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俄罗斯：原子化社会迈向法西斯主义的“榜样”

瓦格纳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任的政变企图揭示了俄国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同时也暴露了普通民众在政治上的消极被动。在今天的俄国，法西斯主义的暴力崇拜已经在一个民众高度原子化、非政治化的社会中扎根。

作者：巴尔萨扎·德·罗比亚诺 乔恩·泰尔

译者：彼得潘

本文写于2023年6月27日

自特朗普和随后的博尔索纳罗拒绝接受选举失败，甚至支持暴徒占领象征权力机关的场所以来，越来越多评论将这些极右翼领导人以及类似的极右翼领导人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

坦白说，这一立场很难达成共识。就比如安东·耶格尔（Anton Jäger）认为，近几十年来决定性的社会学变革--社会原子化加剧和结社生活减少--虽然从根本上说不利于民主，有利于资本，但并没有为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提供条件。

回望上世纪的历史案例，我们可以观察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图景：资本集团与部分民众形成跨阶级联盟，将一支接近掌权的有组织左翼力量击溃。而在原子化的"超政治"现实中，耶格尔教授只能发现新自由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迹象。他认为，当今政治已被极大地剥夺了追究财产所有权与社会控制权的可能性。但是，在分析当前政治演变时，我们需要突破二十世纪历史创伤的思维定式，重构观察当代政治发展的历史坐标体系。

在耶格尔看来，今天的政治斗争更像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政治斗争。不同群体高度对立，但彼此都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量，难以将个体关于正义的认知转化为以政治目标为依托的共同诉求——即使社会秩序仍有陷入动荡的可能。就像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情形，面对社会动荡加剧，那些分散无力的群体最终会向家长制的恺撒式（波拿巴式）威权统治让渡自主权以换取安宁。

然而，从历史类比中对现代性的洞察必然是片面的，这同样也是事实。耶格尔正确地描述了为什么引用法西斯主义与左翼力量对抗的历史无法解释当前双方所处的混乱状态。例如，今天的意大利政府由一个有着明显法西斯血统的政党主导，但却植根于欧洲的秩序自由主义，这与表面上是自由主义的法国马克龙政府略有不同。然而，耶格尔在提及十九世纪历史时，没有看到法西斯主义从现代原子化社会中萌芽并迅速适应社会的潜力。

因此，历史类比需要辅之以比较性案例。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具有更先进的现代化条件的国家（讽刺的是，俄国便属此列），更深入地了解当今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及其可能的未来。

在俄国发生的失败政变被称为“向莫斯科进军”--展示准军事力量，迫使首都发生变革，这与历史上如出一辙。然而，在这些事件中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瓦格纳，都缺乏任何形式的民众动员。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民众在1991年和1993年政变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相比，周末的事件体现了俄国社会的非政治化。此外，瓦格纳作为一个准合法雇佣军组织的迅速崛起--它本身就是俄罗斯国家的产物，与意大利的黑衫军或德国的突冲锋队不同—这表明政府对非国家力量所实施暴力的支持，甚至达到了让准军事组织威胁到国家官僚机构本身的地步。

俄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原子化和非政治化的社会，与二战时的法西斯政权并不相似。然而，俄国的政治秩序却再现了历史上法西斯政权的主要意识形态要素，包括鼓吹阳刚文化、信仰暴力至上以及试图通过战争振兴民族国家。

俄罗斯的“先进性”

俄国社会结社生活的衰落与大西洋彼岸自由公司制国家的情况并不类似，相反，它是前勃列日涅夫秩序演变的结果，在这一秩序中，有组织的社会生活被严重官僚化，而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则被视为反社会而被定罪。在俄罗斯的自由主义-犯罪主义（1991-2002年）、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2002-2012年）和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2012年）政权的统治下，这些机构被收编或摧毁，其中一些机构以较弱的形式继续存在，而新形式的结社生活却没有出现。

要想了解官僚化的苏联时代组织在当代的再现，我们只需看看工会。波兰的“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在某些时候确实代表了一种不受国家主义纪律和党派统治的真正的群众运动，但俄国的独立工会联合会却与之不同--虽然自向资本主义过渡以来官方一直允许这种组织存在，但它从未达掌握超过5%的劳工。

与此同时，全俄罗斯工会中央理事会（FNPR）是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ACCTU）的正式继承者，目前拥有3 100万名会员，比1990年的5 500万名会员有所减少，其重要性也大不如前。劳工罢工在苏联的最后几年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在1993年的危机之后，叶利钦以军事手段镇压了俄罗斯国会对其经济改革的反对意见，理事会的领导层也被取代。

在随后的几年里，工会理事会的官僚机构非但没有反对政府通过休克疗法摧毁工人权利和建立寡头政权，反而通过使政府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抵御任何重大争议来维护其巨大的特权（继承苏联时代给ACCTU提供的庞大福利）。例如，1998年8月政府拖欠和停止支付工资时，全国各地聚集了2500万名抗议者。随后，工会理事会发表声明，反对“扰乱政府活动”。

