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性事”，必须遵循严格的行房周期表

网上有种说法，电视剧《燕云台》“洗白”了萧绰（萧燕燕），而《大宋宫词》则是粉饰了刘娥。

“洗白”可以认为是对的。更准确的说法是，这类电视剧其实无论架设于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人物背景，不管是历史真实存在的人物，还是架空、虚构的古代人物，或是都市人物，都有着类似的性格、情商、命运坎坷与顽强斗志，主角都会为爱痴狂。这类大女主戏都会有无怨无悔的备胎（暖男），也会有被女主感情感动的回头浪子。简单来说，这类电视剧的梗概都是“傻白甜”有人爱，“白富美”能逆袭。

当下国内（内地）出品的电视剧，整体上就是放大版的综艺、延长版的MV，对于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描述，不仅远逊于TVB制造，而且也大大逊色于央视上世纪80-90年代的产品。

《燕云台》和《大宋宫词》为代表的所谓历史人物剧，更大的问题在于，没能反映出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领域的一个核心矛盾，那就是皇权对于女性的不相容。这种不相容，或者说排斥，不光表现在古代中国，其他很多国家也存在，尽管一些国家确实在特定时期选出了女王，却也是男性角色的女王——其王夫的政治地位等同于王后，最大的政治责任就是确保女王生下嗣子。

古代中国，抑或说古代的许多国家的核心政治伦理，就是将皇帝或者国王进行神化——元代、清代的皇帝除了扮演中原共主以外，还有草原联盟盟主（可汗）的身份——君主被认为是天子，受命于天，“与宇宙中四级运行、土地昌盛”、“继往开来、联结天人”密切相关，是礼仪祭祀与宇宙秩序的轴点。在这套政治秩序中，女性是受到高度贬抑的，其责任无非就是生育皇嗣，还不一定有抚育、教导的责任。

特定情况下，宫廷中的女性逾越妻子的角色，参与到王朝政治事务，会受到王朝官僚阶层的极大排斥。无论是萧绰、刘娥，或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在政治领域展露过锋芒的其他杰出女性，如果其性别是男性，那么围绕其身上的各种指责就会马上烟消云散。又或者反过来，要是曹操、李世民、玄烨等男性人杰的性别调换了过来，那么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将是让世俗社会无法容忍的。

妻子问政，不被允许，而当皇帝年幼或是暗弱，母亲或是祖母问政，但又不是事无巨细的掌控所有事务，还不存在“污染”皇家血统的风险（不与他人媾和），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一定的谅解。宋朝时期就有多位太后临朝称制。这也是古代世界的一个传统：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拜占庭帝国，莫卧儿帝国乃至阿兹特克帝国都有类似的成例。但这并不是女性获得很高政治地位或是平等政治地位的象征——太后的权威是因为生育、养育了皇帝的血统或资历而获得的。这种情况下，太后的女性身份等于被祛除了，而是具有皇室血统的元老。

九州出版社、后浪出版近日引进出版了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历史学教授马克梦（Keith McMahon）所著的《天女临凡：从宋到清的后宫生活与帝国政事》一书。这本书借助了历代正史、笔记小说，梳理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宋元明清，以及辽、金等王朝历代后妃的典型经历与事迹，围绕一夫多妻制度下的后宫关系和女性统治两个焦点。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发掘了从宋朝到元朝，再到明朝，皇帝与官僚阶层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和成例规范，最终在明朝以及清朝大多数时间杜绝了再诞生刘娥、萧绰这样的临朝称制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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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女临凡：从宋到清的后宫生活与帝国政事》这本书考察了不同朝代选拔宫廷女性时的不同倾向、她们的生育与受宠情况、她们的品阶与晋封、她们与奴婢的关系、她们与娘家的关系等主题，探讨了宫廷后妃的生活和她们面临的各种困难与挑战。

汉族皇帝通常册封汉族女性为后，但也会迎娶其他族裔，比如来自朝鲜的女子为妃；而非汉族皇帝则会倾向于从同族或是其他非汉族群中挑选皇后，以及继承人的生母，比如清朝皇帝非常青睐蒙古后妃。从后妃的社会地位来看，唐朝时期的惯例是贵族出身的女性更可能成为皇后，而一般精英阶层的女子会成为妃嫔。

明朝为了避免女子干政，规定后妃必须出自低层官僚或者平民家庭。清朝虽然恢复了从贵族阶层选拔后妃的制度，却仍然严格限制后妃所可能依仗娘家人获得支持的情况。

既然是谈到后宫生活，《天女临凡：从宋到清的后宫生活与帝国政事》书中也探讨了皇帝后妃的行房秩序。这当然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受到王朝整个官僚阶层上层强烈关注的大事。

按照明朝典籍的记述，皇帝需要遵循古礼娶121位后妃：皇后1名，夫人3名，妃嫔9名，世妇27名，御妻81名，有严格的行房周期表，遵循宇宙秩序。

一个皇帝如果违背了这方面的行房周期表，专宠一人（比如明神宗专宠郑贵妃），或是随意宠幸不符合后妃身份的其他女子（比如明武宗，又如金朝的海陵王），就会招致官僚阶层的群起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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