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开原创】牛脊担岳（肖北京）

□文/肖北京

（接上期）

照片前排右二是我的大叔，看照片，就能感觉到他是那种不苟言笑、朴实憨直、默默付出型角色。

大叔用双肩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他有个小名“牛市牯”，年轻时他就像一头牛一样，浑身都是力气，有使不完的劲，是生产队顶格的十分工。生产队里有什么重活累活都是安排他上，他也从不偷懒耍滑，只是闷头做好自己的事。

那个时候靠几个工分是难以维持生计的，孩子的衣服、鞋袜，甚或写字的铅笔，这些花销的费用，都要通过搞一些副业才能获得。“投机倒把”这活肯定是不能干的，也不具备这条件，既没有本钱，也没有生就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好在他有股子力气，大叔常常是利用中午不出工的时间段，去十几华里远的小煤矿挑煤，再把煤挑到县石灰厂或是公社的石灰厂里，俗称为“挑脚”。

做“挑脚”，有条件的大多会置办一独轮车，我们那里叫牛角车，一个车架子架在车轱辘上，两边各绑定两只篾箩，这样运力加大，一次可以运几百斤。但这个对路面状况要求宽平，而小煤矿大多在山上，道路崎岖，所以推牛角车的也只能将车停在山下，再一担一担将煤挑下来，这样也费一点时间，不过效率要比纯挑夫要高。

我大叔属于纯挑夫，用粪箕挑，一担粪箕夯实得满满当当的，几乎没有空隙，大概有一百六七十斤，一个来回二十几里路，约能赚个八九毛左右。把煤挑到石灰厂，过完称，发给一张盖了章写好重量的条子，年终将累计的条子送去结账，这样到了过年孩子们就有新衣服穿了。这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副业，也就是卖苦力。

除了挑煤，在石灰厂也能找一份临时工作，那就是运石灰装船。石灰厂紧靠河边，当时河道贯通，石灰厂码头常常是停着上百条船等着，有扯着帆的木船，也有能装几十吨的机帆船，蔚为壮观，煞是热闹。这个时候就需要大量挑夫。挑石灰不用粪箕了，都是石灰篓子（竹篓)，能装两百多斤，没有一点脚力的还真干不了这个。

大叔相对成了石灰厂固定的挑夫，我去石灰厂捡石灰的时候，常常看到他挑着几百斤的石灰篓子，迈着有力的步子，稳稳当当的走下几十个台阶，再踏上连接码头和木帆船的木板，担子在他肩上随着木板的反弹晃悠着。大叔的脊背早已被石灰染成灰白，那磨出厚厚老茧的肩膀，却始终稳稳地托起生活的重量。

踏上船，大叔将石灰篓搁在船舷上，借着腰腹力量猛地一扯，两百多斤的石灰便倒入船舱。整条船随着重量的增加不停晃动着，而大叔却像钉在船甲板上的铁锚，纹丝不动。大叔扯出系在腰间的毛巾，擦了一把汗，又转身走上码头，继续他的下一趟。

大叔也曾经为我做过几次挑夫。1980年，我考入大学，入学时没有合适的木箱，爷爷就将一只装衣服的樟木箱子给我。箱子比一般的书箱要大得多，既占地方又有点沉，我不想要，但确实又找不到更好的，总要有个装东西的吧，将就得了。

我们老家去车站坐车要过梅江河，十几里路，我那时十几岁，瘦弱的肩膀也挑不起这大而沉的箱子。爷爷就叫大叔送我去车站，临走时，大叔问有没有吃饭的碗，我说没有，他就把自己在石灰厂吃饭的一个搪瓷碗塞进了箱子里，从此我就真正端上了“铁饭碗”。

