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I绩效困境下，社区慈善的出路在哪？

编者按：“500元保障一名学童半年营养午餐,1000元维持乡村图书角三月运营”。此类工业化生产逻辑下的量化指标与可视化成果，固然塑造了科学实践与有效公益的创新样本，却也催生出了社区慈善价值内核与真实需求相脱节的“悬浮”危机。《公益》集刊第2辑收录的《社区慈善：从 KPI 到以信任为基础》一文，作者王筱昀对已有的KPI主导的慈善资助模式予以反思，提出以信任为基础的社区慈善工作模式。我们期待，本文能帮助公益行业资助者们破除单一的、以KPI评价项目成果的思想藩篱，想象一种本土行动者创造与共建社区的可能。

社区慈善：

从KPI到以信任为基础

作者：王筱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管理和公益慈善。

摘要：社区慈善以地域为基础，以赋能社区行动者和社区自组织为工作方法，代表着自下而上、本地主义的实践理念。但是，现有的评价体系以自上而下设定的关键绩效指标（KPI）为主，忽视了对社区的人与关系的考察。本文批判了KPI主导的资助模式，反思了在不确定的风险社会，科学公益以及理性主义的局限，提出以信任为基础建构社区慈善。本文以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和科罗拉多信托基金会为例，分析了基于信任的慈善的实践路径，探讨了如何在信任一线行动者自由探索的同时保持战略指引，如何将基于信任的社区赋能的评价体系与基于KPI的循证评估体系相结合。最后，文章总结了基于信任的慈善在社区慈善中的适用性。

关键词：社区慈善 关键绩效指标 信任 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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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区慈善，顾名思义，是以特定地域为基础的慈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从空间限定上理解社区慈善，它代表着一种自下而上、本地主义的实践理念。它警惕傲慢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和精英设计，依赖本地知识、本地领导力和本地资源是其恒定的价值内核（Doan, 2019）。

社区慈善的核心能力在于社区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并在过程中赋能于“人”。理想的社区慈善组织应处于社会网络的“结构洞”位置，使原本没有联系的、不同圈层的个体或群体彼此相连，以实现资源整合。这就要求社区慈善组织拥有丰富的本土知识，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政府、企业、居民、学校、其他社区单位等）建立长期互信关系，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和语言习惯。如此，社区慈善组织才可能挖掘并赋能行动者。换言之，社会资本——关系与信任是社区慈善组织最重要的资源，而社区慈善组织对社区的嵌入程度、能否激发人的内生动力是其能力的重要考量。

但当下社区慈善的资助和评估忽视了“关系”，而是以衡量短期成效的KPI量化指标为导向，政府的项目制以及基金会和企业资助的产品化逻辑都要求社区组织实现KPI。KPI的常见指标包括活动次数、参与人次与志愿服务时长，在财务上严格控制活动成本，在项目设立之初就需要完整提交所有活动方案，不允许调整和变动，更多强调短期产出而非长期影响力。设立KPI的根本动因在于，资助方希望增加项目产出的确定性，让项目逻辑更加理性，结果更加可控。

当然，笔者并不是完全否定KPI的合理性。相反，在中国情境下，我们需要设置KPI，以促使公益组织更加透明，让捐赠者知晓公益的成本和成效，这样才能够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公益产品，提升公众对公益行业的认知度。但是，KPI主导的实践体系是不是社区慈善最适宜的实践方式？工业化流水线生产方式下诞生的计件工资制（数活动、点人头）能够正确激励社区慈善组织吗？为了防止公益资金滥用而设立的严格的审计规程，何尝不是另一种内耗和浪费，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仅仅以KPI来评估社区慈善的绩效，是否还有其他更合理的方式？

本篇文章基于对社区慈善核心价值和工作方法的认识，反思了基于KPI的资助模式的局限，提出了基于信任的慈善资助模式。文章的数据来源于笔者对社区慈善和社区基金会近十年的观察与思考，与十余家本土社区慈善资助者的深度访谈和交流，以及对海外文献档案的整理。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从文献和理论角度阐述社区慈善的概念、KPI模式的困境以及以信任为基础的慈善的特点。第二是通过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和美国科罗拉多信托基金会的案例分析，阐述了基于信任的慈善的实践路径。第三，文章对从KPI到基于信任的慈善模式转型进行分析、反思和总结，论述在社区慈善中实践基于信任慈善的必要性。

