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幽灵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利维坦按：

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气功热”吗？各种“特异功能”层出不穷，用耳识字，隔空取物，向月球发功……数千万人修炼气功，俨然成为了一门“显学”。这其中，也不乏科学家的种种背书，比如，1980年6月钱学森就曾明确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这之后，他还首创了“人体科学”的概念，并筹建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

时隔多年，我们当然会嘲笑其中掺杂的大量伪科学，但为何在当时会有如此众多的人笃信，甚至包括学者和科学家？要解释这一现象，其实我们可以拿分析哲学的发源地——英国，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奇观”来参考。

“假设读者已经熟悉超感知觉的概念……心灵感应、千里眼、预知能力以及心灵致动。这些令人不安的现象似乎否定了我们所有通常的科学观念……不幸的是，至少就心灵感应而言，统计证据是压倒性的……一旦接受了这些现象，相信鬼魂和幽灵似乎也不是什么太大的跨越。”

这些话并不是发表在某本晦涩的神秘学期刊上，也不是在某个秘密的灵异心理学会议上宣告的。它们也不是由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灵媒或降神会的参与者写下的。事实上，这段话的作者是艾伦·图灵（Alan Turing），计算机科学之父，它们出现在他那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1950）中[1]。这篇论文描述了“模仿游戏”（即更为人熟知的“图灵测试”），该测试旨在判断一台机器的智能是否能与人类的智能区分开来。

艾伦·图灵（1912-1954）。© The Alan Turing Institute

论文一开始设想了这个如今已广为人知的思想实验：一名人类、一台机器，以及一位提问者。如果提问者仅凭回答无法分辨出哪一个是人类、哪一个是机器，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它的智能无法与人类的心智区分开来。论文的大部分内容都在回应来自数学、心灵哲学，或是对计算机能力持怀疑态度者的各种反对意见。

但在论文大约三分之二处，图灵回应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担忧，这个担忧可能会干扰模仿游戏：心灵感应。如果人类与提问者之间能够通过心灵感应交流（而机器据说无法做到），那么测试就会失效。“在我看来，这个论点是相当有力的，”图灵说。最终，他建议，为了让测试顺利进行，实验必须在一个“隔绝心灵感应的房间”中进行。

为什么图灵觉得有必要谈论心灵感应？为什么他会将超感知觉视为对其思想实验的一个严肃反对？而他对鬼魂的奇怪提及又是怎么回事？

在20世纪初，英国人对于招魂术十分痴迷。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对降神会、死后生存、幽灵、预知和千里眼等现象充满兴趣。著名的灵媒，如欧萨皮娅·帕拉迪诺（Eusapia Palladino）、阿达·古德里奇·弗里尔（Ada Goodrich Freer）以及埃塔·瑞德特（Etta Wriedt），在欧洲各地巡回表演其能力，比如让桌子悬浮、与死者的灵魂交流，或产生“灵质”（ectoplasm）——一种神秘的半物质、半精神的物质，从灵媒身体的一个或多个器官中排出。当然，这些服务往往收费不菲。

“灵质”。©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1882年，一群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相关的学者成立了“灵学研究学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这是一个学术性组织，其目标是以科学的严谨态度研究这些现象。在其存在期间，该学会的成员中包括当时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比如作家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和物理学家约瑟夫·汤姆森（J J Thomson）。

这些成员在对降神会房间中现象的信念程度上存在差异。有些人非常坚定地相信这些现象，比如物理学家奥利弗·洛奇（Oliver Lodge），他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记录了他通过降神会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儿子的交流。有些人则更加怀疑，比如物理研究者、新纳姆学院（Newnham College）院长埃莉诺·西奇威克（Eleanor Sidgwick），或维恩图的发明者约翰·维恩（John Venn）。尽管他们对超自然现象的真实性认同程度不同，但这个由各种背景的学者组成的群体一致认为，这些现象值得严肃的学术关注。

