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不会亡于衰落，只会亡于愚蠢

东晋时期，军队叛乱，晋成帝命大臣温峤率联军讨伐。温峤认为自己以多敌少，可快速击溃叛军，因而只带了不多的粮草。

随后，战争连连失利，士兵食不果腹、怨声载道。

将军陶侃对温峤说：

“你找我来时，说一切尽在掌握。如今军中粮草消耗殆尽，士兵屡战屡败、士气低沉，形势已然不同，不如撤军后从长计议。”

温峤为难地说：

“现在虽无胜算，但也绝不可撤军啊。我们已举起了正义的旗号，许下了必胜的承诺，现在撤军，民众会耻笑我们，叛军会更加嚣张。我们就好比骑在老虎身上，已经是上下为难了，不如以性命相搏，拼死一战吧。”

其后，以多敌少的联军，死伤无数，士兵所剩寥寥无几，换来了惨胜。

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便是成语“”骑虎难下”的来源。它不无讽刺地表明，那些手握重权的聪明人，为了实现臆想中的目标，有时竟是如此无耻和愚蠢。他们常常先入为主、不思变通。即便走向穷途末路，也仍然一意孤行，不惜以多数人的生命做赌注。

虽然“骑虎难下”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已经略显陈旧，但它揭示的问题却并没有过时，在现代社会，甚至更加凸显出来。

最近，互联网上有关“俄乌战争”的讨论十分激烈，但也不乏一些清醒的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挑起战争方的领导人，就是那个骑虎难下的聪明人。而现代版的“晋成帝和温峤”们，既无正义的旗号，又行穷兵黩武之策，其结局只会更惨。

世界上存在两种看似相反的愚蠢：

·一种是“无知之愚”。就像庄子笔下的井底之蛙，以方寸天空自夸，殊不知井外世界之无限。

·另一种是“聪明的愚蠢”。他们对自己的智力、判断坚信不疑，无视一切相反观点和事实，一意孤行之下，反而弄巧成拙，酿成灾祸。

一般来说，“无知之愚”的危害范围比较有限。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那些制定游戏规则、掌控公共资源、有社会影响力的聪明人，他们的愚蠢，将会通过各种机制，自上而下地传递到整个社会，将每一个普通人卷入其中。

诚然，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聪明人贡献的智慧，但这种“聪明的愚蠢”，非但不能保证社会向前发展，还经常会导致社会大混乱、文明大倒退。这种例子太多，就不展开了。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政治精英的愚蠢”总是屡屡发生，而“无知之愚”的大众又总是对这种愚蠢默契配合？

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将这种“政治精英的愚蠢”称之为“愚政”——她甚至专门以此为课题，展开了纵向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

在这本著作以及《骄傲之塔》《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等作品中，塔奇曼对人类历史上无处不在的“愚政”现象，展开了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刻分析，发出了真诚的警告：

她认为，愚政是一种永久普遍的现象——它与时代、地域、民族并无关联，无论在君主制、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体下，愚政都不可能得到彻底根治，只是程度有所差异。塔奇曼总结道：

在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愚政”常常以四种方式交相出现：

1. 暴政或压迫，历史上有无数臭名昭著的例子；

2. 过度的野心，比如德国两次试图统治欧洲，日本谋求“大东亚共荣圈”；

3. 无能或颓废，比如晚期的罗马帝国、中国末代王朝清朝；

4. 愚蠢或堕落，比如明朝的木匠皇帝、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五。

这四种“愚政”交替出现时，对大众的愚弄欺骗、煽动洗脑也总是伴随其中。因为，政客们的愚蠢决定，总是需要有人落地执行。

在洗脑宣传的动员下，最狂热、最积极的响应者，往往就是那些无知者们。他们在种种事情上，习惯于无思想的服从、无判断的跟随，即便被遣往毫无正义可言的战争中充当“炮灰”，也仍旧觉得光荣。

无知者之所以大量存在，往往是被少数聪明人“愚民政策”驯化的结果。因此，无知者与聪明人的愚蠢，往往有一种“伴生关系”。

另一方面，无知者本身就欠缺使用理智、独立思考、寻找真相的意愿，他们习惯了与集体保持一致，这使得愚蠢，可以快速地在整个社会扩散，造成社会普遍的愚蠢，而这对文明而言有时就是致命的。

塔奇曼在《愚政进行曲》中不断警告那些“聪明人”——文明不会亡于衰落，只会亡于愚蠢。

她发现，政治精英们之所以会变蠢，有两个根本原因：

· 权力的悖论：政治精英们身处的位置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智力便会下滑得越快，这种现象被心理学家凯尔特纳称之为“权力悖论”：

——人一旦拥有权力，就会失去了他最初获得该权力时所需的能力，让他既缺乏共情能力，也无法换位思考，甚至变得更加冲动。

· 人性的缺陷：职业政客们大多自诩为社会精英，他们自视甚高，因而人性的三种固有陷阱，也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1. 过度相信自己的判断，并无视那些与此相反的事实；

2. 擅长自我催眠，高估自己，又低估了客观的形势；

3. 最为根本的是，他们缺少对自由的信仰、对真理的敬畏、对生命的悲悯，这让他们很容易狂妄自大、冷血无情，枉置万千生命于不顾。

这正是塔奇曼的价值所在——她的历史写作已经超越了政治实用主义，来到洞察人心、悲悯人性这一历史写作的最高层次。

很多人都知道她开“非虚构写作”之先河，却不知道她的作品像司马迁一样，深刻洞察了恒常、普遍的人性，尤其是关乎人类终极意义的重大命题。

她不看重政客的得失，甚至不看重经济、科技数字，她关心的是人心，尤其是“大众的情绪温度”、维系文明的人性价值。

作为一个现代人，她的历史，不仅对人性保持着警惕和悲悯，还对世界保持着谦卑和审慎——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能够保持和平、有序，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而是因为“现代文明”所维系的观念和伦理。

因此，她总是提醒那些自诩的“聪明人”，一定要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悲悯，同时也要对人性的败坏有着最深刻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