同样的是，党员人数也在急剧下降：1989年，苏联共产党拥有2000万党员（约占成年人口的10%）。苏联解体以后出现了大量政党，但没有一个政党能取代前共产党的社会结构及其准国家结构。如今执政的“大帐篷”党“统一俄罗斯党”声称有200万名党员，不到成年人口的2%。尽管许多政党都声称自己拥有数以万计的党员，但这只是遵守法律限制的产物，在2021年之前，各政党必须提供5万个（2011年降至4万个）签名才能登记选举名单。自2021年起，在俄国议会中拥有民选议员的党派可免除这一义务，但其他党派必须提供20万个签名才能登记。

总体而言，俄国的政治转型本质上是一场以民意反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体制为基础的运动，但取代了旧秩序的现存体制同样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俄罗斯领导人的高支持率以及对入侵乌克兰的更高支持率与其说是对政府的支持，不如说是对俄国人民政治冷漠和社会原子化的深刻反映。当然，某些群体中依然存在政治活跃分子——最具代表性的当属Yabloko成员、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的自由派支持者与极端民族主义阵营在Telegram平台上的信息渠道。但他们对大众的影响可谓是微不足道。

最新的统计数据揭示了这种社会原子化现象：近四分之一人口经常感到孤独。关于去政治化的特征，统计显示近80%成年人声称身边都是志同道合的人群——这些人在国家与世界重大事件议题上同自己观点一致。这组数据并非如表面所见在暗示社会分裂为互不往来的派系，反而更深层地折射出民众对政治议题和国际事件普遍存在的疏离状态。

社会原子化与去政治化的相互作用会强化人们的从众心理。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复兴为例就很典型。虽然真正参加教堂活动的信徒比例依然不高（成年信徒中仅有6%参与活动），但自我认同为东正教徒的俄罗斯成年人比例较1991年翻了一番还多（从31%上升到71%）。但是，即便是这种看似脱离主流的现象，也可能滋生出带有强烈道德倾向的政治手段。例如强化"个人责任至上"的反集体主义观念，或默许社会对少数群体实施政治经济层面的打压。

不过，原子化的群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成袋马铃薯”）可以聚集在一起，表达对政府选举操纵的反对（例如，2011年底抗议莫斯科市长选举舞弊的示威）、对计划削减养老金的反对，甚至在更局部的地方，反对加剧贫困的土地和住房政策。但即使不与俄国的人口规模进行比较，这些抗议活动的规模也是微不足道的（2011年广场上的抗议者人数在八万到十五万之间）。

相反，就像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或2013年乌克兰的“广场革命”抗议者一样，这类抗议活动所能指望的唯一——通常也不是那么重要的——政治力量，取决于它们在普通民众中获得的同情，而这些民众缺乏任何其他表达意愿的机制，只能寄希望于自发的反抗，并希望政府迅速在政治上垮台（就像1848年的法国和2014年的乌克兰那样，而不像1848年的维也纳和2021年的白俄罗斯）。

俄国和许多富裕的西方国家一样，左翼和右翼都缺乏动员群众的力量。在美国、巴西、意大利或匈牙利，都没有出现像贝尼托·墨索里尼法西斯党那样的规模。但在西方国家和俄国，如今的政治斗争与一百年前的斗争毫无相似之处，并不意味着法西斯政权就不可能出现。社会原子化使我们的政治类似于大规模组织出现之前的时期，但与19世纪中期不同的是，如今的自由主义在压制了其社会民主的自我调节手段后，占据了绝对优势，因而再次处于自我毁灭的边缘。

俄国——一个原子化政体的典型——表明了现代法西斯主义出现的可能性。当然，从本质上讲，俄国政府既不像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政府那样，其政治结构也与之不同。

然而在政治方面，俄国政府却开始重现其核心特征：当前的体制是从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体制中演变而来，并未出现明显的政治断裂。自2012年以来，俄国政府开始反对自由主义，指责其破坏了“自然的社会秩序”。在意识形态方面，它还试图在道德和地缘政治领域复兴这种“自然秩序”。

当前政权不仅延续甚至强化了苏联时期最保守的道德管控。比如对同性恋的迫害——虽然过去被污名化为"反社会"群体，但如今已直接升级为"道德与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更令人震惊的是，男性家暴合法化标志着暴力行为被正式接纳，国家暴力与个人暴力，这些都披上了"自然法则与社会等级"的外衣。

当权者在塑造俄国形象时，创造了一个充满末世论色彩的图景。这个被定义为"独特文明国家"的政权，自诩肩负着历史赋予的"维护全球力量平衡"的特殊使命（其理念源自普京经常援引的极端民族主义哲学家杜金和伊林）。为了守护所谓的"精神道德价值观"，当局要求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对抗"外来意识形态的心理侵蚀"。

在俄罗斯领导人构建的话语体系中，"西方阵营"俨然演变成了生存层面的宿敌。基于施密特式的政治哲学，这场被描绘为关乎文明存亡的对抗中，敌人始终威胁着国家主权安全，且无法通过理性沟通解决——因为这个被妖魔化的"反俄势力"，正不遗余力削弱俄国及其"优秀文明"。这种叙事巧妙将内外矛盾转化为文明冲突，为压制异见提供了合法性外衣。

