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人数，超过2亿人

截至2024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突破2亿人,占劳动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2022中国零工经济行业研究报告》曾预测，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到2036年或将达到4亿人。

这个级别的人口比例，就约等于中国的国运。

国运有时候不光指的是某个产业发展，更是指相当比例的人口，他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幸福感究竟如何。

所谓“灵活就业”，通常是指相对于传统的单位制就业（即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等正式就业）而言的非标准就业形态，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带货、自由职业者、个体经营者、平台兼职……

这个就业数字不仅折射出就业市场的巨大变迁，更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缩影。在就业结构的“灵活化”背后，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压力。

要理解2亿灵活就业人口背后的经济逻辑，首先需要从产业结构的演变说起。“时间自由、收入增加”——光靠这种不合实际的漂亮话是没啥意义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依靠“人口红利”和“出口导向”，快速发展起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世界工厂”角色。然而当下的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制造业成本上升、内生动力开始疲软、低端产能过剩等问题日益严重。

在这个背景下，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截至2023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已超过55%，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但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和薪资稳定性与制造业存在显著差异。

尤其是近年来平台经济的崛起，比如美团、滴滴、拼多多、抖音等平台，在没有为劳动者提供长期劳动合同和社保的情况下，吸纳了大量人员就业，形成了一个看似“灵活”实则“脆弱”的就业新生态。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理论”阐述了一个规律：随着经济发展，第一产业（农业）就业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工业）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服务业）不断上升。

但在中国，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产业结构转变并未伴随着高质量的服务业扩张，反而是低门槛、低附加值的岗位大量增长，导致“灵活就业”的井喷。

也就是说，灵活就业（权当是第三产业）数量虽然很庞大，但整体质量很低、附加值低。

就更不要说，失业问题也严重，这意味着，即便是劣质就业机会，也很卷！

总结一下，其实所谓“灵活就业”的本质是“次优选择”——就业质量的退化。

按道理讲，灵活就业应该是一种多样化就业选择的体现，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果。然而，在中国，许多“灵活就业”并不是劳动者的主动选择，而是结构性失业下的被动妥协。

当前的灵活就业者中，不乏拥有大专、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的年轻人。他们明明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在送外卖、跑网约车、做短视频。

这背后反映的是“结构性失配”问题：一方面，是产业不能为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提供足够岗位；另一方面，是劳动市场对技能型、实用型岗位的巨大需求得不到满足。

这与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时期的“下岗潮”有某种历史类比。当时大量国有企业职工因企业改制而失业，形成了庞大的“下岗职工”群体。他们中的多数人最终转向个体经营、摆摊、送货等非正式就业岗位——这与今天年轻人“卷不进大厂，就只能开滴滴”有异曲同工之处。

那时候有加入世贸带来的红利，吞下当时的巨大失业潮，带来经济内生动力第二春，现在呢？腾挪空间已经很小了。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是体制改革的必然代价，那么今天的灵活就业浪潮，则是产业升级滞后、高质量就业供给不足的直接结果。

数字平台经济本可以成为吸纳就业、提升效率的引擎，但在实践中，却呈现出“去契约化”、“去福利化”的趋势。

平台经济的逻辑是一种“算法化的外包”。平台为避免用工成本和劳务关系责任，普遍采用“个体户注册+算法派单”的模式。

比如，外卖骑手并不与美团签订劳动合同，而是“加盟”某个配送站点，成为“灵活的自由职业者”。这意味着平台无需承担最低工资、工伤保险、五险一金等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哈维曾在《资本的限度》中指出，资本在其全球扩张中，总是倾向于规避劳动法规与社会保障责任。

在中国，这种趋势在平台经济中尤为明显。劳动者表面上是“个体经营”，实则深受平台控制（如系统打分、排班、罚款机制），却无法享受正式工人的权益保障。

更糟的是，平台之间的“低价竞争”推动了“计件制”、“竞速制”，使灵活就业者面临极高的劳动强度与风险。在这一机制下，“灵活”成为了权责不对等的幌子。

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曾强调，政府有责任在有效需求不足时采取干预措施，保障充分就业。

在中国，随着人口结构老化、消费能力下降和制造业转移的叠加影响，传统的就业吸纳机制面临挑战，必须重新审视“就业质量”而非仅仅“就业数量”。

要让服务业的各行各业都标准化、法治化、高质量化。

从就业形态上看，灵活就业是现实的调节阀，但不能成为长期替代正式就业的主流模式。否则，将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保缴纳不足、消费信心不足、青年内卷严重、社会阶层固化等。

更严重的话，会带来整个经济发展的失速——因为绝大部分劳动人口都在从事非常低附加值、低产值的劳动。

尤其是年轻人“低质就业”的趋势，对未来人力资本的浪费极为严重。长期来看，这将制约中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过渡。

灵活就业泛滥的问题背后，其实本质上是“缺乏好工作”。现在所谓“好工作”集中在国企央企、体制内，这是很畸形的。

所以，必须要有国家层面的战略干预与制度创新。

德国的经验是，通过“工业4.0”战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同时结合强大的职业教育体系，维持了制造岗位的高工资和高社会认可度。中国亦可借鉴此模式，打造新一代产业工人和技术岗位。

这需要将整个职业技术教育都标准化、法治化。

国家还应出台专门针对平台经济的劳动立法，明确“伪自由职业者”的法律地位，确保其享有最低工资、工伤保险、社保缴纳等基本权益。可以借鉴欧盟《数字平台劳动者法案》的方向，对算法管理进行监管，防止“技术压榨”。

灵活就业者应被纳入社保体系，建立与个人账户挂钩的便捷参保机制。政府也应通过税收减免、培训补贴等手段支持灵活就业者转型，推动“灵活”走向“体面”。

“灵活就业人数超过2亿”，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描淡写的数字。如果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会导致内需不足、产业结构扭曲等各种问题不断加深，直到整个经济体都出现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