三年后，我大学毕业回乡，又是大叔从河对岸车站把这箱子挑回来，不同的是，箱子沉甸甸的，因为装满了三年读的书。但这在大叔看来根本不是个事，只见他将扁担绳解开，穿过箱子底部，向上一勒，妥妥帖帖，扁担一头挑被褥，一头连着箱子，尽管轻重不平衡，但在大叔肩上，却平稳得不起一点晃动。

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多月后，这只木箱第三次跨过家门口的梅江河，伴随着我走上工作岗位。而这一次，又是大叔充当了我的挑夫。

大叔是个坚韧的生活强者。大叔二十多岁与大婶结婚，两人育有三男一女，女孩最小。在我印象中，他们夫妻虽说都不善于表达，但从没见过他们红脸争吵，就像大多数农村男女一样，都是先结婚，而后是在生活中逐步磨合，互相包容，过着平和而又满足的生活。原本以为他们就这样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伴到老。不幸的是大婶突然患了不治之症，四处求医问药，但都无法挽回她仅三十出头的生命。

记得她病逝那天，我正在父亲工作所在公社的中学读书，公社的伙食管理员突然来找我，告诉我，父亲打电话来（知道大婶病重，父亲先回家去了）说大婶过世了，叫我背十几斤猪肉回去，公社管理员已经在食品站买好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背着十几斤肉，走了二十几里路，快到家时，看到对面山上停着一副棺木，我猜可能那里面躺着的就是大婶了。

回到家，门口胡乱摆着几块床板，只见大叔坐在屋厅椅子上，神情悲戚，我轻轻地叫了一声“大叔”，眼里不自觉地落了下来，我也不知如何安慰大叔。

大叔就这样年纪轻轻地做了鳏夫。大婶离世时，女孩还才几个月大，大的儿子也才七八岁。面对这几个小孩，大叔是既当爹又当妈。好在爷爷和父亲顾着这个大家，孩子也在大家庭中感受着温暖，生活起居上还有奶奶帮着。但生活如果依旧能以这样平淡无奇的方式过下去，只要平安健康，这也许就是普通百姓最起码的欲求了。但上天不会如此迁就大叔，它偏要在大叔的伤口再撒把盐。

我可亲可敬的大叔

1981年夏天，大叔的小儿子突然得了急性脑膜炎，被送到公社卫生院，当我知道后从县城到了卫生院，看到我的这个堂弟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虽然吊着盐水，但看不到起色。我问大叔，怎么不送县医院去，他说来不及了。我去街上买了一点冰块，希望能给堂弟降降温。我想留下来，大叔劝我回家去。第二天起来，见大叔的大儿子正在烧那个小堂弟的衣服，我知道，小堂弟被他妈妈带走了。

大叔遭遇多重磨难，但没有击倒他。在爷爷奶奶的帮衬下，大叔努力赚钱，出卖体力，维持生计。十几年的艰辛，终于帮几个儿子成家立业了，作为父亲，他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原本要建房做事业的，也终力不从心而搁置了。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大叔，说他一生没有建树，连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你可以说他是失败者。但他单身一人抚育大了三个孩子，并分别为他们建立了各自的家庭，这其中的艰辛，其中的苦楚，都是别人无法想象的，就这一点来说，我的大叔不失为一位伟大的父亲。

大叔是三兄弟当中至今唯一健在的一个，也许是生活的磨难增添了他顽强的生命力。他不再是当年那个“牛市牯”了，当年叫他小名的都已作古。我每次回到老家，常常陪他聊聊天、散散步、爬爬山。他是我父辈的代表，是我们家族不能断的一环，我多么希望他能再做“牛市牯”呀，但岁月无情，早年体力的透支，让他比同龄人更显衰老。他常常一个人坐在厅子里，静静地，目光环视着老宅，像极了当年八十多岁的爷爷。

（本文为作者长篇纪实散文《我的父辈》连载内容。未完待续。）

供图肖北京（路开文化）

肖北京，1983年毕业于原江西赣南师范专科学校（现江西赣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中学高级教师，退休。现居江西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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