01

KPI导向的慈善资助模式困境

(一)社区慈善概念

在西方语境中，社区的边界是模糊的，大至全球、国家，中至城市、乡镇，小到村落、邻里。在中国，人们所理解的社区通常局限在较小的地域范围，其特殊性在于，社区不仅是居住场所，也是中国最基层的建制单位（吴晓林，2020）。中国的社区带有浓厚的行政权力建构色彩，体现了国家改造社会的意志。因此，中国的社区慈善，特别是在官方的文本里，尤其强调为社区服务，以补充社会福利和公共财政的不足。例如，2015年民政部印发的《关于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指出社区慈善的目的在于“协助做好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有关工作”，（民政部：《民政部关于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2015，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1月4日）遵循居民点单、政府统筹、社区社会组织供给的工作逻辑，具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色彩。

为社区服务是社区慈善的应有之义，但社区慈善更重要的内核是社区赋能、本土民间力量的参与和居民自治。已有研究表明，缺乏内生力量支撑的社区慈善项目是无效的、不可持续的。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基金会的资金，如果没能激发本地力量，必然悬浮于社区真实的需求，在资金离场之时人走茶凉（Hammack & Heydemann, 2009; Watkins et al., 2012）。但是，对“服务社区”的单向强调极易导致对居民的保姆式服务，使公众遇到任何事情都诉诸行政体系，而行政体系将压力进一步传导至社会组织，其结果就是基层负担的进一步加剧，以及社区组织的行政化。

因此，笔者采用学者Dana Doan（2019）的社区慈善定义，强调社区慈善不是组织形式，它代表着一种自下而上、本地主义的实践理念。社区慈善的精神可以在传统的邻里和宗族互助中找到，也被赋予了现代慈善的外壳，包括社区基金会、社区基金、时间银行、捐赠圈等。它可以有千变万化的组织形态，但其价值内核是恒定不变的，互惠 （reciprocity） 、团结 （solidarity） 、透明 （transparency） 、责任 （obligation） 和信任 （trust） 构成了社区慈善的价值准则。反对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和精英设计，依赖本地知识、本地领导力和本地资源是社区慈善区别于其他慈善形式的显著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社区慈善与参与式慈善、草根慈善有着共同的价值理念。社区慈善本质上不是产品导向，而是赋能导向，通过挖掘行动者、构建好的社区关系生发出好的产品和服务。

(二)社区慈善的KPI困境

社区慈善依赖人的培养和良好社区关系的建立。但是，资方普遍采用严格的KPI来衡量社区慈善的绩效，这导致了社区慈善真正价值内核的“悬浮”。学者陈锋 （2020） 指出，KPI之下，社会组织的行动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取向，体现出事本主义的特征，即仅仅关注契约中涉及的服务，甚至仅仅是活动，以便留痕，凡事以达到评估指标为目的。对回应居民需求、构建长久的社区网络缺乏兴趣。许多社会组织没有明确的组织定位，而是完全根据政府需求整合资源，甚至充当“中介”角色，进行服务二次发包，从中赚取差价。同时，频繁审计和报送材料的要求，使社会组织负担了高昂的行政成本，无暇深入社区开展工作。在KPI主导的资助框架下，社区中人的真实需求被忽视了，社区组织不是在建立社区关系，而是利用社区关系达成KPI，最终造成了社区的信任危机。

尽管许多资方已经意识到KPI导向的绩效评估的问题，但其背后的价值观——科学公益作为现代公益的核心价值观，仍具有强势的话语权。科学公益理念伴随着洛克菲勒、卡耐基创立的现代基金会向全球推广。它有意将自己与传统慈善区分开来，强调关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寻求系统性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Sealander, 2003） 。在进步时代，基金会资助了大学和研究机构，借鉴自然科学的逻辑发展社会科学方法以诊断和剖析社会问题。科学研究讲究证据，因此循证评估也成为慈善界的主流做法，即采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采集足够的数据（特别是量化数据）以证明项目的成效。SROI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社会投资回报率） 和RCT （Random Control Trial，随机干预实验） 是其中两个极致代表。前者将慈善的投入和产出货币化，以呈现项目的经济收益 （Lingane & Olsen, 2004） ；后者仿照医学实验选取实验组与控制组，进行前测和后测，以验证项目的效果 （Banerjee et al., 2016） 。循证评估依赖于第三方收集的客观数据，将主观因素排除在外。在管理层面，慈善界广泛借鉴了商业领域的经验，管理主义渗入慈善领域。逻辑模型 （Logic Model） 被广泛应用，资方不管项目处于哪个阶段，都要求社会组织按照“社会问题—变革理论—干预方式—产出”的逻辑链条呈现项目方案。这些项目被要求包装成产品，让捐赠者知道自己付的每一笔钱的具体收益，诸如“500元就能够给一个孩子提供半年的营养午餐”“1000元支持一个乡村图书角三个月的运营经费”，这些话术容易被消费主义的时代接纳，在互联网平台上能够更快转化为现金和流量。组织成为一台精密而理性的机器，在既定的轨道上运作，而数字化时代的技术控制又进一步强化了管理主义 （Hwang & Powell, 2009） 。科学公益反映了理性化思潮，这是工业化时代的特征。面对KPI和与之相伴的循证评估造成的实践困境，我们首先需要打破观念壁垒，为理性主义祛魅。