灵质最终被发现其实是纱布，而悬浮的桌子被证实是用鱼线绑起来的。

大量职业哲学家要么加入了该学会，要么与其研究成果产生互动。伦理学家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埃莉诺的丈夫）是该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与弗雷德里克·W·H·迈尔斯（F. W. H. Myers）共同创办了学会，后者是“心灵感应”一词的发明者，也是一位异常投入的成员：据至少一份报道显示，他在死后仍通过各种灵媒传递信息，继续参与研究（可以说是极端版的“名誉退休教授偶尔回实验室”）。一些著名哲学家，如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F. C. S. 希勒（F. C. S. Schiller）都曾当选为学会会长。其他许多哲学家，比如梅·辛克莱（May Sinclair），也是该学会的普通成员。

出自弗雷德里克·哈德逊（Frederick Hudson）的幽灵影像集。© Met Museum, New York

亨利·西奇威克和 欧萨皮娅·帕拉迪诺（约1890年），由伊芙琳·迈尔斯（ Eveleen Myers）拍摄。©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该学会并没有与学术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关于灵异现象的讨论溢出到了当时最受尊敬的哲学期刊中。例如，1902年某一期的《一元论者》（The Monist）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灵还是鬼？》（Spirit or Ghost）的论文，作者为该刊主编保罗·卡鲁斯（Paul Carus）；关于死后生命、预知以及心灵感应的思考，也出现在《心灵》（Mind）、《亚里士多德学会会报》（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和《哲学》（Philosophy）等期刊上。

20世纪初不久之后，公众对灵学研究的兴趣开始减退。灵质被发现其实是纱布，之所以悬浮的桌子被证实是绑上了鱼线。“灵性橱柜”中，在几乎完全黑暗中出现的鬼魂，看起来可疑地像是穿着白袍的灵媒本人。但哲学界对超自然现象的迷恋仍在继续。即使灵学研究已被生物学、心理学与物理学系所边缘化，职业哲学家仍不间断地就其研究成果展开理论讨论。在学术哲学与灵学研究之间的共生关系中，没有比C·D·布罗德（C. D. Broad）更好的例子了。

查尔斯·邓巴·布罗德（1887–1971）曾任剑桥大学的西奇威克讲师（Sidgwick Lecturer）和奈特布里奇道德哲学讲座教授（Knightbridge 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他在伦理学和哲学史方面发表了大量著作，尽管如此，如今他仍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时间哲学家之一。他也是英国最早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哲学家之一。

查尔斯·邓巴·布罗德 (1930)，摄影：沃尔特·斯通曼 (Walter Stoneman)。©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翻阅位于三一学院的布罗德档案时，你会看到关于逻辑、形而上学和时间的笔记与他为朋友绘制的星象图、一些人关于见鬼经历的来信，以及他对各种灵异心理学期刊中论文的深入评论并排而列。这些材料在档案中实际上的共存，反映出布罗德的哲学思想与他对超自然现象的兴趣之间的双向影响。他的哲学观点影响了他处理灵异现象的方式——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灵异现象也反过来影响了他的哲学观。无论如何，他并不认为超自然现象是可以嘲笑的事物。

对灵学研究者来说，尤为引人关注的是“预知梦”——包含未来事件的梦境。

灵学研究学会曾两次选举他担任会长，分别是在1935年和1958年。在其职业生涯中，他发表了无数关于心灵感应、千里眼、顽灵现象、死后存续以及预知梦的论文。他的图书馆收藏着关于星体投射、占星术、人类不朽以及吸血鬼的书籍。在他自传的打字稿中，他写道：“我不知道[我的兴趣]是何时或如何开始的，但我几乎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对此没有兴趣。”

布罗德不仅在灵学研究的期刊上发表关于超自然现象的观点，也在核心哲学期刊上发表。他虽然因对灵学研究的兴趣而臭名昭著，但他关于该主题的写作，整体来看却相当模棱两可。在为灵学研究学会所写的文章中，他非常明确地表示相信灵异现象的存在。但在更为主流的哲学期刊中，他则采取了一种更为怀疑的语气，主要关注这些现象如果属实会产生的哲学含义。

他将哲学工具用于灵学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对“预知能力”（即预见未来的能力）的研究。灵学研究者尤其关注“预知梦”，即普通人在梦中经历的、包含未来事件的梦境。该学会自成立之初便对预知现象产生浓厚兴趣，而真正强化这种兴趣的是一本由一位学术圈外人士出版的流行书籍，该书对布罗德后来的时间观产生了巨大影响。

