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特 | 社会科学是严谨与想象力的对话

以上的讨论都将我们引向最后一个话题：关于谜题的问题。本书开篇指出了社会科学的奇怪特点，即我们经常出于对某个领域相对宽泛的兴趣而开始课题研究。随着逐渐深入，我们发现真正的谜题连同其解决方法一齐到来。接下来，我会对这一观点进行澄清。

研究总是始于一个宽泛的兴趣，并且开始时对于具体的谜题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看一个罕见的反例吧：偶尔，一个研究项目始于一个有冲击力、清晰、但让人困惑的事实。我曾经注意到，在专业领域内部和圈外人眼中，专业人士的地位排序是不同的。专业人士自己最尊敬那些几乎不接触客户的同僚：如会诊医生、律所领导、精英学者。相反，公众最尊敬身处一线、勤勉地解决客户问题的专业人士：如基层医师、出庭律师，以及授课教师。这种情况的成因是什么？我那时正研究精神科领域，在某个早晨当我思考一个事实时—地位高的精神科医生与生活问题较少的中产阶级或上流人士的客户打交道，而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地位低的精神科医生却主要与问题重重的底层阶级的客户打交道，这也是我和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那种精神科——这个经验性的谜题出现在了我脑海里。这是那种罕见的机会，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实证谜题，研究工作可以直接从谜题推进到解答之法。

但是在大多数时候，清晰的谜题并不会从研究数据中浮现。我们更有可能是从着手数据来开始常规科学的研究工作，尝试各种加法启发法技巧：换另外一个变量会造成什么效应？某个发现在另外一个设定中也成立吗？与此同时，学者在踏入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时，通常都会被普遍（但无解的）问题激励：为什么社会上存在社会地位？真实的社会变迁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导致了劳动分工？价格和价值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类问题虽然非常有趣，但几乎没有实质的内容。我们也无法推导出答案，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词都包含数不清的相互竞争的含义。地位、社会变迁、劳工分化、价格、价值—没有一个具有固定的、不受语境限制的含义。

所以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学者会发现自己对某个类型议题有宽泛的关切，会关注到与研究兴趣相关的大量数据，会有某种将关切与数据相结合的直觉（hunch），这种直觉会导引我们走向更具体的谜题及解决方案。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这种模糊的研究兴趣和数据的不规则对抗之间，识别出一道真正的谜题。

与提出观点类似，品味和知识对于发现研究谜题来说至关重要。知识这一部分显而易见。只有当预期与实际存在不同，你才能说某个议题令你感到困惑。这种预期取决于研究者已有的知识。所以，发现事物惊奇之处的基础，是了解那些不令人惊奇的事物。这也是本科专业需要安排概览课程，而博士研究生（应该）有资格考（general examinations）的原因——你得先了解背景，才能识别出反常的现象。这也解释了为何研究纯社会理论的人难有大的突破。如果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那么就很难发现世界上的哪一部分需要解释。最后只能研究理论的理论。

不过这里也涉及个人品味的问题。把万物看作谜题意味着你愿意与不确定性共存。如果你在遇到任何非同寻常的事实时，第一本能是将它们归类，或根据自己偏爱的观点进行合理化，那么你就不容易看到背后的谜题。我们的大脑是强大的合理化工具，能够发现谜题部分意味着暂时抑制这台强大的模式制造机器（pattern-making machine），或者更准确地来说，让它稍稍偏移。值得注意的是，过度自信在这里也是一重障碍。那些自信满满的人，特别是那些自大的家伙，往往不乐意让机器稍微停下片刻放空自己。但是短暂的停顿经常让人看到新的谜题；不急于找到答案，正是走向成功的关键。

我们中的一些学者依赖于外界的“谜题制造机”。因此，对于很多社会科学家而言，认识谜题的过程来源于其政治或道德信念。20 世纪60 年代是一个人们有着强烈的（各式各样）政治和道德信念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涉足社会科学的学者，通常对不平等、战争、社会变迁等等议题充满灼热的关切。不管他们的信念有没有特定指向，这些人在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时已经认定这些现象异常吸引人。他们可能认为不平等是错的，抑或对那些认为不平等是错的人感到愤怒，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不平等极度重要，并且在很多方面令人感到困惑。

从道德或政治的视角寻找谜题的风险在于，人们总是围绕着同一个谜题打转。就如我的一位女性同事所批评的，这种研究仅仅是“添加女性角色并搅拌”的套路。类似研究很快会变得枯燥，沦为一成不变的常规科学。只有当道德或政治角度出发的谜题探索允许一名学者从其更广泛的关注中不断孕育出新的谜题时，这一取径才显得有意义。比方说，你可以从女性和男性的行为往往存在差异这一谜题出发进行探索，然后将目光延展到女性群体内部，考虑为何其中常常重复出现我们在两性间观察到的同样差异模式。然后，这些“子谜题”可能会与原初的主要谜题产生冲突，从而迫使研究者需要在“坚持原初谜题”与“让子谜题自行发展其逻辑”之间作出抉择。对于那些最杰出、动机源于政治或道德关切的研究者而言，正是两种逻辑间的张力驱动了他们的创造力。

