人却和两个女儿蜗居在4平米的空间里，靠一双手、一个木板车，完成了小说都不敢写的超强爽文大女主逆袭，被香港人称为“皇后”。

凭着一碗水饺，跋山涉水的食客在她的木板车前排起2000米长队；挑剔的香港人以她为原型拍摄电视长剧，将她视为“狮子山下”精神注脚；日企也甘愿为她让步。

故事中场，她坚决拒绝了外企邀约和出海的机遇：“吃饺子的人在中国，我不走！”

1995年，中国香港用一部25集长剧来歌颂她，歌颂拼搏向上的香港精神。

30年过去，我们再一次借由马丽认识她——臧健和，她的故事让马丽在荧幕上哭，在电影宣发的时候哭，采访谈到“妈妈”了也哭。

30年过去，还没有出现下一个企业家能做到像她那样传奇。

但神奇的是，她普通到像每一个人的妈妈，她没有天生的谋略，有的只是掌握自己人生的坚决。

■抛弃负心丈夫

臧健和第一次在生意场上谈判，就引得在场所有日本商人哄堂大笑。

在她的水饺摊上，一盒饺子零售价是11元，她却用12块半的批发价卖给其他老板。批发价高于零售价，这颠覆了以往的商业规矩。

但她成为了第一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成功用高批发价卖出商品的女企业家。

她的一生被许多人称之为传奇，但又显得格外“普通”，她出身农村，没上过大学，更没有高人当靠山。

1945年，臧健和出生在山东省日照市一个清贫的家庭里，父亲在妹妹出生没多久后，就以“外出打工”的名义，永远地离开了家。

14年后，家乡大旱，食不果腹的母亲只能带上两个女儿，沿街乞讨，一路流浪到青岛，才艰难找到容身之所。

她想要读书，但意识到“如果继续读下去，妈妈可能就没命了”后，当即选择辍学，当小护士。

臧健和拒绝过许多人说亲，直到工作稳定，妈妈生活安定，妹妹也有了工作，才和同医院的一个泰籍华裔医生坠入爱河，结婚生子。

日子很顺利地过着，两个女儿接连出生，处在幸福中的臧健和从没想过，她会经历和母亲相同的不幸。

臧健和一家

1974年，一封家书将丈夫召唤回泰国，臧健和一时无法拿到批准，必须要带着孩子等上三年才能到泰国团聚。

三年后，丈夫依旧杳无音讯，与当年默默守望的母亲不同，臧健和虽然没出过国，更不会任何外语，但拿到批准后毅然决然地带着两个女儿踏上异国他乡寻夫。

再次见到丈夫时，她也见到了他的另一个妻子，一个能生儿子的妻子。

重男轻女的婆婆并不欢迎她的到来。但泰国是一夫多妻制国家，丈夫似乎还念着一些“旧情”，允许她留下。

“在这样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就算留下，女儿能得到什么好的教育？”

她决定离开，像母亲一样，把两个女儿带大。

上世纪70年代，妇女身处在一个紧张的时代里，“离婚”不是彰显自由的代名词，女性的人生会因“离婚”被妖魔化。

在家乡那存不住秘密的农村里，家中或许会因她的逃离，面临无妄之灾。

还能去哪呢？从泰国中转的飞机载着母女三人降落在香港。

1977年的香港经济正迅速腾飞，和韩国、台湾、新加坡并称“亚洲四小龙”，国际贸易港口维多利亚港高楼林立，码头上人头攒动，一种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在空气中弥漫。

七十年代的维多利亚港

当时在香港，来自内地的“偷渡者”处于井喷状态，在内地只能一天赚7角钱的农民，在香港卖体力工资能翻近100倍。

有地方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在那里，一人赚钱养活全家人是一种看似人人都能过上的生活。

兜里只剩500块的臧健和，决定留下来。

没有学历、不会当地语言、带着两个女儿单亲妈妈，饱受房东歧视。

她好不容易在香港铜锣湾罗素街，找到了一个的4平米合租房，房东租房有一个前提条件：臧健和的两个女儿不能出现在客厅里。

屋里没有窗户，看不见白天黑夜。母女三人蜷缩于此，看不见前路。

臧健和在香港租的第一个房子

而且即便这样逼仄的空间，房租也要两百元。臧健和积蓄减半，需要马不停蹄地找工作。

语言不通，她就从不用说话的“哑巴”体力者做起。早上六点多给老人打针，再去酒楼洗毛巾、洗碗、洗厕所，夜里辗转电车厂洗公交巴士，直到夜半三更，往复循环。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无数外乡人梦想着通过卖力气赚钱致富，衣锦还乡。

