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西蒙·斯特格朗共话“历史文学的写作形式”

4月24日晚，“突破边界：张悦然、西蒙·斯特格朗谈历史文学的写作形式”对谈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703举行。以小说《光明与黑暗的辞典》为引子，来自挪威的作家西蒙·斯特格朗和中国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悦然围绕文学如何突破边界、重构叙事范式等问题进行深度交流。对谈由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伍倩主持。

西蒙·斯特格朗：北欧文学的新地标

西蒙·斯特朗格（Simon Stranger，1976— ）是挪威小说家，被誉为“北欧文学的新地标”。自2003年以来已出版十三部小说和青少年作品。2014年凭借《那些不存在的人》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提名。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的辞典》于2018年出版后好评如潮，荣获挪威书商奖，并在国际上取得了成功，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故事的后续作品《谋杀者和救援者博物馆》于2023年出版。

作家西蒙·斯特格朗。

“我这一生都在不停地阅读和写作，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写了21本书，7本是给成人的作品，3本是给青少年的，还有11本书是儿童作品，我也非常荣幸我的作品在33个国家被翻译成了34种语言。”对谈现场，西蒙·斯特朗格首先介绍道。

谈及《光明与黑暗的辞典》，西蒙·斯特朗格说，中文版小说封面上由字母组成的小房子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线索，也是他的岳母从小长大的地方。

“这座房子在‘二战’时期曾经是挪威纳粹特工林南帮派的总部。在这栋房子中有许多人惨遭折磨，被杀害，还有三个人惨遭肢解，所以有任何一个家庭、家族会居住到这个房子里都显得非常奇怪，不是吗？而更奇怪的是，我妻子的一整个家族都是犹太人，更不要说我妻子的曾祖父在1942年被挪威的纳粹分子残忍地杀害了，而当时我妻子家族的其他人都不得不逃到瑞典，在那里度过‘二战’，很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我们也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们后来居然住进了这样一座非常邪恶的房子。”

西蒙·斯特朗格介绍到，德国艺术家冈特·德姆尼希在黄铜铸造的纪念碑上刻上二战中被杀害的犹太人的名字，把它们镶嵌在逝者曾经居住过的街区的人行道上。这些纪念碑被命名为“绊脚石”。在欧洲不同的城市里，已经有了六万七千块这样的“绊脚石”。

西蒙·斯特朗格的妻子的曾曾祖父希尔施·科米萨尔二战时在挪威运营着一家叫“巴黎—维也纳”的小服装店。小说开头记述了一个真实事件，“一开始我们路过了希尔施·科米萨尔的‘绊脚石’，我10岁的儿子蹲下来把上面的灰擦掉了，很认真地看着我，问：他为什么被杀了？于是我不得不向一个10岁的小朋友解释什么是大屠杀。这块‘绊脚石’就像一个传送门一样把我传送到了过去，让我想起了我妻子的曾曾祖父是如何被逮捕，又是如何被残忍杀害的。”西蒙·斯特朗格说。

每一次创作都在努力突破边界

在对谈环节，主持人伍倩提到，两位作家的创作都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很多时候采用的是碎片化的叙事。以前我们都认为文学要描写现实，或者是对现实世界的转译，或者它是一个载体；现在文学的形式已经一再地演变，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文学在新的叙事形式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著名作家张悦然

张悦然认为，文学在破坏中才获得了更多的生命力，每个作家都在用今天说的“突破边界”的方式，每一次创作中都在努力突破小说已有的边界，例如非线性叙事就是一种努力。

以《光明和黑暗的辞典》为例，张悦然说：“西蒙·斯特朗格先生在小说里制造了几个重叠的时空，这里面的叙事者‘我’无限地贴近他个人，带了一定的调查、研究色彩，这部分可以看成是非虚构的部分，像是一个记录。此外还有两个历史时空，里面有受害的曾祖父，还有林南，有不同时空里面的人物的生活。这样的写作对作者提出的要求很高。几条线索要用同样的节奏、同样的韵律去推进，但与此同时你要当心是否能让读者充分沉浸当中，因为它有不同的时空。”

“打破边界就是让小说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这样地去虚构，事实上在这本小说里林南的心声，林南的内心世界是非常生动，非常有力量的，也是非常可信的，所以我会觉得在打破边界的时候其实是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作者能够用他自己的笔力去实现这样一种真实，就会让我们看到比原来的真实更加丰富和立体的多重空间的真实。”张悦然说。

西蒙·斯特朗格回复道，这本小说结合了很多虚构和非虚构的因素，基于林南这个人物所有的内容都来自真实记录，包括各种林南的传记以及关于他的新闻和采访，所以林南做的这些事情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但是西蒙·斯特朗格并不知道林南心里到底想了什么，也不知道他和当时帮派里的人谈论了什么，“也没有时光机可以穿越到80年前听一听”，所以这一部分是他创作的内容。

