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疯、拧巴、摆烂！老陀笔下的普通人，怎么让人越看越上头？

1921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应邀出席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并在大会上进行了主题演讲。

在第一个百年关头，陀氏冲破了俄国的边界，成功闯入西欧主流文学界的视野之中。然而，精致优雅的西欧沙龙似乎难以承受洪荒苍茫的陀氏伟力，同鲜花与掌声相伴的，也有蔑视与非议。

纪德正是以此出发，以同为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向那些对于陀氏的“异议”发出抗议，将陀氏的真正价值展示在世人面前。

如今，距离陀氏诞辰已过二百年有余，曾经的经典作家并未随时间流逝而蒙尘，反而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穿越百年，陀氏的读者代代更替，但每一位读者心中对陀氏的热爱却恒久长存。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着纪德的讲述，与百年前的人们分享对于陀氏的钟情。

在老鸽房礼堂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演讲

文 \\ [法] 安德烈·纪德

纪德

就在几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还寥寥无几；但事情总是这样，当从少数精英中招募到第一批崇拜者后，他们的数量便与日俱增，而这座老鸽房礼堂太小了，以至于容纳不下今日所有的崇拜者们。但即便事到如今，为何还会有人未曾臣服于这位作家的杰出创作的感召之下——这是我想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要知道，克服某种不理解的最好方法，就是把这种不理解视为是真诚的，并尝试理解它。

从我们西方的逻辑角度来看，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指责得最多的，是其笔下人物的不合理智、优柔寡断以及经常性的不负责任等性格。正因如此，这些人物的形象扭曲丑恶且几近癫狂。有人说，他描绘的并不是现实的生活，而是一场场噩梦。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完全错误；不过我们暂且先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同，就像弗洛伊德所阐释的那样，我们的梦境要比现实行为更真诚，但我们并不满足于此。还是来听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是如何谈论梦境以及谈论那些“您的理智能够公然容忍”的“充满您的梦境的这种明显的荒唐和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您从梦中醒来，已经完全回到现实中来以后，几乎每次，有时印象还十分深刻，您总感到，随着梦境的消失，您也留下了一些捉摸不定和猜不透的东西呢？您对您的梦的荒唐付诸一笑，与此同时，您又感到，把这些错综复杂的、荒诞无稽的事结合在一起，其中似乎包含着某种思想，但是这思想已经是现实中存在的，是属于您的真实生活中的某些东西了，是存在于您心中，而且一向存在于您心中的某种东西了。您的梦境似乎告诉您某种新的，带有预言性的，您朝思暮想的东西。

（摘自《白痴》第三卷第十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白痴》（翻译家臧仲伦译本）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谈到的关于梦境的内容，我们可以拿来应用到他自己的作品中去，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一下子就认为可以将他的叙述与梦境的荒诞混为一谈，而是因为当我们从他的书中清醒过来时，即使理智拒绝完全同意，但我们依旧会感觉到，作者触及到了某种“属于您的真实生活”的隐秘之物。我想，这样我们就能解释，为何那些学者们会打着西方文化的名义，拒绝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

我很快就注意到，在所有我们的西方文学之中——我指的并不单单是法国文学——除极个别以外的长篇小说所关注的仅仅是人与人的关系、情感层面或理智层面的关系以及家庭、社会和阶级的关系，但从未或几近从未关注过个人与自己或者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凌驾于先前一切关系之上。我认为，霍夫曼夫人在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这本传记比我所知的任何一部都要好，但可惜的是没有翻译成法文）中引用的一位俄国人的话最能解释清楚我的观点，而霍夫曼夫人想通过这句话让我们感受到俄罗斯灵魂的一个特点。这位俄国人曾因不守时而受到责备，但他相当认真地回应道：“是的，生活很艰难！有些时刻需要认认真真地品味，而这可比准时赴约重要得多。”在这句话里，个人生活比人与人的关系更加重要。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不是吗？就是这个秘密，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如此伟大，如此重要，而对于另一大部分人来说则难以接受。

