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书，一座城，一个阅读的时代

张文彦

五六年前，在先锋书店，承蒙潘光哲先生相邀参加《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新书恳谈会，这么一部专业的史学著作几分钟便引得听众如云，如云观众之中伫立着一位大汉，就是《领读南京》的作者许金晶。

金晶听闻我研究全民阅读，便在会后加了微信。有一天，我突然被他的朋友圈所打动，那是他的起居注：一是读书，二是吃饭，三是民谣，四是恩爱。除了民谣我都感兴趣：金晶读书非常之多，似乎能日读一书；他饭量非常不小，桌上时时出现诱人的南京板鸭；他赞美夫人小鱼非常频繁，伉俪在情感、事业、兴趣上交相辉映。几年后，金晶似乎透过屏幕看到了我凝望的双眼，毫不客气地向我发出邀约——为即将出版的《领读南京》撰写书评。

我突然意识到，我竟完全不知金晶的职业，只知道他是梅园经典共读小组的创始人、书评人、北大校友。但我知道他是阅读推广人，而阅读推广人一直是我的研究对象，也是我的师傅们，比如儿童阅读推广人李一慢、老年人阅读推广人薛晓萍、原典阅读推广人胡子、退伍军人阅读推广人林风谦……他们是一个独特群体，虽然各有本职工作，但又都以推广阅读为志业，在书海和人群中切磋琢磨，掌握着能助他人阅读的精湛之“道”。

漫长岁月中，阅读总被认为是私人的、个性化的、不该被打扰的。百年来，中国进入了越来越有公共性的阅读世界，但与西方国家经受现代书业漫长的洗礼历程不同，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才脱离“书荒”的旧世界，今天就闯进了数字技术所重构的阅读新宇宙，这里的时空迅速膨胀，丰裕而虚空。

“领读者”“全民阅读”“国民阅读”“阅读推广”“阅读力”等这一系列新词语出现时，就意味着新的阅读宇宙产生了动力机制，人们渴望挣脱数字茧房，并在数字海洋中找到方向。领读者，就是这个阅读新宇宙的“菲狄亚斯”——这位古希腊雕塑家，用取自自然的石料、木材、黄金、宝石、象牙，“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宙斯、雅典娜等神像和神庙。领读者所选取的素材，是人类信息社会中最能成熟地表达知识和思想的书籍，在这个混沌初开的数字宇宙中细细雕琢，让人类依然可以真正阅读、凝思。

《领读南京》，就是许金晶的导览，造访这座城中为阅读巨像而工作的一位位“雕刻家”。

有些“雕刻家”在开拓阅读的空间。可一书店的钱晓征生长于安徽农村，1983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90年代创立可一书店，从湖南路到南京艺术学院校园再到南京城东仙林大学城，店面建筑面积已近4000平方米，这似乎已超越她多年前的梦想：“开一家1000平方米以上的书店，里面有书有画有咖啡，空间挂满艺术品，画廊与书店融为一体，……在这样的书店里，我可以一直工作，直到八十岁。”钱晓征的叙事娴雅恬静，书店几十年征途中的波澜，她只用“问题”“遗憾”“暂停键”这样的词语一带而过，让我们滋生美好的期待：多年后，白发苍苍的女店主仍然在开满鲜花的书架边硬朗地忙碌，而学人书店的访谈却让我们看到了书业的艰辛。

“书很重的，我们那时候经常是自己扛书，从五楼、六楼自己扛下来，哪里有钱喊别人扛？不可能的！”读书这件雅事，在店主阚炜这里，图穷匕见式地显露出物的沉重、利的微薄。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揣摩读者的口味和价格承受能力，才让这个古旧书店在南京城里生存了二十多年。在这篇文章中，我读到了最动人的情节：书店有一位老读者，是古籍版本目录学专家沈燮元先生，九十多岁的他每周日都会来这家店，直到百岁仙去。阚炜说：“因为我烧菜烧得比较好嘛，他就经常过来，他每次来书店就是看书、淘书，然后我烧饭烧菜给他吃。”