对一些学者——主要是20 世纪60 年代后出生的这一代人的特征——社会世界之所以令人困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感到迷惑不解。如今，这一态度常见的表现形式是身份认同研究（identity research）。身份认同研究受研究者自身的特定身份认同或属性（比如性别、族裔、种族等）所驱动并专注于此。这种研究常常呈现出一种“世界上还有谁的悲伤能比得上我的悲伤？”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上文刚刚提及的政治—道德谜题的优势和劣势。优势在于对研究主题的执着和深入的兴趣，劣势则是易于产生偏见和堕入单调乏味的常规科学之中。

人们研究离婚、残障、学校教育或财富的原因，也可能源于与身份认同无关的亲身经历。如果你深入与任何一位教师交流，无论是长谈还是短论，你都会发现很多人受此类动机驱动。发人深省的是，这些“经历驱动”的教师通常是在对自身不愉快的经历做出反应。托尔斯泰的话说得很对：“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根据社会科学的实践来判断，积极的经历似乎并不那么吸引人的注意。尽管“幸福感”学派研究终究扎根在了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前沿，但还是很少有人研究积极经历。

个人动机研究的诸多劣势其实并不是学生们会面临的问题，而更多是中年学者们的挑战。如果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谜题，那么我们便失去了研究问题的新来源。这或许这解释了为什么数量令人讶异的社会科学家在年轻时对研究充满激情，但进入中年以后，随着他们的个人问题在充斥着婚姻、子女、学生、业余爱好、专业以及体制内声望等等事项的人生中变得不那么突出，他们在智识上似乎进入了“休眠”状态。

其次，谜题的来源既有个人层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这些多样化的来源都可能带来风险，因为它们可能使我们对某些特定的结果产生某种特定的期待，可能使我们的思考变得机械化，习惯性地走入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同时，只有当个体关切和社会关切能够持续下去时，这些来源的有效性才得以保留。然而，它们也能赋予我们能量和激情，驱动我们去理解这个充满谜团的世界。这份动力和热情，恰恰是很多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们的驱动力量。

最后，有些学者觉得社会世界本质上是非常有趣且令人疑惑的，正如我们中有的人小时候想要了解一切关于蛇或蝌蚪的事情一样。这真是一群幸运的人。坦率地说，也是罕见的人。每有一位因真正毫无功利心的好奇心而对社会科学充满热情的人，就有几十位学者的研究热情来自个人层面或社会层面的关切。那些对社会世界充满深深困惑、却没有先入为主的个人或社会议程的人，通常最难以接近。他们那充满热情、毫无利害攸关的好奇心，对于我们大多数因个人或社会关怀而介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似乎有些陌生。但他们往往是最具有创造力的一批人。

因此，对谜题的深层追问是所有优秀社会科学家的共同特质，无论是初窥门径的本科生、硕博研究生还是资深教授。不管这些谜题因何而来，最终都会转变为一种推动他们深入探索社会生活本质的内在动力。因此，当你遇到有这种探索精神的老师时，一定要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尽管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甚至是很大的错误，但是他们确有很多东西可以传授，并且他们也乐意不断学习新知。正是这些人能够帮助你挖掘和发展自己在社会学领域的想象力天赋。

不过请记住，并非所有活跃且才华横溢的社会科学家都具备这种创新性的探究心态。许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并不是真正热爱这一行，而只是纯粹为了生计，他们按部就班地做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相比于探索未知，他们更珍视这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你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中辨认出他们：有些人虽聪明，但是傲慢、无趣，另一些人虽然很有名气，但是传统、迂腐。当你在答疑时间遇到这类人，或者遇到那些表面温和、忙忙碌碌、似乎都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却又毫无思想的职业人士时，请礼貌地起身离开。因为这些人对你的成长毫无助益。

综上所述，他们缺乏的是想象力。在本书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社会科学是一场严谨与想象力之间的对话。既然严谨可以被实践、可以被掌握，那么想象力也可以被发展、可以被珍视。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培养想象力的有用方法。但这些只不过是引子而已。现在，寻觅并体验创造你自己的启发法乃至重新构想社会世界所带来的那份激动，这就是你的任务了。

感谢译者授权刊登

译者介绍

宋奇，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在China Quarterly等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杨端程，法学（政治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译有《战争之波：现代世界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形成与族群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