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城故事 | 名字与自我

作者：钱星文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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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字这件事上，我也有过漫长的自我探索。我的名字以 X 和 Q 开头，这在西文中很少见，外国人常常念得不伦不类。当招聘的 HR 都念不出来我的名字时，这会大大降低我面试成功的几率。在邮局排队时，听到柜台叫着“轻王矿”，我一脸茫然，是在叫我吗？

为了生活和工作方便，我用了很久 Lois 这个名字，就像一张简单的工牌，对于我而言只是一个标签。每次被同事和朋友问到“你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心里其实都有点不舒服，仿佛背弃了自己的“真名”。我会耐心解释，写下汉字，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寓意“智慧的星星”。后来，我又想到了另一个发音接近的名字——阿文（Arwen），不仅对中国人来说更像昵称，也让我在英国的家人和亲密朋友之间有了一种更深的连接感。Arwen，是我最喜欢的《魔戒》中的一位角色的名字。后来为女儿取名时，我也思考了很久，最终选了庐谧（Lumi）这个名字，拉丁语意为“光”，也是“星之女”的意思。

这样的经历，也让我开始更多地思考，为什么中国人在名字上，会有这么复杂又微妙的感受。

关于中国人取英文名的问题，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甚至相反的声音。有些人坚持认为：无论发音多难，都应该重复教会外国人正确念出中文的“真名”，因为这是我们真实身份的骄傲。那么，“诗婷”“游蝶”们该怎么办？

中文本就有形音分离的特点，同音字极多而字义各异。表声西化的拼音名其实并不能代表中国人的“真名”。毕竟丢掉了字形之美、丢掉了字意内涵的字母拼音名，本身也是一种在国际交流中作出的妥协，并不是对本文化的否定。比如中国人在初次见面时，常常会解释自己名字中的汉字，如“立早章”或“言字旁的诗”，因为仅靠发音，往往无法准确传达名字中蕴含的意义。

从更大的文化传统来看，中国文化里，取字、号、笔名、雅称自古就很常见。这并不意味着对本名的背弃，而是一种更丰富、更有创造力的自我表达。不同情境下取不同的名字，正是我们文化中一种流动又细腻的身份意识。

今天在外企里流行的“Mary”“Eric”之类的英文名，倒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现代版的“字”。虽然“Lucy”们被不少人拿来调侃，但也隐隐延续着一种深层的文化逻辑。

起外文名这种现象反过来也存在。很多在华生活、工作的外国人，也会给自己起一个有寓意的中文名字。比如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本名 Christopher Doyle，是个澳大利亚人。还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他们的中文名字不仅音近、好记，更融入了对文化的理解与热爱。这种取名行为，不但不会像中国人取英文名那样受到质疑，反而常被看作是尊重、喜爱中国文化的体现。而从实际角度看，这样的名字也确实拉近了交流的距离——毕竟，“Christopher”“Göran”这些发音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实在拗口。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富有象征意义、又便于沟通的名字，并不会削弱身份认同，反而成为了一种自然的文化适应与融合。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在国际交流中为自己取一个英文名，本来也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直呼全名常常带着一种正式甚至疏离的气氛，人们更习惯在称呼中加上后缀或昵称，比如“小明”“老王”“张老师”，而不是单独叫名。这种对称呼的敏感，也让我们在跨文化交流时，更自然地接受了为自己取一个“外人使用的名字”。

可惜的是，欧美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往往容易误读这一点，总以为这是单方面的迎合。有些外国人习惯性地认为，我们用英文名是为了取悦或方便他们，却忽略了，也许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或者纯粹喜欢这个名字。这种想当然，本身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傲慢。如果真正尊重一个文化，应该是去理解它的文字、历史与情感，而不仅仅执着于正确发音。

名字代表了我们的身份与自我认同。重要的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在不同名字的标签之下，我仍然清楚自己是谁，能够自信地解释我的文化背景和中文名字的意义。

【编后记】

星文算是我的学生。这是她之前写的随笔，因为看了我发表的《浔城故事 | 做回自己》，又重写的。严格来说，本篇并不完全属于“浔城故事”的范畴，但星文是九江人，也可以算作九江故事的一部分。

转发这篇，是因为她所表达的困惑，恰恰是许多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共同的经历。我们如何在异乡介绍自己、标记自己？如何在文化的交错中，找到既自信又不失本心的位置？又如何获得来自同胞的理解？

其实，将“海外”换成任何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一问题都同样存在。本篇随笔，值得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