臧健和也一样。她不觉得苦，也从不向家里诉苦，她每月寄给母亲300元，越过越心安，似乎已经看到女儿好好读书、母亲颐养天年的那一天。

可她很快后悔了，怀疑跟着丈夫才是明智之举。

■后悔，但不求饶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臧健和提起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都会眉头紧皱。

她在酒楼工作时摔断了腰，工作全丢了，还被医生告知有严重的糖尿病……

从未怀疑过自己决定的女人，开始动摇，她怕女儿们会成为孤儿。

“或许当年就应该把女儿留在丈夫身边呢？这样她们还能有亲人在身边。”

可短暂的自我怀疑后，她依旧遵循内心的声音，坚定地选择，勇敢地说不，对抗不合理的一切。

酒楼老板拒不赔偿，她将老板告上法院，获得3万元的赔偿款和4500元的工资，但她只拿了工资的部分，“我真的拿了他三万元，可能一辈子要告诉别人这个女人骗了他三万元”。

香港社会福利可以给她公援金补助，每月有几千块可拿，远超她打工赚的钱，但她也看到不少青年靠此度日，整天无所事事，人硬生生活成了废人。

有人劝她改嫁，找个男人依靠总比现在强，还有人劝她趁着还算年轻，去做几年陪酒女，来钱快也不用再抛头露面……

面前明明有那么多条路可走，但她怕“一人走错，三人走歪”，将命运拱手让人，是比穷和苦更灾难的。

绝处总有一条逢生的路，在酒楼一起共事过的同事提了一嘴：“臧姑娘，你做水饺那么好吃，干脆去卖水饺吧。”

臧健和没把这句话当作不痛不痒的安慰，她即刻行动，连夜做了一个简易的木制小推车，在受伤后第13天出摊。

从出租房到湾仔码头，平时只要15分钟的路程，在出摊的第一天，臧健和觉得这段路走得无比漫长。

从护士，到苦力再到无证经营的小贩，臧健和回想起走来的人生路，她打心眼里难过怎么混到了如今这般田地？

“为母则刚”的叙事不会天经地义般地降临在每个母亲身上，她们在面对从未有过的屈辱时，会忘却所有附加的身份，本能地为自己的人生发出悲鸣。

码头上人来人往，小贩和上下船赶工的工人挤满了码头，但在第三根灰色柱子下，竟有一片空白之地，臧健和美滋滋选择在那里支摊，后来她才发觉，那里是最容易被城管抓到的地方。

臧健和在摆摊的柱子下

母女三人配合默契，大女儿帮忙包饺子，小女儿放哨，一天小女儿被旁边商贩带来的小狗吸引了目光，直到整个码头开始骚乱，女儿才回过神来，看见警察按着母亲的摊位，她捏着警察的衣角爆哭：“叔叔，不要拉走我妈妈，不是妈妈的错，是我的错，是我没有看牢你……”母女三人在木板车前哭成一团。

警察抬手了，说：“臧姑娘，你做生意吧。”

