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长一家三口惨遭灭门，凶手身份令人震惊，判刑时称6个字。

1998年12月1日的中午，位于黔东南州凯里市康复路3号的“四一八”医院宿舍楼突然被打破了平静。

一群民警接到报案，齐刷刷赶来。哪怕他们知晓此地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在看到犯罪现场卧倒的4具死尸时，他们还是表示“从来没见过如此残酷的杀戮”。

被残忍杀害在家中的，是中国银行凯里分行行长乐贵建及其妻女，一家三口被灭门。

另有一人是他们的邻居刘巧云，因过去串门，不幸也被卷入了这场夺命案中。

他们有的被射杀，有的胸口被刺十数刀，身亡后仍呈怒目圆睁的状态。

更令人震惊的是，民警在现场提取到的弹头、弹壳，经检验鉴定，与40多天前凯里发生的另一起命案中、被杀害的凯里市十大字派出所副所长安坤被劫走的手枪样本同一。

自此，两起惊天大案串并，黔东南州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先后选派500余名民警参与侦破。

当真相水落石出时，凶手的身份出人意料。

1998年10月至12月，短短40多天的时间里，凯里市十大字派出所副所长安坤，中国银行凯里分行行长乐贵建及其妻女、邻居共计5人被残忍杀害，且疑为同一凶手作案，消息传出并扩散后，立即引得当地百姓陷入恐慌。

这也使得黔东南州公安局背负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唯有尽快找到凶手，他们才能给受害者及其亲属，给当地的百姓一个交代。

只是，两个犯罪现场都被犯罪嫌疑人蓄意破坏和伪装了，即便黔东南州公安局调派了500余名民警参与两起命案的侦破工作，调查了1000余名相关人员，形成了78卷卷宗，案件却是长期悬而未破。

一时之间，黔东南州关于“公安局的人是吃干饭的？”的质疑、议论甚至唾骂甚嚣尘上。“凯里两案”如同一块巨石压在专案组的头顶，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作为刑侦支队的技术员，唐树尧曾经出勘了“凯里两案”的2个犯罪现场。

第一起命案发生在1998年10月17日的深夜，安坤作为凯里市十大字派出所的副所长刚刚结束工作，下班返回他租住在州电影公司的住所，却在行至楼梯间2楼至3楼的拐弯平台处时遭遇凶手袭击，先是被钝器击中了头部，又被匕首刺穿了胸膛，甚至来不及拿出腰间佩戴的六四手枪就已经丧命。

凶手在确认他已经身亡后，带走了他的六四手枪和子弹。

发现安坤尸体的人，是租住在同一栋楼的一名租客。他在当晚23时40分下楼，受到了惊吓并立即报了警。

唐树尧就是赶到现场的民警之一。他反复勘查现场，却没有在现场找到任何可供破案的直接证据。

“凶手为什么杀人？”“案件应该如何定性？”这些关键问题成为了民警争论的焦点。

尤其是，思及安坤的警察身份，加上其佩戴的枪支、子弹丢失，凶手的危险系数可谓“层层攀升”，“亮了红灯”，整个凯里市乃至整个贵州都被震动。

唐树尧和其他民警东奔西走，只为尽快找到线索破案，好避免造成更严重的灾难和损失。

只是，唐树尧等民警们忧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沉寂44天后，1998年12月1日，凶手于光天化日之下，携带安坤丢失的配枪，在“四一八”医院宿舍楼再次犯下命案。

中国银行凯里分行行长乐贵建与其妻子，以及一名过来串门的女性邻居刘巧云被射杀，乐贵建年仅14岁的女儿娴娴，则因胸部被刺十数刀而惨死。

这起命案发生在中午时分。整个“四一八医院”宿舍楼沉浸在午睡的氛围，竟无一人见过凶手真颜。唐树尧等民警接到报案匆匆赶到时，凶手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唐树尧等民警反复勘查现场，哪怕针尖大小的地方也没有放过，只因“每一粒尘土都可能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

最终，他们在现场提取到了射杀乐贵建的弹头、弹壳，鉴定确认与安坤被劫走的手枪样本同一，又在位于乐贵建卧室床上的一个衣架上提取到了4枚指纹，因与被杀害的4名受害者的指纹不符，疑为凶手所有。

唐树尧认为，凶手能够准确无误地杀人抢枪，先是在深夜袭警，后是在大白天进入小区入室杀人，事先一定做了盯梢，说明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凯里本地人，在现场提取的4枚指纹，一定是破案的关键。