敌人的形象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政权，而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存在——俄国新出台的法律持续将更多国家划入"不友好国家"名单。这个想象中的敌人既是国家实体，也是操纵他国政府的幕后黑手，还是维系美国经济霸权的华尔街银行家，更是盘踞在苏联故土的"乌克兰纳粹分子"。俄国界定敌人的标准无关政治立场，而是看对方是否威胁到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因此，进攻乌克兰被包装成了"保卫[俄国]在乌克兰地区的重大利益"。

从给乌克兰“去纳粹化"的宣战旗号，到刻意挑选"祖国保卫者日"次日开战的心机安排，这场战争被不断与伟大的卫国战争捆绑在一起以塑造意识形态合法性。

在俄罗斯领导人的叙事里，俄国如今再次扛起"道德守卫者"的重任，要对抗西方世界的围剿。但吊诡的是，这位总统将乌克兰危机的祸根归咎于苏联共产党——当年苏联当局给予乌克兰正式加盟共和国地位的做法，被俄罗斯领导人视为对"大俄罗斯"天然秩序的破坏。西方舆论津津乐道的"苏联情结"实则是个误解，那个人怀念的是完整的地缘版图，而非红色帝国的意识形态。

当下俄军已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去年俄国出台法律，任何"抹黑"军队的行为都将面临最高十五年流放劳改的惩罚）。作为法西斯国家暴力机器的主要构成，军队与警察系统（尽管纳粹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最初都是依靠街头暴力组织夺权，但前者很快清洗了冲锋队等组织，后者则将黑衫军整合进官僚体系）如今被刻意美化，并与理想化的"辉煌过去"形成意识形态纽带。这种神圣暴力工具的执行力，被塑造为国家重振雄风的象征——"我们能再次做到"成为流行口号，映射着人们对攻入柏林与战争胜利后黄金时代的想象。

这类话语虽不可全盘接收，却折射出社会原子化与道德极端化的土壤确实可能催生以暴力为核心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当然，原子化不必然导向暴力极端思维。但结社生活崩溃导致个体难以重获归属感，在此背景下重构社会秩序的说辞恰恰能为人们提供虚幻的意义寄托。

所谓救赎性暴力的吸引力并不需要真实的群体认同，将暴力阐释为民族复兴的表征，本质上也是强化个体阳刚气概与道德纯粹性的表演。这种意识形态建构使原子化的根本症结持续恶化，却营造出虚假的归属假象（正如集体皈依东正教的舆论造势所呈现的那样）。

原子化的法西斯主义在俄罗斯及其他地区的蔓延

经典法西斯主义与它所产生的政治体制的结构特征有关：群众动员、强大的政党组织、对工业的控制、独裁/专制权力，这种力量压制了有组织劳工威胁资本统治的能力。

需要有一个以群众为基础的政党，拥有激进的意识形态，以暴力手段追求内部纯洁和外部扩张，这样的政府才能被视为法西斯。有人说，因为俄国缺乏这些结构性要素，所以很难被视作法西斯。

然而，法西斯主义不仅具有结构性特征，还具有意识形态特征：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暴力和民族复兴思想的意识形态中心地位。凯撒主义（波拿巴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只包含集权的信念。然而，法西斯主义产生于自由主义，也反对自由主义，是对自由主义自我毁灭弱点的暴力反击：自由主义容忍某些形式的社会竞争，这使得社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其他“不值得反对的反对派”（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自决主义者）能够积累影响力，威胁所谓的“自然”社会秩序。

法西斯政权的特点是积极拥抱暴力，不仅将其作为一种工具，还将其作为阳刚之气的一种表达，通过美化暴力本身来体现民族复兴。将暴力合法化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这就要求将暴力作为我们解读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威胁的都是敌人，敌人潜在的代理人必须受到制裁，厌恶或反对暴力被认为是一种缺陷，会导致混乱、动荡和进一步的暴力。

需要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等其他意识形态秩序拒绝暴力：它们可以接受暴力----甚至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殖民主义、奴隶制、帝国主义、父权制等），将其作为达到目的（原始积累和利润积累）的手段。此外，由于自然化的非平等主义做法，他们甚至可以忽视某些形式暴力的现实。然而，与法西斯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把暴力作为这种秩序的受欢迎的表现形式。

耶格尔认为，法西斯政府建立在动员的基础上，从而确保民众与执政者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而在当今原子化的背景下，缺乏群众运动，政治动员的渠道也很少。因此，法西斯主义的关键特征是缺失的。

然而，这些现象是苏联解体以后俄国社会演变出的新特点，原子化的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首次出现了。这里说的法西斯主义，特指那种“通过暴力行径展现阳刚之气来对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秩序，被证明可以在原子化和非政治化的条件下产生，也可以适应这种条件。更要紧的是，谁也不能保证，这种情况只会在俄国出现。

作者&译者

作者：巴尔萨扎·德·罗比亚诺 乔恩·泰尔

译者：彼得潘，赛博游民。“吃吃喝喝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胃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