1927年，来自爱尔兰的航空工程师约翰·威廉·邓恩（John William Dunne，1875–1949）出版了一本名为《时间实验》（

An Experiment with Time

《时间实验》，1927年，邓恩著。© Public domain

序列论从一个前提开始：任何运动都必须发生在时间之中。例如，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时间点t₁时在某地，而在t₂时则在更远处。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将很难说这辆车在“移动”。但邓恩认为，时间本身会移动。说时间不动才奇怪。它不可能静止不动。（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弗卢[Antony Flew]指出，邓恩未能区分简单的空间运动与时间流逝的本质，这一错误最终导致他构建出一个荒谬的时间理论。）

所以，邓恩认为，必然存在一个“元时间”或“超时间”（hypertime），即一个描述我们所处时间流动的“时间之上的时间”。但这个“超时间”也必须流动（否则就不算是时间）。于是，就必须有第三重时间序列，如此递归至无限。邓恩相信，在梦中，我们的心智可以接触到这些更高维度的时间序列，其中一些包含未来事件。

这本书成为畅销书，数度再版，影响了20世纪的几位重要作家，包括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C·S·刘易斯（C. S. Lewis）、J·B·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和J·R·R·托尔金（J. R. R. Tolkien）。物理学家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曾写信向邓恩表示赞赏，该信后来被刊登在该书的再版中。公众对“看见未来”的概念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至于“邓恩之梦”（Dunne dream）一词成为任何预知梦的代名词。

相比之下，学术界对这本书多是嘲讽。倒不是因为邓恩相信预知梦（事实上，许多学者认为他所列出的梦的目录是整本书中唯一有价值的部分），而是因为他那套荒诞的时间理论。美国《哲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的一位评论者表示，这本书很难被认真看待；《自然》（Nature）的一位评论者甚至怀疑这本书是否只是一个恶作剧；一位不以为然的哲学家称序列论为“逻辑上的荒唐行为”。

布罗德是唯一一位认真对待邓恩的职业哲学家。三一学院收藏了布罗德拥有的邓恩著作的副本，书页边缘布满了他的详细笔记，包含如何修正序列论以及如何利用它构建对预知现象的哲学性解释的设想。他甚至在1935年于《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邓恩的独立论文 《麦克塔加特哲学批判》（Examination of McTaggart’s Philosophy, 1933–1938），邓恩在其中多次被提及。

布罗德处理了一个可以称作“预知的本体论难题”的问题。在20世纪上半叶，最广为接受的一种时间观是“涨块”理论（growing block theory），该理论认为过去存在，现在存在，但未来并不存在。这一理论与我们对时间的日常直觉相符，但在解释预知现象方面却面临特别的哲学难题。

假设我在梦中预见了下周六将发生的事情。如果涨块理论为真，那么下周六尚不存在。那么，我在梦中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我怎么可能看到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与邓恩的接触促使布罗德提出了最早的一种“超时间”理论。这类理论认为，时间具有两个（或更多）维度，就像我们所处的空间是三维的一样。在布罗德的观点中，其中一个时间维度具有涨块结构，在这个维度中，未来并不存在。但他提出，可能还存在第二个时间维度，在那个维度中，未来是存在的，因此预见到的事件就包含在其中。在预知梦中，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个维度。这是对邓恩逻辑荒诞的简化版本：布罗德摒弃了“时间本身要在时间中流动”的观念，也舍弃了“无限维度”的设想——两维时间就足够了。

虽然布罗德曾试图让邓恩的理论在逻辑上显得不那么荒诞，但他在三一学院的一位学生却将逻辑应用于心灵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卡西米尔·莱维的肖像，1937年。 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绘。© wikimedia

卡西米尔·莱维（Casimir Lewy，1919–1991）是20世纪最杰出的逻辑哲学家之一。他影响了整整一代分析哲学家，剑桥大学哲学系图书馆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莱维的本科学习期间（当时他已在《分析》期刊上发表文章），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对灵学感兴趣。但这一点似乎在1938年发生了改变。

