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父”一词不是好话

晚年钱学森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与贡献呢？

钱老晚年总自称是一名“科技工作者”。对于自己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的工作，钱学森表示：“个人只是尽力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那是很有限的。要说功劳的话，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第二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我只不过参加了导弹卫星工作，那是成千上万人的集体功劳；所以我干的不过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已。”

1997年钱学森对钱学敏谈及对自己工作的看法时说：

“其实，关于‘两弹一星’的科学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也做出来了。回到祖国以后，只不过是把它拿过来运用，虽然也有一些创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创新不多。而我多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这也是为什么钱学森曾对孙子钱磊说：“上世纪爷爷做的这点事儿，如果叫伟大的话，那么21世纪的爷爷将更伟大。”

20世纪90年代钱学森与学术讨论小组合影（站立者左起为涂元季、钱学敏、戴汝为、于景元、汪成为、王寿云）

无欲则刚，地位和财产都是身外之物。立志做大事、成大业，而不是为了做官谋权发财，这便是钱学森对待地位和权力，以及金钱和财物的一贯态度。

钱学森一生曾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直到中国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但钱学森却说，要不是工作需要，他什么官也不愿当。“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这是钱学森的心声，也是他坚持的做人原则。

钱老首要考虑的是国家大事和航天大业，而不是什么权力、地位和待遇。他一生担任多项要职，但职务以“副”居多。钱学森对官位并不看重，一点也不在意，始终以淡定之心对待权利和地位。同样，他对“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航天之父”这样的称誉也决不接受，并一贯反对沽名钓誉之事。

晚年的钱学森，多次明确反把自己称为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之类，他一再表示这样的称谓是不科学的。1990年3月7日致钱学敏信中，钱学森特地就此问题给出了解释，信中写道：

蒋英于4日下午告诉我说，在2日下午归途中，您向她表示在“传”中不称我为“××之父”，想不通。现在我要向您解释几句：

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试验（简称“研制”）实际是几千科学技术专家通力协同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个科学家独自的创造。这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请您认识这一点。

因此用“××之父”是不科学的。A.Einstein（伟大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引者注）上书Roosevelt（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引者注）开始了世界上原子弹的研制，但无人称Einstein为“原子弹之父”。美国领导原子弹研制的是R.Oppenheimer（曼哈顿计划领导者罗伯特·奥本海默——引者注），也无人称Oppenheimer为“原子弹之父”。倒是与Oppenheimer闹个人意见的E.Teller（美国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引者注），被正直的美国人以嘲笑的口气，称为“氢弹之父”。

因此，“××之父”一词不是好话。您对现实世界不够了解；心是好的，但注意，不要帮倒忙！

1987年3月，钱学森与蒋英在联邦德国黑山风景区留影

1993年，钱学森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这帮人是找到了出路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至最后。”

这或许是钱学森基于自己一生求索而给出的一个人生答案。经历了一次次选择与成长，钱学森在“科学家”和“党员”这两个身份的统一中找到了坚定信仰的道路。这是钱学森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人生之路，也是通向“有作为的科学家”的披荆斩棘之路，更是引导无数后人继往开来的光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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