她开始卖出第一碗、第二碗……生意好了起来，可光临的大多是码头上赶工的外地人，北方水饺还是不够吸引当地人。

她注意到，有一位极其喜爱水饺的香港本地食客，每天都来光顾摊位，但都把饺子皮给剩下。

追问其原因，“皮厚得像棉被”。听到这句话的臧健和吃了一惊，她的水饺已经比内地水饺的皮薄了一倍，却还远远不够，皮薄如纸的云吞更受香港人的喜爱。

臧健和不想只做外地人的生意，她当即研究了三天三夜，一种在香港闻所未闻的水饺——既能皮薄透着馅，又融合着北方粗犷气息的大水饺，出现在湾仔码头。

《东方日报》的记者连吃三碗后，把臧姑娘写进报纸。

次日，许多人慕名从各处甚至澳门赶来，排起千米长队，湾仔码头走出个“水饺皇后”，每天生意红红火火。

臧姑娘没有天降贵人的神奇故事，凭借着自己的摸索，母女三人的困境似乎摆脱了。

但臧健和明白，爆火并不能代表什么。她依旧是无照小贩，每日得提心吊胆地生活。

可很快，她又坚定拒绝了到手的牌照。

■“最不会做生意”的女企业家

1982年，臧健和在湾仔码头做小贩的第3年，有人免费上门送厂房和牌照。

从幼时开始流浪的臧健和，是最会说“不”的女人。这一次，她的选择依旧是“不”。

那时，做珠宝生意的表姐，偶然带着臧健和的水饺去参加日本老板举办的聚会。

日本老板有个口味极为挑剔的女儿，却在宴会上连吃了二十七八个水饺，这一幕简直不可思议，他立刻拜托表姐，提出想和这位奇才合作。

大老板知道臧健和只是个无照小贩，他主动提出给她厂房和牌照，还要帮她把水饺放入超级市场售卖。

对方给出的条件太好了，臧健和不明白：“那我能提供什么呢？”

老板大手一挥，她什么都不需要带，就带着技术来就行。

“这句话像是给我开了一条缝”从未经过商的臧健和没有当即答应，出了办公室的门，表姐急不可耐地问：“为什么别人挤破头都想拿到的名额，你却要考虑一下？”

她怕技术被别人学走了，那时品牌都成了别人的，万一被一脚踢开中断合作，恐怕自己都无法再贩卖属于她的水饺。

她没什么谈判的筹码，但坚决拒绝了橄榄枝。

日本老板让步，说可以保留“湾仔码头”的品牌，但要去掉包装上的地址和电话。

臧健和再次拒绝：“湾仔码头有今天全靠顾客们的意见和提醒。”

日本老板又退了一步，包装上保留臧健和的人像和电话号码，让臧健和保留秘方和品牌，转而成为超商水饺专柜的供货商。

谈判进行到第三次时，臧健和再次让日本老板目瞪口呆，连连发问：“臧姑娘啊臧姑娘，你到底会不会做生意？”

“敲定价格”是这场合作能不能达成最后的关键，臧健和想了好大一阵子，说出了12块半的价格。久经沙场的商业大佬们哄堂大笑，零售价11块一盒的饺子，批发价居然还抬高了1块半，臧健和真是个不会做生意的糊涂企业家。

她没有被这些笑声搞得手足无措自我怀疑，她邀请老板们去小摊看一看。

每到下午4点半，小摊前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食客，臧健和的手飞快，平均2秒包一个饺子的速度也赶不上排队的需求，客人们开始自发当起了包装工。

他们守在案板边上，臧健和包一个他们就往盒子里扔一个，数够40个，就拿橡皮筋扎好，把准备好的11块钱扔到钱盒里，不用再找零。

需要客人打包，却能实现零差评，水饺还是供不应求，提高一块半的价格还让臧健和怀疑是否定价低了，她对水饺付出的心血，远超一块半的价值。

日本老板对臧健和三次的拒绝心服口服，双方达成合作。

臧健和在香港街巷租下了一间门脸房作为加工间，终于拿到了营业牌照，水饺每天直接运到香港超级市场的水饺摊位。湾仔码头水饺开张的第一个月销售额就高达100万港元，不到4年的时间，所有香港的超级市场，都成了湾仔码头的分销点。

曾有外国企业邀请臧健和出海，直爽的臧健和直接拒绝：“吃饺子的人在中国，我不走！”

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时，湾仔码头与美国通用磨坊正式合资，臧健和则留作顾问。通用磨坊注资6000万美元在中国内地设厂，湾仔码头开始出现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

那一年，她参观了美国工厂，眼前成熟完善的销售网络和先进的冷链技术让臧健和意识到，必须拥抱科技才能让中国水饺走向世界。

女儿劝她投资到香港，一年回本，内地市场虽大，但回本周期太长。

臧健和初心未变：“无论回本时间长短，一定要到内地投资，到家乡投资，要为家乡做事。当时选择合作伙伴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一定要到中国内地投资。”

至始至终，臧健和或许都不太会做生意，比起建立起商业帝国，她的心里眼里只有水饺。

10年后，年过六旬的她开始筹划中国水饺在法国的营销计划。

那时，她有了一个小孙女。这个家似乎冥冥之中就是个“女儿之家”，从臧健和到女儿再到孙女，“水饺皇后”的皇冠在每一个女性手里传递。

臧健和绝不是最特别的一个，在那个时代下，女性正爆发着一种超越观念和世俗的力量，全国的女人正在挣扎着站起来。

■母辈打工日记

臧健和出名后，成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偶像。

上世纪90年代，正是臧健和事业高速发展的阶段，但国内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下岗女工成了时代的眼泪。