1938年夏天，在进入本科最后一年学习之前，年仅19岁的莱维前往波兰扎科帕内，拜访波兰画家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齐·维特凯维奇（Stanisław Ignacy Witkiewicz），在他的画室里请他为自己作画像。维特凯维奇以对神秘主义和灵学的兴趣而闻名。他曾参加招魂会，并且在致幻剂影响下创作了许多绘画作品。

画家、作家、哲学家维特凯维奇， 1885年2月24日出生于华沙，1939年9月18日在听说苏联红军武装进攻波兰后，在波莱西（今乌克兰）的耶齐奥里村自杀。© Kultura Onet

那年夏天，维特凯维奇为卡西米尔画的粉彩肖像如今收藏于三一学院，并附在许多关于他的在线资料中，包括维基百科词条。我们不知道莱维在维特凯维奇作画期间具体经历了什么。但一年后，莱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开始撰写一篇关于心灵研究的博士论文。

这篇题为《对死亡之后存续的一些哲学考量》（ Some Philosophical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Survival of Death）的论文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威斯敦（John Wisdom）与G·E·摩尔（G. E. Moore）指导，于1942年10月提交，评审人为布罗德与心理学家塞西尔·亚历克·梅斯（Cecil Alec Mace），后者五年前曾在英国心灵研究学会发表F·W·H·迈尔斯纪念演讲。该论文标志着哲学介入心灵研究的新方法论的到来。在莱维撰写论文期间，语言分析已经成为主流。剑桥哲学家们如今更关注词语与命题的意义，以及经验数据在真理的形而上学中所起的作用。

莱维博士论文的第一句话便体现了这一新方法的典范：“‘我将在肉体死亡之后继续存在’这一命题有意义吗？”

在论文中，莱维运用语言分析方法，考察了关于幽灵的两种对立理论。第一种理论由布罗德于1925年提出，后来被称为“心灵因素”假说。布罗德提出：“我们所知的‘心灵’，是否可能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复合体，而这两个因素各自并不具备心灵的特征性质，就像盐是由两种物质构成的，但这两种物质本身都不具备盐的特性？”这一设想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心灵因素”可以在“物质因素”的肉体死亡后继续存在，甚至有可能以幽灵的形式显现。

但等到这些论文发表时，其中所有关于心灵研究的引用都被删去了。

莱维并不认同这一理论。他认为布罗德理论中缺失的关键问题在于可证实性标准。可证实性是当时一种流行的意义理论，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一个命题有意义，唯有在它可以被验证的情况下。例如，“桌上有一个苹果”是有意义的，因为我知道可以如何去验证它：我可以去看看桌上是否真的有一个苹果。相较之下，很多人认为高度形而上或宗教性质的陈述（比如“上帝是善的”）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应该如何去验证它们。莱维认为，这正是布罗德理论的问题所在：我怎么验证只有我的一部分在肉体死亡之后继续存在呢？如果是我来进行验证，那我必须在验证前后都是同一个个体，而不是我所谓的“两种因素”中的某一个。

莱维攻击的第二种理论后来被称为“心灵以太”假说。这是由牛津大学怀克姆逻辑学教授H·H·普赖斯（H. H. Price）提出的，他如今主要因其知觉哲学研究而知名。像布罗德一样，普赖斯也深度参与英国心灵研究学会的活动（他在1939年与1960年两度被选为该学会主席）。他在1950年代曾多次参加超心理学会议，并有一次服用致幻剂麦司卡林，想看看它是否能赋予自己超自然能力（结果没有）。

普赖斯认为，“心灵以太”是一种“介于心灵与物质之间的东西……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物质的，因为它在空间中有延展性……但它也具有通常归于心灵的一些特性。”普赖斯相信，一旦某种具体的心理图像生成（例如，当你看向一个苹果时，这个图像就在你心中生成），那么即使产生它的心灵死去，这个图像或许仍能在“心灵以太”中继续存在。在某些条件下，这些存留图像的某种集合可能会对通灵者或特别敏感的人显现为幽灵。

