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快死、慢死和猝死，你希望用哪种方式迎接死亡？”
“猝死，理论上痛苦最小。”
很难想象，这个对很多人来说讳莫如深、甚至会觉得冒犯的对话竟然出现在了北大的课堂上。
这是一堂正在进行的死亡哲学课。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北大医学部的教授王一方。当看到超过一半的学生都选择了猝死后，他反问道，“如果是这样，我们跟屠宰场的牲畜又有什么分别呢？”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剧照
王一方认为，“对死亡的坦然是社会化的最高阶段”，但多年来的教育经历却让他看到，许多现代人对待“老弱病死”的态度是十分消极的，他总结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时的表现主要有三种：
一是鸵鸟状态，不愿意去面对，能逃避就逃避；
二是菜鸟状态，问题降临时不知道怎么办；
三是惊弓之鸟，即害怕和恐慌。
这对每个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大问题。许多遗憾和悲剧的发生，往往是源自这些消极的态度。
出于恐惧，“有许多人即使是在父亲或者母亲弥留之际，都不敢去凝望那双临终的眼睛、没有去拥抱他们”，王一方惋惜地说，这无疑是亲密关系中的一条难以弥补的裂痕。
由于不知所措，还有很多人在亲人重病时，选择用比疾病更加痛苦的医疗手段来延长亲人的生命，“当一个人身上插满管子，呕吐、脱发、化疗的剧烈反应折磨着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对家属来说治疗是一种心理安慰和‘不愿放手’，但对病人来说这未必是幸福的”。
而我们大多数人，在额头出现第一道皱纹的时候，在因为疾病而难受疼痛的时候，当某些功能发生减退的时候，我们时常如惊弓之鸟，讳疾忌医甚至仓促应对，从而失去了更好的生命体验，也缺失了关于当下与未来的思考。
《星运里的错》剧照
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老弱病死时，总是如此被动和彷徨无措？
在王一方教授看来，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因为我们对于生死大事的毫无准备对于医学的过度依赖，也源于一直以来关于“老弱病死”教育的严重缺失
“现代医学的进步可喜可贺，但人类依然无力征服死亡，也无法消灭痛苦。然而死亡终会来临，我们能做的是让死亡有品质、有尊严，让躯体与心灵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
不避讳谈论死亡的人，可以豁达地谈论任何事情。王一方形容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其间可能充满了痛苦的抉择和重重疑虑，所以需要有人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去辅导”。抱着这个初衷，多年来，王一方一直在从事医学哲学的教学工作，他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医生，也有小朋友
作为一个曾经的临床大夫，如今的医学哲学教授和一个医学与文学交叉的关注者，他深知只靠医学去解决生命难题是远远不够的：
“老弱病死不只是发生在急诊室、手术室、癌症病房、ICU监护室里的临床事件，还是一个哲学事件，甚至是精神事件。技术、金钱可以重新定义死亡（死亡就是关机时间），但无法安顿躁动的灵魂。所以现代医学需要医学哲学向度的启蒙和教化来完成对疾苦、衰老与死亡的坦然顺应和超越。”
《爱》剧照
因此，王一方的讲述往往从现实问题出发，继而拓展到哲学和文学所思考的精神层面。在他的课上，一个人不但能听到关于疾病、衰老和死亡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精神抚慰。
正因为如此，听过他的课的人总会产生新的认知——老弱病死并不全是消极的，而是充满了积极的意义。
他会说死亡可以是痛苦的反面：“生病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死亡恰恰是在最后那一刻去终止痛苦。所以有的时候，延长生命其实是在延长人的痛苦。”
也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对于衰老的偏见：“我们的社会存在一种歌颂青春、讥讽衰老的情绪，这是一种社会性退缩。”
还会提醒我们尊重生命的方式是向死而生：“人只有一生，仅此一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有准备，对待疾病要有准备，对待死亡要有准备，对待衰老有准备，这样才能过好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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