在青岛观象山下老房子中的“繁花书店”，也是一个用旧书和老物件堆起来的小世界，店主曾请我吃一碗他亲手煮的热馄饨，在旧书店里吃过饭的人，才知道人间真是值得。

金晶把这些“书店人”排在了全书的第三个板块，前两个是作者和出版人，第四个是阅读推广人，四部分构成了书的生命传播过程。但是，比起作者、编辑、推广人，书店跟书的关系、情感更复杂。万象书坊创始人魏明在采访稿中一直说经济，说人脉，说经营，说起书来似乎有点不耐烦，他对金晶直截了当地说：“你看过的书，我知道一二就了不得了，大部分都没看过，只是我觉得这些书好。”他轻飘飘地说起自己的起步，是“把江苏人民出版社那一点滞销库存的书刨出来卖”，是什么书？是《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这套丛书是80年代丛书热、阅读热的晚生子，而今天，80年代最闪耀的丛书们都已隐入书架的深处，这套丛书却如大树一样仍在一轮轮扩大，开枝散叶。阅读推广是复杂的体系，需要喜欢看书的人，也需要喜欢看别人读书的人，那么，魏明到底喜不喜欢看书呢？读了《领读南京》就知道。

记得有人批评一位学术巨匠，说他的缺点是读书太多而写得太少，写得少就无法被评价、被量化、被铭记。大量读书而极其深沉丰沛的灵魂，难道就不值得尊敬仰望吗？是“高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总编辑徐海用这个词来盛赞那些读书家，比如北京百万庄书店的张彧，南京文化局的施正东，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的刘刚，史地编校高手刘仁军等。出版人既能看见纸上的言语，亦能看见心中的言语，不久前，青岛出版集团的董事长贾庆鹏对我说，出版家必须能看到人类思想中的火花，并能大其火焰，传其火炬，否则，火花方生方灭，怎会有传世经典？

南京有十几家出版社、三百多家书店、一百多所高校、大大小小的各类各级图书馆，他们彼此编织起来，也与历史、世界中的读书人编织起来，构成了文化世界中的南京。人们总说出版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出版家们总是“隐秘而伟大”，大阅读的时代则是大航海的时代，出版人不能只当幕后的知识工程师，也要步入台前，担任众人瞩目的领航员。

学问家既是这座城里的领读者，他们所提的明灯，亦在《领读南京》的字里行间，领我走了一段知识之路。记忆最深刻的是程章灿先生的访谈，他把20世纪90年代热销的《学习的革命》定义为“南京读书史”上的一个事件；他一再推荐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恳切地称之为“良心之作”；他说荣新江教授“满世界寻找敦煌”的系列讲座和文章，是围绕经典文献的行走与阅读；他推荐《大家小书》，说数学家华罗庚、地理学家竺可桢皆提笔能赋诗、谈起文史也颇有见地……他说过的大部分书籍，是我读过又忘了的书，经此一提，新的维度又展开了，让我盼望重读。“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领读是一种艺术化的过程，让书籍变得值得一读再读，而只有艺术品是可以反复玩味的，换成诗人黄梵的话，便是“西西弗在推石头的过程中发现精彩”，这是对一次性阅读消费品的对抗。

“阅读推广人”这一板块是我认真研读的部分，我曾经负责编纂很多期《全国全民阅读工作简报》，每月要浏览遴选各地全民阅读消息，南京的全民阅读活动总有新意、有内容、有品格，这独树一帜的原因，在读到《葛继彬：身体力行，至生不渝》时，我终于知道了，我看到了南京市领读者联盟成立的前世，也看到了“南京传世名著”的后续。一个城市对阅读的态度，由城中人们共同决定，但一定离不开行政责任者投入的热情如火、对阅读的钟情和崇敬。

最后，我想提到的是徐雁先生，在本文写作之前，他来青岛开会，带着一个磨损无光的古早皮质大包，塞得鼓鼓囊囊、四四方方，我一直在猜里面装了什么，读了《领读南京》的采访稿，便知道大概率是书。多年前，导师王余光先生从武汉大学调到北京大学时，家中藏书装了一个集装箱，原来徐雁先生从北京调到南京也用了一个集装箱运书，平日只看到他一身潇洒，恰如“雁斋”中的匾额所书“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的气度，原来都是“手提肩扛”来的无数旧书刊所滋养的。何其幸运，能在耳提面命中被先生们“领读”，这领读最奇异的功效，是让我从爱书的灵魂，变得如他们一样，开始兼爱书的躯壳——还记得读书时跟随肖东发先生开会，我嫌主办方送的书太沉，就悄悄丢在椅子上，但还是被目光如炬的肖先生瞥见，当时没说什么，后来他终于忍不住，说了我好几次。但那时，我以为书籍即将被数字化轻盈地取代。

说什么阅读危机？论什么书籍消亡？几十年前，叶圣陶先生在寄往南京的家书中写道：“兆言去玄武湖养花的事情究竟进入到哪一步了？”如果叶兆言做了玄武湖畔的养花人，就不会有《南京传》，也不太会有《领读南京》。

领读一座城，领读一代人，领读，是我们进入数字时代的方式之一。

（作者系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