只是，1998年，由于技术和设备限制，即便已经提取到疑为凶手的指纹，唐树尧等民警也是无计可施。

要知道，当时公安局普遍没有对普通人的指纹采集作出要求，有指纹存档的人只是有过违法犯罪史、被打击处分过的少数人。

指纹的采集录入未形成规模系统，不规范，不全面，唐树尧等人也就没有办法借助指纹库来对比指纹、锁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在这种情况下，唐树尧等人只能采用耗时耗力、讲究运气的“笨办法”，那就是带着4枚指纹跑遍全国耕地，重点到黔东南人外出打工比较密集的地区，如浙江的义务、金华，广东的东莞、深圳，关系的防城港、北海，甚至是新疆等地联系当地的公安机关，期待能从他们采集建立的不完整、不全面的指纹库中找到契合的指纹以揪出真凶。

显然，这的确是一个很“笨”的方法，也因此，很多年过去了，“凯里两案”依旧没有丝毫进展。

唐树尧等人乃至整个黔东南州公安局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在难以借助技术破案的最艰难、最困顿的时候，唐树尧甚至“病急乱投医”了起来，向苗寨的寨老问计，请求巫师掐算，为此还被公安局的领导找去怒骂了一场，委屈得掉起了眼泪。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案件久侦不破，当地的百姓从惊惧、怒骂渐渐变得麻木，后因遗忘而再不关心，唐树尧却因担心“罪恶的枪声可能还会再次响起”，每一天都把心绷得紧紧的。

在因案件毫无进展而十分郁闷的时候，他都会拿上钥匙去到了被封锁保存起来的第一现场，期待能有所收获。可惜的是他每一次都是遗憾而归。

从1998年到2016年，18年间，怀着“一天不侦破‘凯里两案’，一天不离开刑侦”的念头，唐树尧多次放弃到下一级公安机关去当领导的机会，留在刑侦支队主抓起了刑事技术工作，包括着手建设指纹系统，使其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在指纹库逐渐完善之后，2016年3月，公安部刑侦局断定“凯里两案”因提取有犯罪嫌疑人留下的指纹，“完全具备破案条件”，“凯里两案”这一疑难命案积案也就作为目标案件列入侦破工作。

唐树尧等来了前来指导侦破的刑侦局副局长刘忠义，在其指导下明确了“从指纹入手破案”的工作思路，牵头开展黔东南州全州33岁至63岁，共计一百多万名男性的指纹采集工作并一一作了对比。

显然，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大工程，唐树尧却丝毫没有异议，带队埋头开始采集录入指纹，每天期待奇迹的出现。

终于，在采集到60多万人时，奇迹出现了。

那是2016年11月，台江县公安局看守所提供了被关押在所里的一名涉嫌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罪的犯罪嫌疑人——黄德坤的指纹，该指纹在21日被录入指纹库，在26日被比中。唐树尧又惊又喜，再次检验确认后，当即将消息通报给了专案组。

黄德坤的相关资料也被提取，很快摆在了专案组成员的面前。

资料显示，黄德坤是1964年生人，20世纪80年代时曾作为工人，就职于凯里市汽车运输总公司，90年代则离职下海经商，开过歌舞厅和冰淇淋加工厂，前者因火灾而关门，后者因经商不善而倒闭。

黄德坤在2000年左右谋职成为了凯里市经济开发区的一名司机，专门给领导开车，并因结下了一定的人脉得以步入官场，2015年时已成为正科级干部，但2016年，他的命运又急转直下，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被看守在台江县公安局看守所。

为查明黄德坤犯下两起命案的动机，掌握其犯罪的确凿证据，唐树尧和专案组成员对黄德坤展开了多轮审讯，期间更是反复查问其在1995年至1999年，尤其是1998年的一举一动，对其加强心理攻势，强迫其进行回忆。

最终，黄德坤熬不住了，主动跟审讯人员交代了他的犯罪动机和经过。

原来，1998年，黄德坤因为在生意场上连连失意亏损，生出了抢银行或运钞车的念头。

与他一同作案的还有他的生意伙伴潘凯平，他们为持有枪支，选中了他们的儿时伙伴安坤，通过杀害安坤劫走其配枪，却又在发现银行戒备森严、不易得手之后盯上了行长乐贵建，这才制造了两起惊天大案。

黄德坤的交代，其在犯案后将枪支扔进了清水江，有关部门立即将清水江的水放干，果然找到了安坤的配枪。

2018年7月，在宣判死刑结果的自我辩护阶段，黄德坤留下他的最后一句话，那就是“我对不起他们”。只是，他的道歉并不能挽回什么。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编. 《中国刑警 1》 2018

贵州都市报 银行行长全家遭灭门 18年后真凶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