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到底有什么用？

有这么一个故事：据说当年伏尔泰的父亲看到他诗写得很好，起初很高兴，后来又担忧他“培养起这种根本不能赚钱的才能”。

这想必很能让中国人产生共鸣。四十年前，“文学青年”仍然是个高级的褒奖，然而到了经济繁荣的时代，这早已变成了一种揶揄：按照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文学不仅无用，甚至还有害，助长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倾向。

想必也是被人问得多了，作家莫言有一次坦率地说：“文学与科学相比，的确没什么用处，但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文学确实不能当饭吃，因为它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非物质需求——那是“精神食粮”。只不过，很多人都难免有一种错觉，认为没有这样的精神生活也能过得好好的，但话说回来，“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那不仅仅能让人拥有良好教养，还因为文学本身是精神生活的产物，证明了人不是动物、不是工具，而是有着复杂感受的万物之灵，毕竟动物是没有文学的。正因此，没有文学滋养的社会文化和心灵，注定是粗鄙、苍白和贫瘠的，无法体会到高层次的精神享受，那样的生活其实只是“生存”。

对现代人来说，如果还想在人生中拥有丰富的内心和体验，文学就是必不可少的。那倒并不一定是要你日常阅读文学经典，而是说具备基本的教养——例如，至少知道《红楼梦》，并对小说中主角的命运有所触动。

《文学发明 : 人类需要文学的25个“科学证明”》

[美] 安格斯·弗莱彻 著，郭澍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24-5

这就是安格斯·弗莱彻在《文学发明》中所说的，文学和那些物质生产的工具不同，“这些工具面向外部，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而文学则面向内心，帮助我们活出自己。”（第10页）

也就是说，文学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但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说到底，这是因为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从远古时代起，“讲故事”就是创造人际联结、激发内心感受的重要方式。文学的独特能量永远在于虚构，但我们天生就能通过这些虚构的故事去想象那些超越现实的存在，触及他人的感受，由此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心。

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吗？但这可不是夸大其词。

这本《文学发明》最新颖独特之处，就是从文学作品中发现某种心理效用，“这种效用或许有医学价值，或许能提高心灵的福祉，又或许对大脑别有一番好处”，并且都可以用神经科学的理论来加以证实。

文学当然能唤起人的种种情感，正如阅读浪漫小说也能为读者提供情感濡养，但本书并不只是宽泛地谈论文学的心理宽慰作用，而是具体地论述不同的文学体裁会激发不同的情感，从而引发大脑神经的反应乃至重塑。

全书二十五个章节，每一章都从不同体裁的文学经典出发，论述了文学带来的心理效应。例如，诗意的措辞可以促进释放舒缓大脑的多巴胺，帮助我们结合既有记忆和新的思维模式；莎士比亚的悲剧通过进展缓慢的情节和悲恸欲绝的角色，起到了“悲伤疗愈”的功能，帮助人们放下重负，解放心灵；曹雪芹的小说则能让读者大脑神经中的额内侧回对文化规范进行长时间的沉浸式吸收，从而让我们的大脑感到自在，真正接受自我；而旅行可以挑战我们对人的预期，因而旅行文学本身就可以给人带来新体验，激活大脑的前扣带回皮质，阻止我们仓促做出论断，从而助益我们的心理健康，让我们做出精确的最终决断。

“文学不仅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还是它的一张地图、一份布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从诗歌到戏剧、小说，不同的文学体裁可以在不同方面拓展我们的外在视野和内心世界，对爱情、愤怒、痛苦、悲伤等种种情绪的刻画，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体验，让读者的情绪得到濡养和慰藉，塑造一种“心智复杂性”。

这不仅仅是把文学的功用还原为某些颅内化学物质的分泌，也是科学地证明了一点：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文学的确是一份至关重要的营养。

要好好理解这一点，有必要补充一个关键概念：“神经可塑性”。这一心理学概念指的是：你如何看待自己、认识自己，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塑造自己的未来。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如果你每天都自信地看待自己，积极地回答“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类问题，大脑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引导你自我实现。自我定义和暗示之所以能产生这样惊人的影响，正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不断根据外部刺激和内部信念重新塑造自己。

这种认为个人可以不断调适、重塑的成长心态，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关键特征。早有研究乡村社会的社会学家发现，农民的移情能力很低，他们很难设想自己还能扮演别的什么角色，而文学正是提升移情能力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因为只要你沉浸在小说、戏剧之中，很自然地就会代入角色之中，跟随着他们的经历而心潮起伏。《阅读浪漫小说》一书证明，浪漫小说的最重要读者群体之一，就是那些情感上匮乏的家庭主妇，她们通过阅读可以极大地满足自我。

在文学研究的历史上，一直有人认定文学具有社会化工具的潜能——有时是看作政治启蒙的载体，有时视为道德灌输的渠道，还有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的工具，直到一百多年前的美国，英语文学研究仍经常被视为一种用来警告、规劝和指导的政治教育工具。

实际上，在文学研究专业化之前，“文学的视角应该是社会的，而非自我中心的”这种古老的观点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只不过，以往这种“文以载道”的工具性视角注重的是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古典教育的一个前提就是：“古人的作品是对人类精神最高的培育。”

不过，在很长时间里，文学作为良好教养的必需品，接受文学教育通常也就意味着分析研究经典作品的文本，这样一来，文学就势必从属于语法、语源学、修辞学、逻辑学、演说、主题写作，难免枯燥乏味。直到现代大众文学兴起后，这种观念才逐渐遭到挑战，更多人开始意识到，文学不是文本，它真正重要的地方，是深入刻画并呈现了人性本身。

后来出任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在他还是个大学教授时就曾主张，文学“有一种感动你的特质，只要你不是完全冷血就不会弄错。它还有一种教导你的力量，有效而潜移默化，没有哪种研究或系统方法可以与之匹敌。”他相信文学不是用来分析的，坚持“不存在关于文学的科学”，“文学的本质纯粹是精神”，“你必须感受它，而不是过于有条有理地分析它”。

文学确实能有效地激发、引导、塑造人的情感，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有时这正是传统社会提防它的原因——想想看，明清时代将《西厢记》斥为“淫词艳曲”，正是因为它所激发的“情”对僵化的礼法秩序而言是危险的颠覆力量。然而，对现代人来说，情感却是文学最重要的功用之一。艾伦·布鲁姆就曾不无嘲讽地说：“自从政治因素在学术界被肃清之后，爱情主题便成了保留在经典作品中最多的因素。”

从这一意义上说，把文学看作是人的基本精神需要，培养感受力和移情能力来达成自我成长，这是现代个人主义的信念使然。玛莎·努斯鲍姆在《爱的知识》中雄辩地证明，人的感知同时涉及情感和理智，在建立这样一种伦理理解时，文学是比哲学更好的表达形式，那才是人之所以为人。

当时代发生变化，我们对文学当然也需要重新认识。文化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193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曾将文学当作社会学和心理学来讨论，却激怒了不少学生。现在至少可以证明，文学确实能对人的心理产生复杂深沉的影响，它并非无用，恰是有着大用：让我们成为更完善、更丰富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