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子弹飞》“申遗”之前，姜文终于回应了饺子和醋的问题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庄佳怡 记者 张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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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一部姜文执导的电影《邪不压正》上映已经过去了7年，《让子弹飞》的上映时间也已经是15年前。但是，与姜文的电影相关的讨论仍在进行中。

在B站，《让子弹飞》的解析视频播放量多超过百万，相关鬼畜视频播放量过亿。电影表达的意义，其中的隐喻，人物行为背后的深意，以及最后火车上的背影究竟是谁，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除了电影本身，大量网民结合历史典故和日本核污水排放等时事对《让子弹飞》进行了二创，催生了“让学”。资深的“让学家”们认为，《让子弹飞》拥有丰富的解读空间。在无数的二创、评论甚至网文中，当《让子弹飞》的金句被恰到好处地引用时，随之而来的弹幕和评论往往是：“让子弹飞到底什么时候申遗？”

姜文以及他的电影作品，显然已经成为了新一代网民解读经典文本的重要对象。从《让子弹飞》的“站着把钱挣了”开始，中国电影携带着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表达滚滚向前，也让姜文电影成为了被反复诉说的“神话”。罗兰·巴特曾提出“作者之死”的概念，称“读者的诞生应以作者之死为代价”。对于观众的热情解读与延伸，姜文也鲜少发表自己的看法。

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姜文的新电影《英雄出少年》预计在今年上映，而在第十五届北京电影节姜文大师班活动现场，姜文也久违地再度进行了公共场合的表达。作者“活”了过来，而观众会认可他对文本的解释权吗？

《让子弹飞》中涵盖了无数的细节，从若有所指的细节中，观众们仿佛看到了电影的全新面貌。被马拉着跑的火车、主角张牧之提到的松坡将军、他枪上的四个数字、凉粉贩子守义没有完全嗑下的头，观众们热衷于从这些细节中寻找电影的深层含义。

但对于姜文来说，电影是创作者潜意识的表达，创作者不会在创作的时候还想着每个细节的意义。他曾为了一部戏学弹琴但不识谱，因为“不相信贝多芬是依赖谱子的”。

在中戏学习表演的四年间，为了表演一个人物，他常常在上台前要搜集很多资料，会把一切都变得非常复杂。但他会在排练的过程中不断精确对人物的理解，在不断的训练中变得越来越熟练，一切又变得简单，“这也是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回到简单。”

在拍摄电影《邪不压正》时，这个潜意识在姜文读原著小说《侠隐》时就存在了。许多人曾评价姜文的电影与原著“八竿子打不着”，影评人周黎明也在活动现场提到姜文根本没有必要支付原著小说的授权费。

“你是什么人，你看出来的电影就是什么样的，”姜文认为自己在读小说时，就从书里看到了电影表现出来的模样，“我就改得离小说比较远了，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它有多远。”比如原著《侠隐》之中有许多吃喝玩乐，但电影中却没有多少吃饭的场景，这是因为姜文对电影中的吃喝玩乐不感兴趣。

《邪不压正》中的台词“为了这点儿醋，我才包的这顿饺子”，被网友看作解释姜文电影的入口，也用来广泛引用讨论其电影的映射性。周黎明则将饺子比做电影的叙事和娱乐性，而醋则是“更高一层的东西”。关于姜文拍电影究竟是“为了醋包饺子”还是“为了饺子买点醋”，他表示两者并没有什么不同，醋和饺子最好都有，吃着才有滋味。

如果从隐喻的角度看饺子和醋，姜文则是直接给出了回答：“我不觉得我电影里有隐喻，我说的饺子就是饺子。”

对于观众来说，在“看山不是山”的阶段，人们会解读电影的隐喻，甚至把山看成“屋顶、大海、海浪”。对此姜文认为，“假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那是好事，激起的浪越多越有意思。”