(三)理性主义的祛魅

自韦伯将理性化作为现代化的本质命题以来，对它的批判就从未停止。韦伯指出，科学技术不但很难走向真理，还可能让我们离意义越来越远。现代社会创造了“理性的牢笼”，在科层制组织中，人成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工具理性替代了价值理性（Weber, 1978）。齐格蒙·鲍曼甚至将现代文明的极度理性与纳粹大屠杀联系起来，在精密设计的杀人组织中，每个人完成其中一个环节，就像完成一份例行公事。他们不需要直接面对结果，无需反思，回避了良心的拷问（鲍曼，2022）。

哈耶克则是反思了自上而下的计划与控制。他认为在有限的理性下，完全依赖计划和干预创造合理的秩序，就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哈耶克反对绝对理性，崇尚自由。这里的自由不是放任，而是一种介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状态，是基于个体自发选择的“拓展秩序”。哈耶克言道，那些被长期实践证明对人类福利意义重大的社会制度，虽然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绝对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无论是科学知识积累还是技术进步，其获得与积累过程服从演进秩序而不是理性设计法则（Hayek, 2013）。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也阐述了类似观点。对技术进步的执念，以及工业化中追求的持续的线性发展、对人与环境的极限控制，使国家将类似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全面应用于社会。但这些自上而下的社会工程、极端的现代主义想象，最终使社会付出了代价。

现代慈善本来就是对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索和尝试。因其对财富创造者的依赖，天然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视角（Zunz, 2012）。但是，慈善的危险之处在于，它甚至比政府更缺乏纠错机制。无论何种政体，不好的政策最终都能通过舆情和民意传递。相较于政治纠错而言，因慈善用的不是纳税人的钱，做的是拾遗补缺之事，做得好获得赞赏，做得不好也就不了了之。在缺乏刚性反馈机制的情况下，就需要更大的容错空间、更灵活的反馈调整机制。

进一步说，即使信奉理性主义，科学和理性也不等同于冷冰冰的数字。如休谟所言，任何因果推断都脱离不了人的感觉和经验（休谟，1997）。对项目效果的认定可以通过统计学识别，但它归根结底不是一个统计学问题。所谓循证评估的迷思在于，它过于依赖客观的指标，忽视了人的判断力，特别是一线人员的感知和判断。这种“指标固恋”构成了“指标暴政”，它用标准化测量取代基于经验做出的判断，认为一切不基于统计数据的判断都是个人的、主观的、自利的，是没有说服力的（穆勒，2020）。诚然，很多情况下，基于指标的决策的确优于基于个人经验的判断，特别是当从业者的经验过于有限，无法形成良好直觉时，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决策是有益的。但退一步说，缺乏经验的资助官员，无论给他们多完美的数据、多缜密的模型，依然会缺乏解读能力，数据和模型只不过为决策失误提供了逃避责任的借口。

同时，“指标固恋”也带来诸多风险，包括数据造假、指标与职业精神和专业判断的相悖、能被测量的东西大多不重要，以及显而易见的问题被漂亮的数据掩盖。权力从一线工作者集中到上层管理者和那些收集并操纵数据的人手里。这对实践者是致命的，他们成为为完成KPI的工具人，压抑了作为实践者的自主性和内生动力。可以说，资方通过KPI扼杀的，恰恰是他们希望从KPI中得到的。

