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离婚，身体垮掉，野心枯萎，然后写下了《走出非洲》

伴随着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一位女士正在走向一片茅屋。

茅屋周围，一大群鸡刚刚放出来，四处跑动。母鸡缩着脖子，公鸡呢，总是昂着脑袋，血红的鸡冠子一抖一抖。有一只白公鸡，傲视群鸡，最是威风。它刚刚趾高气扬地走了几步，忽然耸起了鸡冠：面前，从草丛里，爬出了一条变色龙。就在这条小路上，公鸡和变色龙四目相对。

公鸡一步步向前走去，叫了几声，变色龙一动不动，因为它吓呆了，可是又凭着莫名的勇敢，不逃也不躲，而是张开嘴，忽然向公鸡射出一根细小的舌头，仿佛是要模仿毒蛇，吓退公鸡。公鸡没有料到，愣了一秒钟，然后，就用它那凿子一样的尖嘴猛地啄了下去，一击即中，把变色龙的舌头扯了下来。

事情闹大了，现在应该人类出来劝架了。女士的身体和变色龙一样又细又瘦，她快步走上前，把大公鸡轰走，然后捡起一块石头，砸下去，砸死了变色龙。

“我是帮它了断。”她说，“这种动物，没了舌头就无法捕捉猎物了，很快就会死。”

现在安静了。女士离开了小路，在房子旁边的大石头上枯坐了很久。管家送来了茶水，而她的两眼一直盯着地上的石块儿。一个人如果处在人生中最危急的时刻，需要做出生死抉择的时刻，就一定会相信预兆。这位女子就是如此。此时，她孤身一人，被疾病折磨。金钱，健康，爱，一切都不能挽回地离她而去，她所经营的农庄也濒临破产。现在，她在等待一个上天的预兆，能告诉她自己错在哪里，这一系列的丧失到底有什么意义。

过了几天，她渐渐醒悟到了什么。一个答案，一个最切合她需要的精神上的答案，浮现了出来。她说：我的神灵，就是要看到我当机立断，让这条变色龙免受缓慢死亡的痛苦折磨。我拯救了它的尊严。我的神灵，他就伫立我的尊严之上，我呼唤他已久，虽无法追寻到他，却听到了他的回应。他在笑，笑声回荡在山野之中，在土著人吹响的号声中，在公鸡和变色龙之间。

于是她要做出决断了。她，凯伦·布里克森，一个在肯尼亚生活了16年的丹麦女人，就要做出决断。她决定，放弃经营了16年的咖啡农场。16年前，她随自己丈夫来到肯尼亚时，憧憬着财富和浪漫，在她眼里，白雪皑皑的乞力马扎罗山是一个金库，她自己被尊称为“男爵夫人”。之后就是16年的衰败，咖啡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持续下跌。她离婚，身体垮掉，野心枯萎了。在希望破灭的尾声，她却听到了来自上天的笑声。

凯伦用过好几个笔名，其中最常见的一个，也是她在1936年完成《走出非洲》时用的那个，叫伊萨克·迪内森。这是个来自圣经的男人的名字，意思就是“他笑”。

一

凯伦·布里克森是一个无论到哪里都会被注意到的人。她也始终在求关注，希望有人关注她那张苍白、没有肉、但并不垮塌的脸，关注到她明显营养不良的身材，关注到她树根一样的双手。在来到非洲五年后，她患上了厌食症，为了更瘦一些，服用过她能找到的最强力的泻药。她的头发开始成片地脱落，她找了一顶像头巾一样的帽子，戴上之后紧紧地裹住额头，竟然把整个光秃秃的脸绷成了一张精致的面具。但她的眼睛目光炯炯，谜一般充满活力。她的微笑不自然，但依然很灿烂。

凯伦1913年去往非洲，是因为她的先生在那里。但是，她却要把故事的起因从父亲那里说起：

“父亲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他在27岁去了美国，在中部的大平原上，和一群土著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他为自己建了一座木屋，用丹麦的一个地方给木屋命名，他又年轻，又快乐。他猎取动物的皮毛，成为一名皮毛商人。他主要把皮卖给奇佩瓦人，然后用赚来的钱给他们买礼物。 所以你看，我作为他的女儿，很自然地也要离开丹麦。我去非洲，和那里的土著人生活在一起。”

而父亲的影响还不止于此。父亲是个写作者，从北美回国后写出了几本书。父亲还是一个自杀的人。1895年，凯伦不到10岁时，父亲用一根鞋带上吊了。童年在此刻戛然而止。父亲为什么自杀？凯伦告诉每一个问她这个问题的人说：因为我父亲染上了梅毒。

没有人能查证这事的真伪，我们宁可相信凯伦的说法，因为她自己的生命，也被梅毒所改变。当然，梅毒来自于她的丈夫。可是她和丈夫又是表姐和表弟的关系，这种近亲婚姻，似乎注定要引起一些不幸。发现自己染上了梅毒，凯伦说，“你知道吗？上帝总在开玩笑”，而早在希腊人的时代，人们就懂得，神灵开的玩笑通常都是很残酷的。