“我觉得小说家、文学家都可以创作出一种不同的真实，正如刚刚伍倩老师在介绍中说，她觉得文学像灯塔一样可以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我个人觉得文学可以展现我们生命当中比较黑暗的一面，以及那些我们不知道发生过的很黑暗的故事——直到有一个小说家把这些故事变成了一本小说出版给大家看。”

西蒙·斯特朗格指出，张悦然的小说《茧》也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的不同方面，这样的写作手法可以吸引读者去阅读。他说：“对我来说文学就像一个安全的区域，可以让我们谈论许多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太过奇怪或者让人尴尬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尴尬到你连最好的朋友和自己的老婆都不能说，但我们可以通过文学的方式进行展现，也可以展现我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真实”会腐蚀、吞噬小说里的虚构

主持人伍倩提到，张悦然和西蒙先生的创作都不来自直接切身的生活体验，很多时候需要做大量的田野考察，甚至张悦然曾经一度乔装成钟点工到雇主家里，就是基于大量的调查、研究、考据需求。当这样的考据转化为文学创作的时候，如何成为它的血肉而不是枷锁？

分享活动现场。

张悦然认为，平衡工作很难做，调查工作到底做到哪一步，停止在什么地方，虚构在哪里开始展开，虚构的时候写作者获得多大的自由，这对每一本书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但是我对于真实肯定比斯特格朗先生更加抗拒和更加恐惧。当真实过多地涌进虚构的时候，我确实会觉得有的时候非常难处理。它在小说里其实是非常强大的，会干扰甚至会腐蚀、吞噬你的虚构。”张悦然说。

她坦言自己在做田野调查和采访时，到某一刻会停下来，害怕材料过多，自己会变成材料的奴役。“但是我注意到其实西蒙·斯特格朗先生是非常好地能够使用材料的作家，他有大量的材料，我觉得他在这方面做了充分的工作和研究，他是不怕材料的一个人。”

西蒙·斯特朗格则坦言，作为一个作家，如果尽力想要把所有作品写到能力范围内的最好，就会考虑他写的这些故事里面的人、物品是什么样的，里面的人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思想，以及他们会使用什么样的生活用品，日常生活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听到什么样的东西等等，但是自己很难真正完全了解这些，所以必须开展大量的工作。

“有的时候我会在想我真是一个很愚笨的人，我为什么不能直接写那些我非常了解的东西呢，比如说挪威的天气、环境，这些我都非常了解，如果我写这些东西我就不必一天到晚待到图书馆里查资料了，但是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我选择了写什么样的书，写什么样的小说，而是什么样的小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无法忘却。”西蒙·斯特朗格说。

那片黑暗与光明的战场

伍倩提问道，张悦然的作品习惯在人性幽微的褶皱处去呈现故事，西蒙·斯特朗格介绍的故事更多是以宏观的文明冲突来呈现人性的明与暗，这两种视角在创作的时候各有什么便利和掣肘的地方？

张悦然坦言，西蒙在《光明与黑暗的辞典》中写林南这样的角色是非常勇敢的，虽然他在真实的事件中也扮演着最核心、最中心的角色，而且有着非常多材料的支撑。“我可能不会选择他作为进入这个小说的风暴眼，对我来说太明显了，有我无力撑起的部分。”

在张悦然看来，更有挑战的部分在于小说里面道德暧昧的地方，或者无法用善恶定义的地方。“比如说在《茧》里面那个邪恶的角色，他做坏事我也认为更像是一念之差。当然它背后折射出来的也是小说背景时代上很大的区别，同时也可能是和作家关注的部分很不同有关。”

西蒙·斯特朗格认为，林南是个挺破碎的角色。他一开始写的时候倾注了足够的同情心和爱，小说里写到林南还是小孩的时候是如何被其他大男孩霸凌、排挤的，接下来就有一个很大的心理转变，也就是说他加入了纳粹，或者说他成为了纳粹特工的一个领导人。

“如果没有德国纳粹的支持，他就没有这么多的钱和酒，也没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去伤害别人。我觉得这本小说是关于语言的，也关于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理解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

“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如果非要说的话，在肉体上我和上世纪30年代的纳粹相比，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有区别的是意识形态，是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我希望通过这本书传递一些反纳粹、反法西斯、反种族歧视的观念。”西蒙·斯特朗格说。

活动现场嘉宾合影。

“我觉得黑暗和光明的战场不一定是正义的一方、邪恶的一方，其实也在我们自己心里。”伍倩总结说，“当我们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是不是还有第二条路？除了顺着既定的心路历程一路走到黑，是不是还有其他自由选择的空间，是不是还可以有让光照进来的地方？我觉得一方面要让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另外一方面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这个时候周围的人能对他多一点善意，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