(四)以信任为基础的社区慈善

近些年，国际慈善界越来越多地反思KPI主导的慈善实践，以及相伴随的不平等的资助关系和循证评估。美国的一位资深非营利从业者回忆，他年轻时曾担任一家非营利组织的秘书长，每周工作60个小时，常常写项目书到深夜。他认为这是一段“创伤经历”，忘掉自尊、放下脸面向资方要钱。有一次，一位资助者在会议上公开批评他没有好好准备项目书，还有另一些场合，他根据这位资助者的兴趣精心设计了项目书，但未得到一分钱。资方很少承诺长期资助，一位新上任的项目官员会突然中断一个持续多年的合作，导致机构预算减掉三分之一 （Salehi, 2024） 。非营利组织的一线从业者需要为所谓的“结果导向、循证管理、有效慈善”一遍遍修改项目书，为实现资方定下的KPI疲于奔命。在以推动社会公平为使命的公益行业，资方对一线社会组织的“霸凌”又在复制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改变社会的激情被消磨殆尽。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非营利实践者提出了以信任为基础的慈善 （trust-based philanthropy） ，破除对量化指标的迷思，尊重一线实践者的直觉和判断。以信任为基础的慈善有深厚的传统，早在20世纪中叶，西方的社区基金会和民权运动者就致力于倡导更加平等、注重多方参与的实践路径。它本质上是一种向下赋权的模式，相信一线行动者能够更好识别社区的需求和资源，提出更接地气的问题解决方案。因为信任，资方以谦虚的态度，与行动者共同学习，尊重他们的专业能力和经验。资方与行动者之间建立起更加平等、健康的关系，进而推动非营利组织生态的良性循环 （Faella & Roberson, 2024） 。

在方法层面，基于信任的慈善强调资方与行动者间的对话与互相学习，其核心策略包括：给予持续多年的、非限定的资助；给予组织能力建设资金；尽可能简化繁琐的审批流程和文牍工作。面对项目执行中的挑战，资方不是简单将责任推给一线，而是共同反思的项目成败，探索解决之道。 （参见AVPN, Unlocking Lasting Change: Trust-Based Philanthropy for Maximum Impact in Asia）

当然，对于一般资方而言，持续给予行动者长期非限定资助显得过于奢侈。因此，基于信任的慈善也不拘泥于具体的方法论。它所强调的是在资助层面给予灵活的空间，及时回应行动者发现的新需求，与行动者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基于信任的慈善也不等于不要评估、不需要对资方负责，它只是强调摆脱纯粹基于量化指标的评估和监督，以访谈、参与和多元视角来看待项目的效果。评估指标可以由资方与行动者共同商议得出，以避免自上而下的“指标暴政”，充分吸纳行动者的知识和经验。行动者不再是为资方打工，完成既定的KPI，而是共享项目成果，将更多精力放在提升服务质量而非应付资方的需求上。

基于信任的慈善模式在底层价值观层面与强调人与关系培育的社区慈善相契合。毕竟，缺乏对一线行动者的信任，赋能便无从谈起。不过，对于项目官员而言，相比于有明确的KPI，基于信任的慈善实际面临更多的责任、压力和不理解。本土的社区行动者是否真的值得信任，他们能否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出资人是否能够接纳，允许短期的失败和调整？如果不依赖KPI，应如何识别有效的项目？针对这些疑虑，本文通过广东省千禾社区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千禾）和美国科罗拉多信托基金会两个案例，探讨从资方的角度，如何开展基于信任的慈善。基于信任不等于完全放任行动者，资方仍然需要明确的战略指引和清晰的评价体系，其难点在于把握其中的平衡之道（polarity management） 。千禾的案例呈现了社区慈善“投资于人”的资助策略，应给予实践者多大的信任？如何给予信任？案例呈现了特定战略领域与鼓励一线行动者自由探索的平衡。科罗拉多信托基金会的案例呈现了基于信任的社区赋能路径与基于KPI的循证评估路径的平衡，强调KPI和基于信任的模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有效互补。

