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学生走近文创顶流“迅哥儿”｜重新遇见语文课④

2024年我们推送了一篇文章《我的学生如何被鲁迅“圈粉”》，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初中语文老师彪老师。她在课堂上做出新的实践，让更多学生爱上鲁迅。

有很长一段时间，“一怕周树人，二怕写作文”是不少孩子对语文课的印象。近几年，和许多名家一样，鲁迅成为文创IP，衍生出庞杂的周边商品。书签、手账、盲盒、帆布包、冰箱贴......鲁迅故里绍兴更是推出“迅哥儿”人偶，站在大街小巷和乌篷船上吸引游客。据说只要“迅哥儿”营业，就不会有冷场的时候。

绍兴街头的鲁迅人偶。

今天，当鲁迅成为文创IP“顶流”，越来越多的孩子早在阅读鲁迅前，通过互联网、文创商品已经对鲁迅的金句耳熟能详。他们对这位“最熟悉的陌生人”产生了兴趣和好感，主动想读一读。但是，从哪里开始读起呢？

这个问题，彪老师不止一次被问到。严肃的学术书门槛太高，她怕吓退这些刚对鲁迅产生兴趣的孩子。于是她想自己写一些适合孩子读的关于鲁迅的文章，作为语文课之外的延伸阅读，成为他们探寻更广阔的鲁迅世界的起点。从“熊孩子鲁迅”讲到“矿工鲁迅”，又讲到“医学生鲁迅”“教书匠鲁迅”“文学家鲁迅”……慢慢地，她的学生说起鲁迅，就像说起自己的远房亲戚。这些文章也将在“重新遇见语文课”这个系列中陆续刊发。

本文是关于鲁迅的第一篇。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彪老师想从鲁迅离世前后的故事讲起，带孩子们直面“鲁迅是谁”？

一场大病

鲁迅的病持续了近十年。

自从1928年的一场大病以后，鲁迅一直为肺结核与肋膜炎所困。直到1936年春天，鲁迅的体重降到了38公斤，这大概是一个十三岁孩子的体重。这年夏天，鲁迅的日本朋友增田涉从日本赶来探望他的病情，两人在鲁迅家中用餐。可是，鲁迅只勉强吃了一点点，就站起来说：“我累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之后便站起来，由爱人许广平搀扶着，慢慢地走上楼去。

可以想象，留在餐桌上的好友增田涉内心是怎样的悲痛：

我看着他的后影，一面喝着玫瑰酒，感伤地目送着他。同时心里想：“先生已经没有希望了。”但他的诚实、温和的心情，还是同过去一样。两三天之后，我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国，去向他辞行，他已经准备好许多土产礼物；本来由广平夫人给包装了的，他说夫人的包法不好，自己抢过去给重新包了。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感谢、温暖的心情，默默地从侧面看着他那并不特别灵巧的双手的动作。

让亲友们忧心的是，在病情日益加重、气喘咳血的情况下，鲁迅仍然完成了大量工作。1月，他与朋友协办《海燕》半月刊；2月，他继续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第二部；4月，编革命烈士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下卷；6月，出版杂文《花边文学》；7月，编辑出版《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8月，为《中流》创刊号撰写文章……鲁迅在逝世前一个月写的散文《死》中，解释了自己当时的心理：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描写过鲁迅日常的工作状态：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么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高大。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海婴从三楼下来了，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轻一点走，轻一点走。”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

此时鲁迅还没有生病，萧红用电影特写般的语言留住了鲁迅日常工作的剪影。讲这篇文章时，我问学生：“这段写鲁迅工作，似乎对鲁迅的描写只有一个动作，就是‘坐着’，会不会显得语言太匮乏了？”

学生愣了愣，我提醒他们：“去看看作者除了写伏案写作的鲁迅，还写了什么？”于是他们注意到了窗外的声音和光影变化、街上的车水马龙。鲁迅从黑夜工作到天明，主人公身上没有戏份，但是整个场景都在配合。

于是一个同学说，如果拍成电影，应该是一直在拍鲁迅的背影，他对着窗户伏案写作，窗外由暗到明，延时摄影。还应该给一个台灯的特写，然后再缓缓地聚焦到旁边的鲁迅的笔上，再把镜头转向窗户，拍一下窗上的雾和流下来的水滴。最后穿过窗户向外拍，呈现窗外的人来人往，可能是车鸣声，也可能是卖报声。

我很兴奋，觉得这个镜头设计很好地把深夜的鲁迅和民众联结起来。便引用鲁迅的名篇《这也是生活》中的那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又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如果拍纪录片，可以配上画外音，介绍时代背景。我说没错，最好精确到那一天中国发生了什么。这样，鲁迅普通的一天，就和时代搅动在了一起。

一份遗嘱

鲁迅有一份著名的遗嘱，实际上是散文《死》中的一部分：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北京鲁迅博物馆中有这篇文章的手稿，讲解员总会为大家朗读这七条遗嘱，每次读到“老朋友不在此例”和“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时，人们总会发出轻轻的笑声。这就是鲁迅，在写遗嘱这样的事情上，也总有一种可爱或犀利的幽默。

《死》，鲁迅手稿。（作者拍摄于鲁迅博物馆）

在这七条遗嘱之后，还有一段话可算作是遗嘱的第八条：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是战士的斗争精神，也是鲁迅的性格本色。不知道这种冷峻是否和鲁迅学过医有关呢？创造社成员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中写道：“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学到了怎样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当代小说家毕飞宇在《什么是故乡？——读鲁迅先生的〈故乡〉》一文中也谈到了这种“冷静”：“在鲁迅看来，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人人都信奉‘沉默是金’。一个人得了癌症了，谁都知道，但是，谁都不说，尤其不愿意第一个说。这就是鲁迅所痛恨的‘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导致了一种环境，或者说文化，那就是‘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鲁迅用非常正常的音量说一句‘你得了癌症了’，它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冷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遗嘱中有好几项都在渴求“速朽”，不管是对于他的文章，还是他本人。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鲁迅及其作品在持续地被一代代年轻人召唤。