对此，莱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写道：

“说我在某一时间t拥有的某个特定意象在t存在，即是在说我在t时拥有它；而说我在时间t₁拥有过的某个意象在t₁存在，即是在说我在t₁时拥有它……因此，从逻辑上说，一个我在某一时间拥有的意象，在我停止拥有它之后仍然存在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它在我死后还会存在了。”

换句话说，意象本质上依附于它们被拥有的时间与行为。它们不可能在脱离这些时间与行为之后继续独立存在。

莱维批评的有趣之处在于，他认为布罗德与普赖斯理论的虚假性可以仅仅通过对逻辑与语言的关注来揭示。无需参加招魂会，无需测量从大脑发出的振动，也不必将通灵者置于超心理学实验室中。只要分析用于表达这些理论的词语（比如“心灵因素”与“意象”）的含义，就能证明这些理论存在缺陷。

尽管布罗德与普赖斯的幽灵理论存在缺陷，莱维却出人意料地得出结论：在某些非常具体的条件下，并使用非常具体的语言方式，“我将在肉体死亡之后继续存在”这一命题或许是有意义的。虽然这看起来像是在一个边缘话题中得出的极其谨慎的结论，但对于布罗德以及早期的莱维来说，心灵研究并不只是一个奢侈的业余爱好。它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他们“正式”的哲学观点。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布罗德在《 麦克塔加特哲学批判》中提出的时间哲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容纳“预知”现象而被塑造出来的。“心灵因素”的讨论嵌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心灵与其自然位置》（1925）中。他关于“基本限制性原则”的观点也受到心灵现象可能会违反这些原则的担忧所塑造。这些原则包括物理规律的有效性，或者在不需要耳朵、嘴巴或空气等物理介质的情况下发生心灵之间直接沟通的可能性。同样，莱维的博士论文也成为了他在答辩后不久发表在《心灵》和《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上的两篇重要论文的基础。

然而，这两篇论文有趣的一点在于，等它们被发表时，所有关于心灵研究的引用都被删去了。那些“鬼怪”元素都不见了。这并不令人意外。我们从莱维与布罗德、摩尔的通信中得知，等到他完成博士学位时，他（不同于当时已身为教授的布罗德与普赖斯）正拼命试图谋得一份学术职位。将自己与心灵研究联系起来——哪怕布罗德都曾称其为“鬼怪学科”——可能会带来太大的风险。

许多哲学家对超心理学与心灵研究的哲学探讨如今已被遗忘——或许是因为尴尬而被一笔带过。例如，《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仅仅用几句话提到了布罗德与普赖斯对超心理学的兴趣，而我自己即将发表的论文目前是唯一一篇专门探讨莱维在心灵研究领域所作工作的论文。

布罗德与普赖斯的同时代人中，也有些人认为心灵研究不值得哲学史学者关注。鲁道夫·梅茨（ Rudolf Metz）在其巨著《英国哲学一百年》（

A Hundred Years of British Philosophy

尽管梅茨如此轻视，但直到1950至60年代，许多哲学家仍继续致力于心灵研究的问题，尽管此时其他院系早已将其剔除出大学体系。这些哲学家包括安东尼·弗卢、玛莎·尼尔，以及其他被忽视的思想家，如C·T·K·查里、H·A·C·多布斯和克莱门特·芒德尔。据称，库尔特·哥德尔也相信来世的存在。

1956年，库尔特·哥德尔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Arnold Newman Properties/Getty

剑桥大学是分析哲学的发源地之一，该学派以摒弃思辨形而上学，并强调科学精确性与经验主义为自豪。但“鬼怪”话题，如心灵感应、死后存续与幽灵，在剑桥及其之外的哲学生态系统中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

这些主题促使许多对此感兴趣的思想家对时间、物质与语言的本质展开了新颖且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因此，当剑桥最著名的校友之一艾伦·图灵开始关注人工智能并做出他那个时代最具决定性的贡献时，他自然会被一个许多同行认为极为困惑的问题所吸引：心灵感应。

文/Matyáš Moravec

译/tamiya2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when-psychical-research-and-analytic-philosophy-shared-cambridge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tamiya2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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