02

案例研究

(一)广东省千禾社区发展基金会

2006年，千禾的创始人之一、从地产商转行全职公益人的刘小刚女士开始以专项基金的形式支持社区行动者。随着2009年基金会注册门槛降低，刘小刚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朱健刚共同发起成立了广东省千禾社区发展基金会。千禾定位为资助型基金会，以发展社区慈善、支持社区行动者为使命。在成立之初，千禾的资助对象涵盖全国范围内的社区组织和行动者；在2012年，千禾决定聚焦珠三角地区的社区，重点资助问题较为突出、行动者较为活跃的流动人口和环境保护两个议题。是年，社会组织的政策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公益创投大力投入资源建设社会组织，企业也积极成立基金会。在社会组织密集涌现的背景下，千禾需要更精准地定位自己的生态位。于是，在坚持社区基金会“本地资源、本地利益相关者和本地解决方案”的前提下，千禾强调了基金会的“区域视角”：一是对珠三角地区内外的资源进行整合，成为资源动员和连接的引擎，以支持本地社区的发展；二是强调社区领导力，在本地社区扮演枢纽的角色，加强研究和协作能力，拥有对本地社会的深度知识，为社区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三是建设议题网络，找到社区关键问题，通过提升社区参与和公共意识，以回应社区问题。

在资助理念层面，千禾从一开始就采用了以信任为基础的慈善资助模式，他们相信“投资于人”，愿意给予草根组织非限定资金支持。基金会为他们提供阶梯型的资助。从萌芽期的5000元，到一年5万~10万元的组织能力建设资金，还有丰富的小额项目资金可供选择，帮助新手期的行动者度过资源最匮乏阶段。

在聚焦关键议题的同时，千禾希望保持足够的议题开放性，这体现在基金会内部管理架构的设置上。千禾设有三个部门，项目管理部聚焦流动人口和环境保护两个重点领域；能力建设部支持行动者自由探索文化保育、社区艺术等前沿议题，培育行动者网络；合作发展部负责筹资，包括设立专项基金和捐赠人建议基金 （donor advised fund） ，维护与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千禾采用了青色组织的架构，它基于同侪关系原则运作，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工作有决策权，也通过与他人的协作来获得所需的支持。青色组织区别于传统的金字塔形的科层制，各个部门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员工可以选择与其他部门的伙伴组成临时工作组。例如，当能力建设部的员工发现新议题，他们可以与合作发展部对接，寻找合适的捐赠人，合作发展部也会与项目管理部与能力建设部的同事沟通，以满足捐赠人的特定需求。各个部门独立决策并承担筹款责任，秘书长无需事无巨细进行管理，更多起到了沟通支持、链接外部资源的作用。在千禾每年2000多万元的资金盘子中，有300万元的非限定资金，主要用于能力建设部去支持新的议题和行动者。给予自组织小额资助、支持社区活跃的青年人是基金会一直坚持的理念，“如果基金会的战略一直不聚焦，就没法聚合影响力，但如果只顾着聚焦，就看不到这些新出现的可能”。 （ 引自千禾基金会能力建设部的项目官员黄励的访谈） 合作发展部的筹款也分为两个模块，他们将成熟的项目推向企业和公众进行筹款，也会为成长期的行动者投入种子基金。聚焦与开放的结合，有利于基金会找到业务增长点。

千禾在社区资助方面积累了成熟的工作方法。他们的方式不是发布招募公告，让行动者来申请，而是主动去社区寻找。挖掘行动者一直是做社区资助的重中之重。能力建设部项目官员黄励谈到，她会通过组织公共讨论、分享会和公益课程，识别新的行动者和议题，对社区中的行动保持洞察。

现在普遍的方式是花钱做活动，KPI定死了，比如5万做20场活动，每场覆盖20人。但究竟这400个人里面，有哪些是特别关心公共事务的，识别不出来。所以我们倾向于做一些有深度、有议题指向的沙龙。我可以播个纪录片，看看哪些人会来，或者组织个性化学习和走访，通过学习使其迸发更多想法，催生进一步行动的意愿。

当发现优秀的行动者，黄励会及时提供合作的机会。

我的工作方式很灵活，可能会先请他做一个调研，不是一开始就定下资助目标。小额资助不是去写申请表，而是去接触伙伴。如果只是发布公告等人来，多半吸引来的都是成熟的行动者，也只有他们知道你，能走到这一步需要很多前期工作的铺垫。

在评估人才的时候，她反思了现在普遍执行的专家联合评审机制，“投资于人，很难通过打比赛的方式，而且专家评完了，以后也不会跟进”。他们更多采用推荐和内部评审相结合的方式，“我们需要通过小额资助看到人，社区资助不能离开对人的观察。他与你的相处和合作，激发了怎么样的想象，他的公共性和使命感如何？这是需要去评价和预测的。我们不能期待小额资助马上给社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只看当下，要看到行动的萌芽和种子。”基金会在推荐之前会做大量的调研和连接的工作。