凯伦讲的自己的故事虚虚实实。然而，优秀的故事总是拥有一眼就可信的素质，它来源于作者对故事充分的忠诚。凯伦20多岁就在写故事，她会有意地把自己和自己家人的事情，编织到虚构的叙述之中。在字句之间，一种尊严感耸立了出来；讲故事不是为了报复自己所受的伤，而是为了理解和接受自己的处境。

二

“在我确诊染了梅毒之后，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杀死我丈夫，要么接受我的处境。”凯伦曾这样说。

她没有杀死丈夫。她在1921年和丈夫离了婚。她说：“有一种想法生了根：通过回忆和思考，在想象中重复我的生活，来证明我自己配得上它，无论它是什么。”任何人都要设法在困境中幸存，至少要从困境中学到东西——这话并不是自我安慰，而是一个看重叙述、看重想象的人，自觉地重拾活力与热情。

1936年凯伦写完了《走出非洲》。此时她年过五旬，才第一次发表作品。实际上，早在20来岁，她讲故事的才华被发现时，别人就建议她，去当个小说家。凯伦不愿意。她认为，任何一种职业都是不合适的，因为职业会把人限定在一个明确的角色上，最终困住她，使她无法面对生活本身的无限可能。人生的主要陷阱，就是自己的身份，“当个作家没什么不好，可是，如果别人只能通过我的作家身份来认识我，那才是我的不幸。”

在1931年一无所有、疾病缠身地离开非洲时，凯伦想好了要写一写她的非洲。当作家并不是她一直怀揣的梦想，而是在走过一段人生时，顺手捡起来的一个新的身份。

写非洲的什么呢？写非洲是如何消耗她的青春与健康的吗？假如凯伦只想着把自己的冒险、受挫和衰退，变成一个能卖好价钱的故事，那么，我们就读不到《走出非洲》了。这是一本启示和发现之书，也是成长之书。凯伦写的故事可能有虚构，但故事背后的探寻——对自己从抵达到离开这整个过程的意义的探寻，始终是真的。

在凯伦离开非洲前，土著人用土风舞来为她送别，上百人都到场了，盛况空前。年轻人炫露绘着条纹的身体，戴着黑羽毛编成的发冠，和自然界里各种毛色艳丽的雄性动物没有区别；区别在于老人：凯伦专门注视那些老人。平时，这些老人都是沉默、内敛、不张扬的，整天用皮毛、毯子裹着身子。但是现在，皮毛和毯子都不见了，凯伦说，他们仿佛在严肃地宣告某种令人生畏的真理。

老人缓缓地步入舞场，跳起舞来，没有刻意地装扮，单单是他们的存在，就令人难以忘怀。他们并不是一道景观，在凯伦眼里，他们就是自己年轻、健美、充满活力的岁月远去的象征；他们也意味着，非洲在她的脚下离去。一旦离去，就不会返回，可是这离去的动作却是从容不迫的，是以特有的风度走上舞台，而不是灰溜溜地、在别人的忽略和嫌弃中走个过场。

凯伦想到和他们共处的日子。她说：我曾与他们在一起，大家都称心如意。——这句话，有一种不容你不相信的真实。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人，或许不容易了解一个道理，而土著人对此无师自通，只是不能表达：那个道理就是，无论人在世上做一些什么，他们都在反映自己和某种力量之间的关联，这力量更高级，更深邃，像皮肤底下肌肉的纤维一样无法看见，像斜着眼睛、嘲讽人类的神。

三

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做“笑是灵魂的葡萄酒”，意思是说，笑可以滋养灵魂。凯伦的笑，随着她脸上的皮肤越来越脆，而让人看着有些心酸。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一直陪伴着凯伦的非洲生涯，但她回丹麦之后，以及后来追随她父亲的脚步去往美国时，她就改听爵士乐了。爵士乐中蜿蜒曲折的情绪，让她重温自己在非洲早些年里，真实的低落和忧伤。

美国有一位痴迷非洲的著名作家——海明威，他向美国人介绍凯伦的故事，对她推崇备至。《走出非洲》和凯伦的其他几部作品，在美国广受欢迎，但当1959年，凯伦第一次踏足美国时，她已病体难支，要靠人搀扶才能站起来。她瘦到只剩下70斤，在巡回讲演途中，不得不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一个70斤重的成年人，哪怕只是保持微笑，也够她累的了，可是凯伦一直面带笑容，因为她谈论的主题，离不开生活的乐趣。

在《走出非洲》这本书里，凯伦写到一个聚会上，有一位老去的女士站起来说：我真想重过一遍生活，以此证明我没有虚度。

凯伦说：我是这么想的，你不能说，让我重过一遍，看看我是不是虚度了。我想，除非你觉得，生活真的应该过上两遍，否则你就无法说自己不虚此生。

生活不是可以循环演奏的咏叹调，而是一个完整的乐章，是交响乐或者五幕悲剧，也就是说，是一场真正的叙事。它不该重复。所以，只有自信没有虚度的人，才可以说“我想再来一次”，而有这种想法，也正是由于，那没有虚度的生活赐予了她以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