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论剑｜电影《猎狐行动》：英雄神话AB面

梁朝伟和段奕宏主演的《猎狐行动》于清明档上映，影片以金属质感的镜头语言和深沉的家国叙事，展现了跨国追捕的震撼与正义的力量，让观众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和人性的温度。与此同时，影片在情节设计和类型融合上的硬伤，也暴露出商业片模式陈旧、创新不足的问题。

光影下的正义

文｜褚格菲

当镜头从中国警方对逃犯的紧张追捕切换到巴黎富人区的奢华盛宴，《猎狐行动》以充满金属质感的视觉语言，将一场跨越亚欧大陆的追逃战役打造成一部震撼人心的影像史诗。这部电影以中国警方“猎狐行动”的真实案例为蓝本，通过凌厉的镜头风格和深沉的家国叙事，让观众在震撼中深刻感受到：当正义的利剑出鞘，天涯海角不再是罪恶的避风港，而是正义必将抵达的终点。

电影开篇便以极具冲击力的场景对比，拉开了故事的帷幕。梁朝伟饰演的金融巨鳄戴逸宸在巴黎金融城挥霍无度，而段奕宏扮演的猎狐队长叶钧则在跨国追赃的征途中奔波劳碌。两者的身影在画面中形成了尖锐的视觉对冲。戴逸宸在巴黎顶尖会所谈笑风生，背景是如油画般迷人的塞纳河暮色；而当他逃至下水道时，昏暗的灯光在河水中折射出扭曲的罪恶光谱。与此同时，中国警察跨越千里的追捕之旅也在画面中铺展开来：从凯旋门外的激烈枪战，到巴黎街头的惊险追车，正邪双方的碰撞丈量着追逃行动的时空维度。

在歹徒与夏侯云姗饰演的警察郭小佳的天台追逐戏中，导演巧妙地采用垂直俯拍视角，将纵横交错的梯子化作迷宫般的图案，勾勒出警察在守护资料途中坚毅的身影，与疯狂追击的歹徒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影片对光影的极致运用，构建起具有东方美学特征的镜头叙事。在圣皮埃尔教堂的推镜头中，光影自上而下垂直洒向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基金会主席巴斯蒂安，冷白顶光与教堂肃穆的黑暗交织在一起。而在叶钧蹲守戴逸宸家门口的段落中，霓虹灯与街巷阴影形成棋盘格般的光区，人物穿行其间时，面部色调随着环境光源（冷白监控光、暖黄街灯）频繁切换，生动地体现出警察蹲守犯人时的惊心动魄。在晚餐对峙的戏码中，影片改变了之前的钢蓝色调与低照度布光，转而使用暖黄色灯光，让观众在视觉上产生强烈的跳跃感。双方对峙场景中，双向侧逆光营造出剑拔弩张的氛围，人物始终处于光区交界处，隐喻着正邪界限的对立性。同时，梁朝伟的镜头常采用伦勃朗三角光，强化面部沟壑，眼窝阴影加深了疲惫感，半边脸隐于阴影之中，与其儒雅表象下的阴鸷形成鲜明张力，暗示其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双面性。影片中极致的光影划分，将经济犯罪的危险性视觉化，展现了人物和物体的质感、立体感和空间感，使得环境特征和场景特点更加层次分明。

影片突破了传统警匪片的二元对立模式，以人文关怀的笔触勾勒出立体的人物图谱。犯罪头目谭祖辉并非脸谱化的恶人，他在接到亲人越洋电话时瞬间流露出的柔软，暴露出人性在欲望深渊中的挣扎。这种复杂性的刻画，恰恰反衬出法治精神的必要性——唯有法律才能守住文明的底线。

警察群体的塑造同样摒弃了刻板印象。猎狐队长叶钧与法国警长诺埃用白酒破冰，在法国分离时，叶钧为诺埃的孩子唱响法语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些充满人情味的瞬间，让警徽下的血肉之躯更显真实。正是这些有温度的人性弧光，构建起法律刚性之外的道德磁场，让正义的实现过程充满了人性的力量。

