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 康生纵容土改乱打乱杀

1947年我在山西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3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个党(指临县县委)不是土改的。”并一口否定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区制定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把本无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大批劳动者定为地富分子，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把大批出身农民的干部扣上“地主的立场，富农的感情”的帽子，对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干部，轻则诬为“立场未变”，重则诬为“包庇地主家庭”。

　　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当地习俗，无论怎样死的人，死时都要穿上新衣裳。上台被斗，等于就死。尤其是女性，被斗前都把好衣服穿在里面。

　　康生大笑，在场的人都不知何故。散会后，他把各村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回答不上来。康说：“地主婆里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白洋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

　　根据康生的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地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地财”，否则将被非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较富裕的干部也都在劫难逃。这一招，又导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不到一年，全县共死亡780多人，其中地富分子190多人，干部、党员和群众580多人，为地富的三倍。

　　康生在临县一手造成了乱打乱杀的严重情况，激起群众抵制。当时如果不是很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坚持原则的干部对好人设法加以保护，后果会更加严重。

　　樊止如是著名民主人士，时任边区参议员、行署建设处长(相当于厅长)。还在土改点面结合阶段，未经边区派驻三交镇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和我的同意，樊就被押回村关了起来。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在各组组长会上提出斗争会上要文明，意思是不要打樊。过了几天，我被调离。后来副团长康乃尔告诉我：斗樊的大会开始后，好一阵没人诉苦，气得一位小组长跑到人群中，用脚对一位中年妇女的小腿蹬了一下，示意她冲上去打斗。这位妇女把正在纳鞋底的针和麻线缠在鞋底上，一只手理了一下稍有些散乱的头发，从从容容走到樊的跟前，把鞋底甩开，作出打人的架势，但当鞋底接近樊的脸时，力量大减，轻轻靠了樊的脸一下，同时骂一声：“你再剥削。”会场上再无动静，没等宣布散会，大伙就三三两两回家去了。

　　三专署专员高闻天原为临县县长，在临县减租减息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康生等人斥责高和我是“右得要死”。高闻天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实际应是富农。土改开始后，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首长不知听到什么人的胡言，在一次大会上说：“三分区专员高闻天包庇地主家庭。”不几天，高就身背行李经过临县去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去了。后来赵林(时为晋绥分局城工部长，派在临县当土改工作团团长)召集县委、工作团副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高的问题。有两位县委委员认为，高的问题很严重，至少是立场上的严重问题。我说要根据事实。

　　过几天，赵林单独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1942、43年因不能一次交出全年公粮，区上把高的哥哥高振国押送县府。当时的县长高闻天立即批示：交完公粮再释放。司法科长找我说，照高县长这么办，看守所扩大几倍也关不下一次交不完全年公粮的人。我说，我们都应理解县长的难处。”赵听后点了点头。

　　高闻天的老家土改时，高也被叫回村接受审查。一天，县委、县工作团正在开会，高所在村来了四位老农，把我叫出院子，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准备把高专员怎么办？”我心里很踏实，对他们说：“闻天同志的事，会按照党的政策解决，你们放心。”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他为革命坐监时(1935年冬，阎锡山的省政府说高是共产党员，把他打入死囚牢，后被各界人士营救出狱)，你大概还没有入党。对他乱处治，我们心里……”他们哽咽地说不下去了。高闻天回村后，全村农民对他爱护备至，吃住等事贫农团早在他回村之前已安排周全。审查结果证明，高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

　　1947年冬，我去五区窑头村土改。当年征收夏粮时已把成分划定，土改斗争结束，“挖浮财”果实累累。我几次向贫农团提议研究分配方案，以便提交代表大会决定，却无人表态。不久，赵林叫我回县，原来是毛主席派胡乔木带来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小册子。我仔细阅读后，心里有了底。征得乔木、赵林同意，我连夜赶回村里，在少数贫农代表中宣读了小册子，要求审查该村地富分子的成分划分。大家听得入了神，有的问：“这样好的条条，你怎么不早说呀？”参加会议的人提出，把原定的地富都照文件对一对。当晚，得出了初步意见，把原定地富占全村人口的28%按照《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规定降为8.6%。天快亮了，人们还不走。有的对我说，你几次提议研究分果实，我们就是不动手，因为心里不踏实。这说明这批觉悟高的农民，没有被果实多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