这是看不到的工作，需要耐心去等待。对伙伴，我们不能说一定要达到什么KPI，我们需要信任他们，允许失败，就算失败了，损失能有多大呢？没有基本的信任做不了社区资助。如果你对我一点不信任，我和我的伙伴都不可能这样工作。我们要花时间去识别伙伴，就跟谈恋爱一样，他们不行只能说明我眼光不行。

对草根组织的非限定资助帮助千禾建立了广泛深入的社区行动网络，这种策略，与单方面强调公益产品的互联网筹款逻辑不同。千禾也曾经考虑将自己的资助项目包装成产品，但很快意识到了基金会的底层逻辑与产品逻辑间的矛盾：

我们曾经上过腾讯99公益日筹款，但很快就意识到，我们是不擅长开发产品的，我们有的是和行动者的关系，是对人的培养。当你接触互联网筹款，还是带有很强的产品色彩，有标准化的要求，比如多少钱办多少场活动。他们不管社区的根基是什么样，也不在意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基金会在引入资源的时候，首先会考虑这些资源会不会破坏关系。很多时候，办活动的资源未必能带来关系的建立，反而是一种消耗。千禾有一定的社区基础和社区伙伴，有一定的独立性。在一些完全没有基础的社区，这些资源就像大水一样冲破（社会关系网络），有资源就做活动，没有资源就没有活动。其实，不管做什么议题什么活动，都需要往社区发展和人才培养里面投一些钱的，不能只做享受红利的事情。

同时，千禾也在不断根据本土情境调试资助策略。一方面，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一线伙伴的确对于社区有更敏锐的嗅觉，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草根组织非常弱小，生存困难，而且在规模化、产品化话语的裹挟之下，也容易对自己的价值观和使命产生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信任的慈善并不是教条地提供非限定资金，而应在钱之外，去回应行动者与社区的需求。因此，千禾作为社区基金会的挑战，是如何发挥社区领导力，作为一个“共创者”，与一线行动者一起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这对千禾本身的组织能力和员工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毕竟作为一个以赋能社区为价值导向的组织，如果员工自身缺乏清晰的价值观和专业能力，就无法有效赋能社区行动者。

通过对千禾案例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如何投资于人，以及基于社区关系营造良好的社区生态。千禾尝试平衡聚焦两大战略领域与开放性的资助探索，它也在捐赠人与行动者之间进行话语体系的转译与沟通，去平衡不同资方的方法和风格。当千禾与看重短期成效的资方合作时，他们会帮助伙伴完成量化的评估指标，也会倡导自己的价值理念，让资方更加注重人的价值和网络搭建。归根结底，对于社区行动者而言，完成KPI并不难，难的恰恰在于无法被量化指标评估的部分——社区关系的建立、内生动力的激发。

我们不希望行动者只是为了拿到钱，而去迎合基金会的要求。实际上，社区很难在一两年内改变现状，但重要的是做事的人，你要信任他们，让他们持续地去行动。（以上引自黄励的访谈）

同时，千禾尝试兼顾开放与聚焦，在鼓励一线行动者自由探索的同时，发挥社区领导力。对于千禾未来的发展而言，如何筹得更多非限定资金，给予基金会和行动者更多自由探索的资源，以及提升组织自身的能力是发展的关键。

(二)科罗拉多信托基金会

1985年，美国医疗资本集团AMI收购了丹佛的非营利医疗中心PSL。由于非营利组织资产锁定的要求，科罗拉多信托基金会 （本案例基于Easterling与Main（2016）的研究整理而成。）（翻译自Easterling 与 Main（2016）的研究） 成立，以承接收购的资本金，继续践行非营利的社会使命。基金会成立之初获得保本基金1.24亿美元，是当时科罗拉多州第二大私人基金会。基金会理事会的成员大多来自原PSL的管理层和医生。

科罗拉多信托基金会的早期资助缺乏战略性，而是被动地回应申请，缺乏重点和统一的资助逻辑。在第二任CEO约翰·莫兰 （John Moran） 的带领下，基金会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金会对科罗拉多州的卫生健康状况进行了整体调研，确定了战略资助方向。