在鲁迅博物馆里，我们能看到鲁迅的体温记录表、X光胸片、病史摘录，甚至能看到他用过的老花镜和挖耳勺。鲁迅逝世当天，日本友人奥田杏花从鲁迅遗容上翻制的石膏面膜也陈列于博物馆中。

鲁迅的体温记录。（作者拍摄于鲁迅博物馆）

鲁迅的X光胸片。（作者拍摄于鲁迅博物馆）

看着这些展品，有一瞬间我突然觉得，人们追念鲁迅，简直到了“私生粉”（极端痴迷某个明星，热衷收集其私人物品，偷窥其私生活）的程度，试图通过鲁迅用过的物品、写下的字迹、读过的书籍，来拼凑出大先生实在短暂的一生。

一次座谈

随着外国新兴版画印刷技术传到国内，中国传统的木刻艺术便被渐渐湮没了。鲁迅曾针对此情况说：“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19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的倡导下，木刻艺术再次露出了新芽。

为了培养青年从事版画创作，鲁迅举办木刻讲习会，他还自费编印了好几本版画集，举办过好几场木刻展览。由于木刻版画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正是由于鲁迅的倡导，中国新兴版画得以萌发与蓬勃。抗日战争中，由鲁迅培养的第一批版画家创作了大量作品。在抗战艺术前线上，新兴版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更是被誉为“中国新兴版画之父”。

1936年10月8日，鲁迅抱病参观“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并与青年木刻家们座谈。11天后，鲁迅逝世。当日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们座谈，沙飞为他们摄影。这组照片中，鲁迅还抽着烟，平和地笑着，围在他身边的青年们眼睛亮亮的，他们也许都没意识到，这一刻有多么珍贵。

摄影师沙飞后来在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中回忆了这组照片的拍摄过程：

十月八日，十二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未全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在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轻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不久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的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与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沙飞拍摄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们座谈。

鲁迅先生与新青年的心一直紧密连接在一起。1934年，萧红与爱人萧军从沦陷的东北辗转来到上海，举目无亲，囊空如洗，几陷绝境。鲁迅热情地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安顿生活，指导二人文学创作，双方通信频繁。1935年2月，鲁迅在致萧红萧军的信中对二人的创作予以鼓励，并帮忙推荐发表：

来信早收到；小说稿已看过了，都做得好的——不是客气话——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今天已将悄吟太太和那一篇寄给《太白》。余两篇让我想一想，择一个相宜的地方，文学社暂不能寄了，因为先前的两篇，我就寄给他们的，现在还没有回信。

1935年2月鲁迅致萧红萧军的信。

鲁迅还把他们介绍给上海的左翼文化界，还以深情激励的文字，为他们的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作序，使得这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很快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

鲁迅为萧红的《生死场》作序，向读者热情推荐道：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地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搅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像萧红萧军这样得到过鲁迅帮助的青年人实在太多太多，鲁迅总能用他那双洞察世事的慧眼，发现他们的才华与潜力，并给予无私的帮助与鼓励。他的家，常常成为这些青年人的根据地，他们在这里交流文学，探讨艺术，在时代的骤风中握紧彼此。

许多纪念

虽然鲁迅嘱咐大家“不要纪念”“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但他的死的确让当时整个中国文坛陷入哀恸。上海《时事新报》《文学》《中流》《译文》《作家》《文学月刊》等多家报刊刊登鲁迅逝世的相关讯息；大量报刊为悼念鲁迅出版专刊、专号；纪念文章更是一篇接一篇发表，这实在是因为鲁迅先生进入了太多人的人生，施以太重大的影响了。

鲁迅逝世后当时报刊的纪念报道版面。

许广平作为鲁迅亲密的爱人，在《最后的一天》中记录了鲁迅最后的时刻：

我怕看护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困一下，到两点钟注射时叫醒她。这时由我看护他，给他揩汗。不过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后来连揩手汗时，他紧握我的手，我也没有勇气紧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作不知道。轻轻地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后来回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地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读到这里，你肯定也会替许广平着急：他那个瞬间是多么需要回应啊，你怎么能把手抽出来呢？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当下的那个瞬间，她希望爱的人减少刺激，相信他能够和以前一样，挺过眼前这一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许广平落款：“十一月五日，记于先生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是啊，对于最亲密的人来说，与他诀别的每一天，都是痛苦的。因为痛苦，也就漫长，日子也就清晰可数。

萧红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写了那篇著名的《回忆鲁迅先生》，其中记录了鲁迅许多可爱的瞬间：他会一边拿着烟斗，一边开着玩笑，逗得周围人哈哈大笑；他也会安静下来，认真地听孩子说话，眼神中透露出别的大人少有的尊重和理解；有时候，他又像个嘴馋的孩子，举着筷子向许广平征求意见，不能“再吃一个吗”……

文章的最后，萧红这样写道：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还有一样不同的，觉得做事要多做……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又过了三个月。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十七日，一夜未眠。十八日，终日喘着。十九日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是的，也许鲁迅的离世对于那些深爱着他的亲友们来说，就像增田涉那顿被迫中断的午饭。鲁迅先生上楼休息了，但你知道，他刚刚与你交谈过。

鲁迅《死》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张定璜《鲁迅先生》

许广平《最后的一天》

［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鲁迅在病中的状貌和心情》

作者/彪老师

编辑/荷花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