片尾滚动播放的真实“猎狐”影像资料，让观众感悟到：从亚洲到欧洲，从中国到世界各地，中国警察的足迹丈量着人类对正义的共同渴望。当烈士郭小佳的遗体回到祖国，其父亲声泪俱下地与她诀别时，镜头缓缓升格为航拍下的国旗。此刻，《猎狐行动》已超越警匪类型片的范畴，成为一曲关于国家对违法犯罪严正打击的壮丽赋格。

（作者为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学生）

类型片的困境

文｜宋法刚 李百川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在主旋律与商业类型片的融合上不断探索，但《猎狐行动》暴露出这一路径的深层矛盾，折射出商业片模式陈旧、难以创新的共性问题和痛点。

《猎狐行动》在故事情节上存在诸多硬伤，几乎贯穿始终。影片试图以经侦警察跨国追捕金融诈骗犯为核心，却丧失了“戏剧性”与“真实性”的平衡。反派戴逸宸的落网并非源于警方的缜密布局，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合作伙伴的背叛，关键证人的反水更是被简化为“三言两语”的劝诱。观众对环环相扣的经侦办案过程抱有极大期待，却被大量的动作特效与强硬煽情“噎饱”。

更令人困惑的是类型元素的粗暴嫁接。当剧本无力构建经侦题材应有的智力博弈时，便强行植入摩托车追逐、酒店爆破等动作元素，使经侦警察沦为“超级英雄”，彻底背离职业特性，成为扁平的正义符号。这种“为动作而动作”的商业化改造，暴露了创作者对类型片制式的盲目依赖。当犯罪题材无法通过智力博弈吸引观众时，便诉诸视觉奇观，结果既失去了专业剧的深度，又未能达到动作片的爽感。

影片采用多线交叉剪辑技法，试图营造紧张氛围，却因节奏失控导致叙事碎片化。例如在高潮段落，将街头奔逃、炸弹威胁双线并置，本可制造戏剧张力，却因主要人物任务支线动机的缺失显得虎头蛇尾。逻辑硬伤比比皆是，太多的机缘巧合都是导演为了嵌套影片情感主题而做的强行设计。比如本来劫持警察的炸弹只是反派的玩笑，女警察一番奔逃后却沦为渲染影片悲壮氛围的牺牲品。

导演试图通过国内外两场叙事时空塑造来回应“跨国”这一情境元素，却对其复杂性缺乏认知：法国警方的态度从傲慢到合作的转变仅用一场拼酒戏完成，司法协作的障碍被简化为地域文化差异的刻板印象。此前《湄公河行动》中跨国取证的文书细节、《红海行动》里多国部队的协同作战，都证明了专业考据与戏剧张力可以共存。而《猎狐行动》却将专业领域虚化为背景板。大量视觉奇观毫无章法地堆砌，加之毫无营养的片尾主题曲，编织出欺骗观众的“糖衣谎言”。

《猎狐行动》的失败，在于叙事方式和价值建构的失效。影片过度强调情节的“爽感”，却因脱离现实逻辑而适得其反，削弱了观众对真实性的信任。

这种差异揭示了艺术化呈现与主题性叙述的深层困境。当故事模式过分依赖“强人叙事”与“技术奇观”时，便与大众的日常经验产生割裂。真正的审美话语应建立在真实性与共情力之上，而非虚假的个人英雄神话。正如学者戴锦华所言：“主旋律电影的成功在于它能否将国家话语转化为个体命运的故事。”

当《我和我的祖国》用市井烟火重构集体记忆、《觉醒年代》以人性温度激活历史叙事时，《猎狐行动》却将警察塑造成没有家庭、没有困惑的正义符号，如此很容易与大众审美越走越远。

《猎狐行动》为商业片敲响了警钟。当市场沉迷于明星效应与类型拼贴时，电影容易沦为资本游戏的道具。未来，类型片若想突破僵局，需在三个层面重构：一是尊重题材专业性，避免将经侦、医疗等职业剧降格为特效片；二是平衡商业性与作者性，在类型框架中注入人性深度；三是重建审美合法性，让主旋律叙事真正扎根于现实土壤。否则，“猎狐”式的失败将不仅是某部电影的结局，更是整个类型片生态的宿命。

（作者宋法刚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副院长，李百川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