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顶替者到律师，罗彩霞：希望受害者不需大声呐喊就能解决问题

现在回想，我多希望当时能单纯通过法律途径要回身份，而不是被迫在网上曝光自己。每次看到有人实名举报维权，我都觉得心酸——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隐私公开，只为了讨一个本该属于自己的公道。

文丨新京报记者郭懿萌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李立军

►本文2700字阅读4分钟

“罗彩霞”，这个普通湖南女孩的名字，在2009年因“高考冒名顶替案”被刻进中国教育公平的里程碑。16年后，当“罗彩霞律师”的新闻登上热搜，人们发现，那个被偷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女孩，已然成为捍卫公平的执剑者。

从复读重考到辗转媒体行业，再到35岁跨界法考，罗彩霞用20年完成了自己的蜕变。鲜为人知的是，当案件尘埃落定，冒名顶替者被注销学籍、开除公职，其父因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后，罗彩霞依旧回避看自己的新闻，将新闻中的“罗彩霞”与真实世界中的自己分隔开。新闻中的“罗彩霞”意味着那段不快的记忆，只有朝前看才能继续生活。

今年4月，当罗彩霞在社交媒体晒出律师执业证书时，这个充满仪式感的举动引爆网络。人们称赞她勇敢坚强，是“现实版爽文女主”，同时也有其他被冒名顶替的人找到了她。

4月21日，她在朋友圈曝光了一起五旬辅警被冒名顶替上中专的旧案。这起30多年前的陈年往事再次引发热议，却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公众视野之外，还有更多“罗彩霞”藏在隐秘的角落，等待着一个迟来的公道。

教师、记者、律师

新京报：冒名顶替事件对你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多大影响？

罗彩霞：2009年事发时，我面临着拿不到毕业证、银行卡和教师资格证的问题。我通过在各大论坛持续发帖维权，特别感谢贴吧管理员顶着压力保持帖子置顶，最终引起媒体关注。我的故事激起大家的正义之心，一步步推着事情往下解决。

由于顶替者被及时曝光，我较快找回了姓名和身份证号，所以对我人生轨迹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

但是有很多被改变一生的人没有被及时发现。事发后那两年，不下十个人找到我说他们也被冒名顶替过，这些年断断续续也有新闻报道，有的人过了很多年才发现自己被冒名顶替。

曾经很抗拒媒体用“不幸中的万幸”形容我的遭遇，因为我不想要这份不幸。但后来真真切切看到那么多被偷换人生的人还在苦苦挣扎，我慢慢接受了这个说法。

新京报：你曾说原本梦想当老师，后来为何选择记者和律师职业？

罗彩霞：小时候的梦想是做老师，那是我和家人能接触到的最好的职业。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5个志愿4个都填了师范类院校。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做教务老师，后来因随爱人去成都发展，偶然联系到曾报道过我案件的记者，恰巧他们在招人，就这样机缘巧合进入了媒体行业。

大学毕业时发现了冒名顶替的事情，很多记者帮助了我，也让我接触到了这个行业。在我复读后报考天津师范大学的时候，第二志愿是新闻专业，但是差了一分。最后还是从事了媒体行业，冥冥之中可能也有一点命运在作祟。

做记者的时候，我挺喜欢做案件类的报道，也做过很多社会民生选题。我有时候会翻看以前的朋友圈，经常是凌晨几点钟在工作的记录，可见是真心热爱这个职业。

我如今定居在福建的一座小城，中年转行，能做的工作不多。选择法考做律师，也就是在一念之间。一方面是受媒体同行成功转型的启发，另一方面也觉得法律行业能带来更持续的职业发展，随着律师从业时间增加，经验和阅历都会提升。

教师、记者和律师，这三种职业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人生际遇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可能性。

淡化被顶替者的身份，向前看

新京报：父母对你职业选择的态度是怎样的？

罗彩霞：他们一直很开明。母亲常说“事业为重”，但在我遇到职业低谷时，也会安慰我：“家庭安稳就好，别太着急。”

父亲则在我最艰难的时刻给了我最大的依靠。当年打官司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他却毫不犹豫地说：“借钱也要帮你把官司打到底。”他们或许无法完全理解我的选择，但始终信任我，让我自己做决定。这份无条件的支持，让我特别感激。

新京报：现在还会想起被冒名顶替的事吗？

罗彩霞：在看到类似的新闻时会偶尔想到，其他时候基本不再想这个事了。这些年，我很少主动去看当年的新闻，只有朋友转发时才会匆匆扫一眼就关掉。对于不愉快的经历，遗忘或许是种自我保护，我也在努力减少它对现在生活的影响。人要向前看。

不过现在回想，我多希望当时能单纯通过法律途径要回身份，而不是被迫在网上曝光自己。每次看到有人实名举报维权，我都觉得心酸——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隐私公开，只为了讨一个本该属于自己的公道。

希望受害者不需要大声呐喊就能解决问题

新京报：你是怎么发现五旬辅警被冒名顶替的事情？

罗彩霞：他在我的社交平台后台留言求助，态度很诚恳，还会认真回复其他网友的问题，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让他提供相关证据，发现材料比较充分——顶替者已经被撤销了中专毕业证、医师资格证和执业证。他想争取合理赔偿，但立案一直受阻。

2021年“冒名顶替罪”首次入刑，但他的案件发生在1990年，距今已有35年。按照中国刑法“从旧兼从轻”原则，加上20年的刑事追诉时效，能否立案还需要法律界进一步探讨。而行政诉讼时效只有6个月，民事诉讼也很困难。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我曝光辅警事件当天，又有好几个人联系我，说自己可能是被顶替。如果属实，类似案例实在太多了。

新京报：从你被冒名顶替到现在，我国对于冒名顶替人员的惩处力度有哪些变化？

罗彩霞：据媒体公开报道，2009年在我的事情发酵后，教育部对中国高等教育学籍学历管理平台注册学籍的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据库清查，发现存在不少同姓名同身份证号的注册学生。这个数据很庞大，仅山东一省在2018年-2019年的学历清查中，就有14所高校公示发现242起冒名顶替案例，时间集中在2002年至2009年。

2021年“冒名顶替罪”入刑，首次以独立罪名明确法律红线，增加了冒名顶替者的成本，也体现了国家对于教育公平底线的捍卫，有一种威慑的效力。

新京报：你觉得冒名顶替这个事情怎样才能杜绝？

罗彩霞：现在随着个人信息全面联网，冒名顶替上学的技术难度确实增大了。我认为关键是要完善招生管理制度，实现录取、学籍管理等各环节的规范化和透明化，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

但必须承认的是，历史遗留问题仍很严重，我希望能有专门部门负责处理这类问题，让受害者不需要大声呐喊就能解决问题，不必借助媒体就能在当地解决。同时建议建立法定赔偿机制，为这些被偷走人生的人提供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需要时间，但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同样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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