我丝毫不认为西方人、法国人是脱掉礼服便不复存在的纯粹社会性个体：我们有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还有《恶之花》，这些书严肃而孤独，但却与其他任何一本我们的文学作品一样，仍属于法国文学。但是，在一系列众所周知的问题上，诸如焦虑、激情、关系，似乎都应当交给伦理学家、神学家和诗人去处理，而不必将它们都堆积在长篇小说里。在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中，最不成功的一部无疑是《路易·朗贝尔》；从各方面来看，它都只是一场独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奇迹在于，他笔下的每个人物形象——他创造出整整一大本书的人物——首先都是相对于他自身而存活于世的，每个人物都依赖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存活，都拥有自己的特殊秘密，并将他们身上问题的复杂性呈现在我们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奇迹还在于，正是这些问题塑造出了每一个角色，更确切地说：问题依靠着角色而存在——这些问题相互碰撞，相互斗争，逐渐成为人的模样，随后在我们眼前走向消亡或走向胜利。

没有什么高深的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所无法涉及的。但我必须马上补充一句：他从来不会抽象地谈论这些问题，在他看来，思想只存在于相应的个体身上。而思想永恒的相对性就在于此，思想的威力也就在于此。一个人之所以会产生关于上帝、天意和永生的种种思想，只是因为他清楚自己几天或几小时以后就会死去（《白痴》中的伊波利特），而《群魔》里的另一个人物则创造出整整一套形而上学的体系，其中就包含了尼采思想的萌芽，而这一切行为只是因为他将自杀，将在一刻钟后结束自己的生命。听他所言，我们已经不能分辨，他是因为必须自杀才会想到这些，还是说他必须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想到了这些。最后，也就是第三位——梅什金公爵，他最非同寻常的、最神圣的洞察能力都要归因于他即将发作的癫痫症。从以上论述中，我暂时不想得出任何结论，只想说一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我本想称其为书籍——虽然是思想最丰富的长篇小说，但它们绝不抽象，而且我不知道还有哪本书能够让人如此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震颤。

1958年苏联电影版《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

这就是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尽管充满了各种思想，但却从未失去过我们所说的人的特征，也从未沦为象征符号。他们同样从未成为我们古典戏剧中的那些典型形象，他们始终是个性鲜明的人，就像狄更斯笔下最富特色的角色们一样特殊，像任何文学作品中最精彩的人物一样，被着力描绘得有声有色。让我们来听：

有这么一类人，很难寥寥数笔，一语破的，把他们最典型和最富特征的形象一下子整个描述出来，人们通常把这类人叫作“普通人”“大多数”，而这种人也确实构成任何社会的绝大多数。……属于这类“普通人”或者“平凡人”的，就有本书中的几个人物，对于他们，迄今（我已经意识到这点）还未向读者交代清楚。瓦尔瓦拉·阿尔达利翁诺芙娜·普季岑娜、她的丈夫普季岑君，以及她的哥哥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就是这样的人。

（节选自《白痴》第四部第一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白痴》（翻译家臧仲伦译本）

总之，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是一个很难描述的人物。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样来描述他的呢？

他一面不断地、深深地感到自己没有才能，与此同时，又有一种压制不住的愿望，深信自己是一个独立不羁、能够有所作为的人，这种矛盾心理，甚至几乎从他少年时代起，就深深刺伤了他的心。这个年轻人看见什么都眼红，而且容易冲动，想要什么非马上弄到手而后快，甚至好像他生下来就神经过敏，那非马上弄到手而后快的冲动，他自以为是一种力量。他总想出人头地，而且这愿望十分强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有时候真想铤而走险。但是事情一到须要豁出去，铤而走险的时候，我们这位英雄又往往显出过人的聪明，瞻前顾后，不敢造次。这使他很痛苦。

（节选自《白痴》第四部第一章）

这就是对最微不足道的角色之一的描述。至于其他的主要人物，以及保持在第一梯队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去描绘他们，不过可以这样说，是让他们在整本书的过程中自己勾勒自己的轮廓，创造自己的肖像，这些人物形象永远都在变化，也永远没有完成的终态。他笔下的主要角色们始终在形成的过程，始终无法摆脱包围着他们的阴影。我还顺便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点上与巴尔扎克有着深刻的差异，后者似乎最在意的是人物形象的完美秩序性。巴尔扎克的笔触如同大卫，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用笔则如同伦勃朗。他的画作是如此震撼人心且常常如此臻于完美，以至于甚至如果在它们背后或围绕其周围没有揭示出与之匹配的深刻思想，我都依旧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家。

本文由俄译本转译，俄原文索引：Достоевский; Эссе: Пер. с франц.-Томск: «Водолей», 1994. с. 34.

文中引用《白痴》原段，均摘自：《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臧仲伦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