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姜文或许已经习惯这类解读的声音。在此前参加《十三邀》时，他曾经提到人生就是建立在误读之上的，他也不会去关注观众对电影的解读，因为“得关注下一个活儿了”。他认为许多人对《让子弹飞》的解读是过分解读，这些都和自己没关系，“任何一个作品面临欣赏者的时候，都是他们（指观众）在表达自己。”

姜文习惯用一种看似插科打诨，或者指东打西的方式来回应问题。比如在2017年，当被询问中国电影市场什么时候能出现一部类似星球大战这样的科幻题材电影时，他的回答是“什么时候中国的航母比美国多一倍，什么都好聊”。这次，姜文同样将这一讨论引到了最近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上，“饺子这个名字挺好的，作为一个导演名也挺好的。”

他认为饺子导演做了一件挺了不起的事，“但是我认为这是开始，这不是最高点。这里藏了那么多饺子呢，还没有煮呢，都包好了。另外饺子哪有上一个的，怎么也得上一盘吧，怎么也得一盘一盘往上端饺子，所以将来有的是，一定是起点”。

饺子到底是不是饺子，这是一个问题。

“你要说什么很重要”

比起隐喻，姜文认为他的电影最终是关于表达。虽然否定了隐喻，但姜文并没有否定电影中的自我表达，就像他曾说过的，“你不表达自我，你表达谁呢？”。

被问及给想拍电影的年轻人的建议时，姜文认为电影技术本身是一个工具，或者一个话筒，“但是你要说什么很重要，如果你没有你自己的态度，自己要说的话，那你会很受罪”。

幽默就是姜文表达自我的形式之一，周黎明评价他的电影为“高级的幽默”。《让子弹飞》中的“什么TMD叫惊喜”和有着成人面孔的八岁孩子流传至今。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评价《邪不压正》时甚至认为这部电影的搞笑有点过火，“姜文、廖凡加上美国演员安地，都字正腔圆地搞笑，该露和不该露的屁股，一律露上，各种势力全部沾染一点，但好势力坏势力都显得动漫，美国人死得不惨，日本人死得滑稽，中国人也死得表情包”。

姜文谈到，自己的老师曾经反复强调“没有幽默什么都没有，没有幽默连戏剧都没有”，而人的生命形态本身，就是一件幽默的事，“人类这种动物比较有意思，人其实生活在很尴尬的状态里。你反正得死，但是你还玩命在活，你活的再好都得死，就是挺尴尬的，这是每个人面临的人生，这本身有点可笑，或者荒诞都可以。人说半天好多事自己说不明白，都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作品、任何一个人能说明白什么叫死，也说不清楚什么叫生，就这么一代一代循环着，生一个死一个，中间经历很多生老病死。”

总有人在死去，但人们不会因为这个就觉得不要活了，所以姜文认为，“人的生命形态本身就挺有意思的，挺可笑的，不用专门制造喜剧了”。

最近两年AIGC的发展激发了电影人对于技术的持续讨论，姜文并不拒绝技术的发展，他觉得有什么新技术都要用，并不是传统的胶片就更好，但自己着迷的依旧是表达的内容，“ 因为你作为导演也好，编剧也好，演员也好，你往那儿一站要说什么？”

姜文认为内容很重要，技术则跟椅子一样，坐这里坐那里，甚至不坐椅子，都可以。技术在进步，就像社会在发展，文盲越来越少，但成为作家并没有变得简单。他偶尔在飞机上随便看一部电影，会发现电影的技术水平达到了90年代无法企及的高度，但剧本太差了，依旧不是好电影：“电影拼的不是技术，拼的是表达的内容”。

活动最后的观众提问环节，当被问到如果把中国电影市场当成《让子弹飞》中的鹅厂，自己是张牧之、黄四郎还是在地上被赶的50只鹅，姜文再次拒绝了任何解读和意义：“我就是我，我谁都不是，我愿意在任何一个市场里面看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