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店卖假冒大牌包牵出制假工厂，非法经营数额达4000余万元

“微店”以品牌方授权为名售卖假冒商品，更为猖獗的是，其背后还有一家制假工厂。通过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被告人周某某非法经营数额达4000余万元……售假微店背后挖出一家供应工厂

2021年8月，陈小姐受品牌方所托，拿着授权书和鉴定报告来到上海静安公安分局报案，称一家微店正以品牌方授权为名售卖假冒商品，并在微博、朋友圈等平台大肆推广。公安机关随即立案，并顺藤摸瓜，发现这家微店的背后有一家稳定的供应工厂。

在提请逮捕前，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对本案罪名定性问题共同研商研判。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也就是常说的“销假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区别在于，前者实行的行为是“销售”，而要构成后者罪名不仅要“销售”，核心在于“生产制造”。检察机关在综合当时证据情况研判后认为，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关键，就是本案是否为“小作坊制假，网店贩假”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

为查清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围绕涉案工厂与涉案微店间的供货关系展开重点侦查，持续跟踪侦查机关的取证进度。通过梳理工厂发货物流记录、关联收货人手机号及身份、比对微店店铺退货地址、翻阅涉案手机微信聊天记录等，检察官发现，无论是工厂员工的陈述“我是周老板招聘来的”，还是微店的退货地址收件人，均指向周某某。最终，周某某“自贩自销”的行为被确认，公安机关以周某某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提请审查逮捕。

“证人”竟是“违法刷单”人员

审查起诉期间，犯罪嫌疑人周某某的辩护人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上面清楚记录了涉案微店数名消费者的证言及他们拍摄的包具照片。这些消费者谈到，从周某某微店购买的包具并没有所谓品牌标识，还提供了部分无标包具实物。这也意味着，这部分包具可能并不侵犯品牌商标专有权，非法经营数额将大大降低。

可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检察机关决定在引导公安机关侦查的基础上，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工作，从确认消费者身份和确认包具实物两方面入手，判断新证据的真伪。

第一个突破口，根据后台购买信息，检察机关找到了几位名单上的消费者，通过调查发现，部分消费者竟是本案中曾帮助周某某进行违法刷单的人员，显然这并不能作为合格合法的证人证言。

同样，辩护人提供的包具证据也疑点重重。通过仔细比对辩护人提交的交易记录和包具照片，检察机关发现部分消费者作证的包具与在涉案店铺购买的包具型号不符，后经电话沟通，消费者才坦言，在涉案微店内购买的包具内部是有商标的，但客服仅要求他们拍摄包具外部，有故意模糊掩盖事实的嫌疑。为进一步认定证据的证明能力，检察机关找到了两名本地消费者，发现一名消费者提供的包具实物带有刺鼻气味，与距今长达3到5年的购买记录明显不符；另一消费者的包上则有商标脱落痕迹。

经审查认定，2018年9月至案发，被告人周某某伙同他人开办工厂，生产假冒多个国际知名品牌包具，并通过微店销售。

非法经营数额4000余万元

2023年6月，公安机关查获品牌包200余件，并查获模具、配件等制假工具。经鉴定，上述查获物品均系假冒多个国际知名品牌注册商标的商品。经司法审计，周某某非法经营数额为4000余万元。

之后，检察机关耐心充分释法说理，并引导犯罪嫌疑人赔偿损失。

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愿意进行民事赔偿，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权利人也有民事赔偿的诉求，这有利于一体解决刑事责任追究和民事追责，减少权利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诉累。

最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周某某选择当庭认罪，并向权利人赔偿380万元，获得谅解。法院审理期间，周某某在家属的帮助下，退缴违法所得50万元。

在检察机关推动下，权利人损失得到一定弥补，被告人周某某的认罪悔罪态度也得到实质性体现，法院在判决中也予以酌情减轻处罚。后静安法院判决被告人周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