但在资助模式上面，基金会的领导层出现了分歧。一部分领导人认为，应该采用以信任为基础的慈善模式，赋能社区行动者自主探索。前期的调研报告也支持了这一路径——不少实践者在焦点小组访谈中提出，他们被排除在政策过程之外，难以输出有益的经验和做法。但是，大多数理事会成员并不认可这一路径。他们多是医生或投资公司的高管，职业思维已习惯通过严谨的科学实验和量化数据进行决策和评估，因此更倾向于让基金会去执行有科学证据支持的公益项目。这两条路径代表了非常不同的资助哲学。前者相信本地行动者的智慧，通过自下而上的探索与合作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后者则强调科学严谨的循证评估，以识别和推广被研究证明有效的项目。表1呈现了两者的差异。

表1 基于信任的慈善与循证评估的比较分析

基金会内部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决定两条腿走路，根据两条路径各自设计项目。科罗拉多健康社区计划 （Colorado Healthy Communities Initiative） 采用了基于信任的慈善模式，鼓励不同立场和身份的利益相关方和行动者，按照WHO提出的健康城市标准制定方案。基金会专门聘请了专业人士来组织讨论，促进共识的达成。基金会前期拨付了450万美元，分5年执行，后期将预算增加到880万美元，共29个社区参与。在讨论中，社区行动者提出的方案大多不是短期行动策略，而是建立社会资本、提升公众参与、培养社区领袖、促进合作网络建设等长期的基础性工作。

基金会为每个社区准备了8000美元的专家咨询费用，以提升规划的质量，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社区愿意花这笔钱。在社区最终拟定的方案中，有的做得十分细致，有的则简单粗放。不过，基金会还是尊重社区决策，给各个社区各批了10万美金的执行费用。

地方性探索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效，一些社区新建了家庭卫生中心、健身设施，甚至新成立了一家社区基金会，还有一些行动者把参与式的理念复制到其他地区，这些都是在基金会预料之外的。但是，这一路径也存在不少局限，行动者聚在一起讨论，更多基于个人和机构偏好，缺乏统一的思路和框架，难以产出总体性的战略。对共识的要求也让一些行动者不敢提出太大胆创新的计划。基金会原本希望通过多元主体的对话找到共识的解决路径，但是这一构想难以落地。社区究竟是否有能力自己定义并解决问题？也许有，但需要长期的磨合和训练，以及走出各自思维定式的意愿。

到了1995年，基金会决定在社区赋能的同时加入KPI，与行动者共同确定需要达成的关键指标，以测量和追踪社区卫生发展状况。通过评估和追踪，行动者和资助官员能够更有方向感地投放资源。行动者仍然可以自主决策，但是受到了评估指标约束，有了绩效底线的要求。有数据支撑的实践能够更好地将成效传达给政策制定者。

与社区赋能路径同时探索的还有基金会基于循证评估的项目。基金会开展了护士家访计划，由护士取代没有医学学位的育婴师进行家访，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证明项目的效果。理事会认真评估了随机对照试验的风险和收益：如果实验无法证明护士家访项目的效果，基金会的钱就打了水漂，但如果证明有效，就可将这一做法推广全国，极大提升基金会的声誉。经过权衡，理事会同意了这项高风险、高收益的计划。为了保证护士家访计划的推广，基金会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邀请当地医疗机构领导、卫生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参与了实验设计的过程。基金会还邀请了不支持护士家访计划的实践者一起追踪这项研究，希望通过数据，改变他们对项目的看法。

但遗憾的是，耗费巨资完成的随机对照试验并没有证明项目的有效性，这引发了社区实践者的不满。随机对照试验耗费了700万美金，这笔资金本可以用来支持更多在地探索。

通过这次实验，基金会逐步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科罗拉多州100多个家访项目是不会因为这个研究的结论而有任何改变的。大部分实践者没有条件执行护士家访计划，社区找不到那么多受过完整医学训练的护士，更不用提偏远的农村地区了。为了保证变量控制，实验设计的干预措施与真实的实践也有较大程度的偏离。

在此之后，基金会引入了自下而上的社区赋能策略。与其通过数据说服本地实践者采用护士家访模式，组建学习小组、分享研究资料、引导实践者反思能够带来更大的改变。基金会支持了5个学习小组，有30家机构参与，经过了2年的学习互动，实践者受益颇丰。基金会意识到，要让项目被本土实践者所接受，应该倾听他们的意见，让他们真正理解并认可。

