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澳】席格伦（Gary Sigley）
澳大利亚害怕被抛弃，它被形容为一个焦虑的国家。是什么驱动了它的这种恐惧与焦虑？简而言之：身份认同危机。自1788年英国殖民者开始征服这片大陆以来，“澳大利亚是什么”这一问题便不断被提出并争论不休。随着工党在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的领导下大获全胜，回答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迎来了新的契机。这是一个机会，去建设一个自信地汲取多元文化正面价值的澳大利亚。通过这一进程，澳大利亚或许能够最终消除那种被抛弃的恐惧与焦虑。
澳大利亚的身份危机始于1788年两种文明的碰撞。当时，英国宣称对土著人的这片土地拥有主权，并发动殖民战争，驱逐甚至消灭了土著人。在许多澳大利亚白人的心灵深处，这种种族灭绝式的暴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作为一个远离英国、被数亿“亚洲他者”包围的“白人前哨”，这些澳大利亚白人担忧他们用武力夺取的这一切，也终将被武力夺走。他们唯一真正的安全感，寄托于大英帝国的力量之上。但还有一种更隐秘的恐惧：被抛弃。如果英国抛弃澳大利亚，它将如何在这个它自认为的被敌视地区生存？
1942 年，随着日本入侵马来半岛并占领新加坡，这种恐惧变成了现实。英国因深陷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而无暇他顾。一个新的“老大哥”出现了：美国。自1945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将安全政策外包给美国。作为交换，澳大利亚需允许美国在澳建立军事基地并支持其无休止的战争，以此充当“保护费”。一些澳大利亚政治人士将此视为平息“被抛弃恐惧”的代价。即使这意味着要站在美国一边，遏制中国这个澳大利亚21世纪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是什么”，这一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不过，也有像前总理保罗·基廷这样的声音，他主张澳大利亚应当利用自身优势，摆脱这种恐惧。基廷认为，通过打造一个多元文化和共和政体的身份认同，调和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与土著居民的关系，并在亚洲寻找安全感而非与亚洲对抗，澳大利亚就能充满信心地塑造自己的命运。澳大利亚可以与中国携手，共同追求繁荣，而不必屈从于非理性的恐惧。
然而，只要澳大利亚依旧抱持其“帝国主义附庸”的心态，与出于焦虑而建立的美澳同盟死死捆绑，它就无法迈出改变的第一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唐纳德·特朗普动摇了这一基础。特朗普反复的外交政策、交易式的同盟观以及对美国承诺的公开质疑，在堪培拉引起轩然大波。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这是一场冷酷的觉醒：美国是靠不住的。曾经指向英国的“被抛弃恐惧”，如今再次指向了美国。
阿尔巴尼斯总理的连任，正是对“特朗普式政治”（分裂、仇恨和文化战争）的明确否定。这是一个重塑独立外交政策的机会，摆脱“奥库斯”，全面拥抱并落实与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如今，澳大利亚终于可以超越那种被抛弃的恐惧，从一个“焦虑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自信的国家”。它也终于可以用一种尊重自身文化多样性、并与周边文明平等对话的方式，来回答“澳大利亚是什么”这一历史命题。
澳大利亚的当务之急是扭转国内亚洲语言与文化知识日益衰退的趋势。尽管历届政府都曾表示支持“亚洲素养”，但在实践中，旨在推广中文、日语、韩语和印尼语等语言学习的项目却不断遭到削弱。如果不认真培养新一代熟悉亚洲的专业人才，澳大利亚将难以在该地区占据应有的位置。重建这种能力不仅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区域参与，更是为了疗愈深植于澳大利亚战略心理中对孤立与被抛弃的恐惧。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期待阿尔巴尼斯总理有足够的勇气与信心，带领澳大利亚迈出这一步，走向一个全新的国家身份认同。（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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