当时的臧健和在上海和广州都有很大规模的厂房和生产线，她的水饺业务已经覆盖了内地70%以上的地区。

臧健和在上海讲述她的故事，一下台，下岗女工们就把她团团围住。

46岁的陈国贞，1997年从立新五金厂下岗，她能吃苦也愿意吃苦，可到哪里都做不长。去做清洁工，不到一天就被辞退了，代替她的是个年轻的外来妹，拿着比她少得多的工资；在南京路红心点心店洗碗，4个月后，新来的应届生又接替了她……丈夫残疾，儿子在上高中，她总觉得有力气没地方使，想到要推车上街做生意，她和臧姑娘第一天卖水饺时一样，面子上总过不去。

还有47岁的张林洪，1993年从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下岗，上街卖过盒饭但苦于没有牌照，当过洗衣服推销员、暑假管托班的老师、参加过剪裁培训班和电脑培训班……她身上有着臧姑娘的魄力，多次想带着几位下岗姐妹开店，但害怕失败对不起姐妹的沉重负担让计划一直延期。

她们是千千万万个臧姑娘，出身农村、没钱读书、也没什么技能的，可只要寻着机会，就会立刻扑过去。

她们找到了自己的“湾仔码头”，下一个机遇之地——广东。

那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吸引来了第一代南下的“打工妹”。

胡小燕出生于1974年四川广安农村，16岁初中毕业后就在家务农，期间做过两年的幼儿园老师。

她想外出打工，父母阻拦，后又结了婚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她还是想走，1998年，她跟着妹妹和妹夫赶路三天三夜抵达佛山。

“疯狂打工”是那个时代每个人身上的特点，她先做流水线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得来的几百元工资，比在老家种地一年的收入都要多。

2002年，做流水线女工的第四年，公司扩建选拔人才，她抓住机会从工人变成了车间管理，一人负责招工、培训、考核、生产等环节。

“我常说我是时代的幸运儿”，2008年，胡小燕来广东打工的第10年，被选为广东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我国首个从农民工队伍中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

胡小燕（中）和其他农民工代表

许多打工妹的人生开始开出形态各异的花，有的人成了工会的女律师，有的人拥有的自己的办公室，有人买了轿车、第一个房子……

当然还有人几年后返乡成家，但永远感谢这段出来看世界的年岁。

一位六十多岁的奶奶在小红书上写道：“老想说说我自己……六十岁的我，第一代打工妹中的一个，终于能在故事里分享岁月给我的一切！”

她的家在嵩县外方山深处，汝河边的高坡上，她排行老二，共有姐妹三人，从小就食不果腹，发育慢，别人嫌她笨都不跟她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父亲还是收养了一个哥哥。

挨到上初中，她有了最亲最好的闺蜜，她们会说一些悄悄话，畅想通过学习走出大山，出去闯荡。后来，哥哥读了高中，就再也没钱供家里的女孩读书，她就放弃学业，早早流落到社会上。

后来她在大理石厂碰见了丈夫，一个月18块几毛钱，多劳多得，生活水平比起在家时算很不错了。

她会写两人在秋高气爽的湖边喝多了唱歌，走过长长的柳树林，在没人的地方相拥相吻。后来抵不过厂子倒闭，两人在家乡做起了水果生意，生意也算红火。

不一定要闯出什么名堂来，才算不虚此行，重要的是她们曾体会过自己把握人生的自由。

近几年的热词“原生家庭的苦难”几乎落在上个世纪每一个打工妹的头上，但她们好似从来没放在心上，相比看到她们内心的果敢，有人将她们的经历完全归结于“时代的幸运儿”，只是那个年代给了她们更多的可能性。

可从冒出想法到真正去实践的人，又有多少呢？

“一个女人去闯荡该怎么办？”

“会不会过得不如嫁人？”

“女人真的能赚大钱吗？”

这些怀疑的声音，依旧在如今2025年的上空盘旋。

无论放在哪种时代下，真正敢于探索未知，没有退路可言的内核，才能让自己真正站起来。

面对着一双双炙热的双眼，臧健和曾对下岗女工们说过这样一句话：“咱们女人就得自己救自己，自己倒下，别人是扶不起来的。”

如果一片贫瘠的土地无法滋养自己，不要犹豫，找到下一片沃土，总能结出自己的果。

监制 / 费加罗夫人

编辑/毛毛

微博 / @费加罗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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