科罗拉多信托基金会的实践证明，单方面赋能社区实践者，或者单方面依靠循证评估都有明显的局限，前者完全抛弃了量化数据和研究，难以进行战略聚焦，也难以追踪和评估成效。后者把行动者当成执行的工具，一厢情愿地认为数字本身就足以改变行动。针对两种路径的问题，科罗拉多信托基金会进行了回应性的调整，中和了自下而上的赋能和自上而下的循证评估，在尊重一线行动者的同时引入量化评估，在赋权的同时坚持战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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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在调研中，笔者遇见了多位长期从事社区资助的基金会项目官员。当我询问他们，这些年的资助有什么经验和教训时，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那就是一定要留空间给做事的人，“不要带着你认为好的东西下去，主观意愿不要太强，放手给伙伴做，他们所做的会超出你的想象”。 （引自福建省恒申慈善基金会项目总监袁琳的访谈）

基于信任的慈善模式在国内与国际上被广泛实践。在印第安纳州，礼来家族慈善基金会 （Lilly Endowment） 采用赋权社区的资助策略，他们相信本地智慧，几乎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支持了印第安纳州94家社区基金会和社区基金，给予他们长期、充沛的资金支持。在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发展的早期，乐施会慷慨地给予了非限定的组织建设资金，并根据机构发现的社区需求增加资助、调整方向。恒申基金会做了多年支持乡村妇女赋能的项目，农村妇女很难按要求提交完整的项目书，或按照基金会的话术呈现项目逻辑，但她们对项目的参与本身就是赋能，一些妇女也表现出令人赞叹的创造力。

学者阿诺·艾布拉欣 （Alnoor Ebrahim） 基于社会组织不同的业务模式，提出了四种评估模型 （Ebrahim, 2019） 。第一类组织采用利基战略 （niche strategy） ，即针对特定问题直接提供产品，典型的例子是救灾物资发放、为山区儿童寄送温暖包、老人送餐等服务，这些服务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流程提高效率和质量，适合用KPI的方法进行评估。第二类组织采用一体化战略 （integrated strategy） ，即项目有着清晰成熟的干预逻辑和变革模型，可以将项目目标拆解为任务指标并根据结果进行赋值，这一类组织也适合采用KPI对合作方进行评估。但是，结果导向的KPI的评价体系对于采用应变型战略 （emergent strategy） 和生态系统战略 （ecosystem strategy） 的组织就未必完全适用。应变型战略的典型代表是政策倡导类组织，生态系统战略的组织包括基于地域或者议题的枢纽型组织。这两类组织的共同特点是没有清晰、明确的实现结果的路径，需要机构针对不确定的环境及时调整。同时，在评估过程中，采用这两种战略的组织也难以确证其因果链条，例如政策倡导成功有赖于政策窗口的打开和多方合力，很难基于结果评价组织的绩效，同样，生态环境的改善仰赖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即使社会组织做出贡献，也很难宣称功劳在我。因此，对于应变型战略的组织，应重点考察其把握机会的能力，而生态系统战略型的组织，则应从跨机构协同层面评价组织能力，这些能力较难通过量化工具和指标测量，但可以通过直接观察获得。

社区慈善资助方的战略类似生态系统组织，面对不可控的结果、不确定的环境和不清晰的因果链条，不能完全基于KPI建构评价体系，而应从组织集群生态和关系的维度考量工作的成效。枢纽型组织与行动者之间的深度合作关系是组织绩效的重要体现，组织对行动者的信任有助于调动本土行动者的创造力，促进生态的改变。

在中国情境下如何实践基于信任的慈善？我们看到，部分基金会已经开始尝试，他们简化繁文缛节，降低审计要求。但是，这一模式的落地仍然面临重重挑战，毕竟标准化的数据和流程是容易模仿的，但基于信任的慈善则高度依赖人的因素。在社区行动者普遍不成熟的环境下，资助方如何在给予实践空间的同时保持战略指引,如何平衡短期效果和长期收益,如何对组织进行评估以决定停止或者加大资助,以及本土的学习和讨论应如何开展，才能帮助行动者提升自身的能力？在组织内部，基于信任的慈善需要向下赋能，这意味着项目官员需要有自主权来筛选项目、确定资助金额，那么，应给予项目官员多大的决策权和灵活性？上述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无法一一详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的目的在于反思当前KPI主导的慈善模式，提出基于信任的慈善这样一种新的路径。也希望与实践者基于中国本土的情境，共同探索基于信任的慈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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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源：《公益》集刊第2辑

责任编辑：叶士华、吴中盛

编辑：侯淏雯

策划：李淑素

排版：姜 洋

审核：刘嘉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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